刍论西方舆论对中东认知的二重性

　　摘要：认知的二重性普遍存在于不同文明的交流与沟通中，是以自身知识结构、价值标准对外部世界进行价值判断而出现的常见现象。认知二重性不利于文明间的相互理解，但也并不必然产生严重的消极社会效应。然而，因政治和经济利益需要，被人为利用和放大的认知二重性会加深不同文明交往时的误解，催生严重隔阂，乃至引发对立与敌视。西方对中东认知的二重性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出现异化，给西方和中东社会都造成了一系列负面后果。以平等、包容的姿态，通过更广泛的渠道展开直接交流，可以有效消减认知二重性的负面影响，有助于不同文明的相互理解，交流互鉴。

　　关键词：认知二重性 文明冲突 舆论建构 东方主义 中东　　

 

　　在西方媒体、出版物、影视作品中，中东一方面是人类文明和三大天启宗教的重要发源地，历史悠久，文化神秘且极具吸引力；另一方面，中东也是贫瘠、封闭、极端主义的代名词，原始、暴力和野蛮经常出现在西方描绘的中东形象之中。受此影响，西方舆论对中东的认知具有明显的二重性特征，对公众客观、全面了解中东社会及其所承载的文化构成挑战，也对西方与中东关系的健康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负面作用。遗憾的是，部分国家政府、组织和企业利用公众对中东认知的二重性，刻意加深人们对中东的刻板印象，为其自身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服务，使西方舆论对中东认知的二重性进一步异化，加剧了西方与中东社会的理解偏差和情绪对立，应格外予以关注。　　

 

　　一、西方对中东认知二重性的表现

　　西方对中东认知存在明显的二重性。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西方惯常以“俯视”角度看待其他文明，并根据现实需要对他者进行价值评判。由于在评判过程中赋予的“价值参考系”仍根植于西方文化，因此在评价他者时往往出现难以匹配的情况，导致对同一对象的评价会得出分裂乃至对立的差异性结论。

　　作为重要的地缘政治支点地区，也是西方世界主要的能源供给方，大部分中东国家与西方各国保持有良好的双边关系，部分国家与美、欧诸国历史联结深厚，现实中也有频密的政治、经贸和防务往来。官方层面，西方对于中东的描述较为正面，其积极评价主要集中于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虔诚笃信的宗教氛围、朴实乐观的社会环境等。然而在社会舆论和传媒层面，西方对中东的看法则较为复杂，且总体趋于负面。在文化领域，西方对中东秉持猎奇心态，以居高临下的视角审视中东文明，时而悠久灿烂，时而匮乏单调；在政治与宗教领域，中东形象多表现为限制性的、男性主导的、传统和压抑的；在经济与社会领域，中东形象更加两极分化，纸醉金迷与极度贫困并存；在军事与安全领域，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形象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通常情况下，好莱坞影视作品中东男性通常以恐怖分子或百万富翁的形象出现，[1]中东女性多以肚皮舞女郎、被宗教极端主义压迫的受害者形象出现，[2]这种刻板印象不仅在西方社会留下深深烙印，伴随着西方舆论霸权在全球范围的传播，生活在更广泛地区的人们也因此加深了对阿拉伯世界的“西方化”认知。

　　电影《独裁者》（The Dictator）是以刻板印象描绘中东的典型案例。影片由美国著名导演拉里·查尔斯（Larry Charles）执导，于2012年上映。影片描绘了一个虚构国家的独裁统治者，在来到纽约参加联合国会议时，因国内发生政变而流落纽约，在一名美国普通女性的开导和帮助下，发现了自己的潜力，并逐步转变思想成为了民主的支持者。该片呈现了西方对中东刻板印象的近乎全部细节：主角独裁者无知自大，其外貌形象和生活习惯与以“最后的贝都因人”自居的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雷同；独裁者的姓名“阿拉丁”完美诠释西方想象中的“中东风情”且具有神秘色彩；感化独裁者的美国普通女性开朗善良，秉持标准的西式价值观念，最终成功“开化”了一名闭塞愚昧的异域统治者，在“民主”的精神下实现了最终的完美结局。诚然，该片旨在政治讽刺，但其刻板肤浅的叙事，描绘的仅仅是一个西方想象中的中东，并展示了西方自诩的“道义责任”。事实上，该片拍摄及上映时，席卷西亚北非地区的“阿拉伯之春”促使地区多国进入艰难的政治转型期，复杂的教派角力、教俗冲突、大国博弈已明确说明了中东政治的复杂性。该片为描绘西方想象中的中东独裁者形象，完全无视众多地区国家的社会现实和已经实施的各领域改革。影片虽未明言指代中东社会，但却在每一个细节诠释中均暗示其中东特色，坚持突出阿拉伯人作为“亿万富翁”和“野蛮人”的老套形象。该片非但未能起到其宣称的讽刺现实政治的作用，反而进一步固化了西方对中东的错位认知。

　　有观点认为，西方在宗教、非传统安全领域对中东的看法并非偏见或刻板印象，而是对现实的“真实反馈”。特别是2001年的“9·11”事件，是促使西方社会上述看法成型的关键因素。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西方舆论对中东类似的描述倾向并非始自于2001年，在此前即已形成相对固化的“负面阐释传统”。西方传媒机构与影视制作人对中东理解上的偏差，要比外界的感知更为严重，产生时间也更早。例如，英国著名的中东事务记者罗伯特·菲斯克（Robert Fisk）在其 1997 年发表的一篇关注中东基督教少数派生存状况的文章中提到，“数以百万计的中东基督徒正逃离家园以避免宗教迫害带来的危机”。[3]然而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越来越少的中东基督徒外迁，反而选择留在当地采取更为灵活和理性的方式，改善同当地穆斯林的关系，并优化自身生存环境。罗伯特·菲斯克并非一名不了解中东的“局外人”，相反，他深耕中东地区新闻报道多年，对中东文化和社会现实有着深刻的见解。然而，出于有意或是无意，在其报道中仍能经常看到西方舆论对中东的传统认知和偏见，这不仅折射出西方舆论对中东现实情况认识的滞后性，也说明西方惯以自身历史经验僵化套用在其他社会，进而得出与现实相悖的结论。

　　作为上述现象的自然结果，西方社会对中东的认知愈发表现出彼此对立的二重性特征。一方面，由于对中东的关注度不断升温，西方民众得以更多接触到涉及中东社会的各方面信息；另一方面，由于大量信息仍被有意无意地片面选择及诠释，普通民众对中东的认知会在不同的价值导向下得出不同结果，促使认知二重性愈发严重。当二重性认知成为一种社会共同意识时，极有可能会进一步固化西方对中东的刻板印象；而公众也有可能会更容易同时接受二重性认知中的不同信息，进而促使对立的观点得以同时存在于社会认知中。　　

 

　　二、西方对中东认知二重性固化的原因解析

　　一个普遍的现象是，西方学者、媒体机构视中东为相对于西方的“异己”和“他者”。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基于既有刻板印象对中东进行建构，并努力在现实中寻找契合其想象和建构的佐证。这一做法固化了西方对中东认知的二重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强烈的种族和宗教沙文主义情结

　　西方在认知非西方文明时存在明确的阵营意识，自身与他者泾渭分明。阵营划分的根源，源自血统和宗教。以美国为例，传统保守主义者自恃其盎格鲁-撒克逊血统、新教徒的身份、白人的种族属性，具有强烈的种族沙文主义情节。盎格鲁-撒克逊优越论最早源自于英国，并带有宗教色彩，该理论认为盎格鲁-撒克逊人是上帝的选民，注定要统治世界，其他民族则是被上帝抛弃的民族，理应服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意志。[4]虽然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优越论在现实中被精英阶层所避讳，但其在西方文化中深层次存在，对西方人认知世界的方式有着重要影响。

　　以经典的保守主义政治学理论为例，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和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 Yoshihiro Fukuyama）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两本著作在阐释西方价值观、政治制度、文明特质在构建未来国际秩序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与其他文明、种族、国家间关系时，都体现出明显的沙文主义视角。在相关理论解读中，东方文明，特别是伊斯兰文明，是以与西方文明有着异质性且难以相容的形象出现的。这样的视角加剧了西方在审视东方文明时的心理优势，固化了认知二重性。

　　（二）现实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驱动

　　中东地处亚非欧三大洲交叉延伸地带，能源蕴藏量丰富，在地缘政治与能源安全领域对西方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现实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驱动，西方对中东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和军事干预。为使其相关行为更具合理性，西方舆论进行了全方位的话语体系建设。在西方的叙事中，东方的建构和发展需要外部力量的“帮助和介入”；而西方基于对于自身种族、文明的傲慢，认为其具有担任这一“拯救者”角色的资格和责任。这直接构成了西方对东方，特别是对中东地区干涉主义政策的理论基础和文化铺垫。

　　在常见的叙事中，中东被从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等不同方面赋予价值评判，对西方有利的方面，会被赋予积极价值，反之则给予消极评价。例如，在叙利亚战争期间，西方媒体对叙利亚境内所有反阿萨德力量赋予“追求民主、自由”的标签，枉顾其中的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组织；对所有支持阿萨德政府的派别，冠以“独裁”、“专制”的称呼，无视其中包括大量叙利亚平民。在西方语境下，叙利亚出现了众多奉行暴力原教旨主义的“民主斗士”，以及手无寸铁、饱受战争之苦的“暴政追随者”。通过设置框架、滤镜，进行具有预设立场的倾向性报道，并利用人们的惯性思维，将中东的现实政治和经济议题极化为“好”与“坏”的对立，忽视现实社会中极为复杂的政治、民族、宗教因素，上述模式已成为西方媒体对中东报道的惯性模式。类似行为加剧了西方社会对中东认知的二重性现象，也更容易煽动对抗，鼓励干涉，不利于促进双方的客观、全面了解。

　　（三）“政治正确”与独立视角的平衡

　　尽管西方舆论中充斥着对中东的误读和扭曲，但受益于政治左派“政治正确”的约束以及部分独立知识分子的努力，仍然可以看到为数不少的关于中东相对客观的理解与介绍，这其中以文艺和文化作品为主，也存在少量涉及政治和现实问题的论述。其中，对西方以刻板印象扭曲中东形象这一做法批判得最为彻底的，莫过于阿拉伯裔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赛义德指出，西方对包括中东在内的东方世界进行歪曲阐释，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殖民主义。赛义德在其著作《遮蔽的伊斯兰》（Covering Islam）中，着力批判了西方媒体对中东社会和文化以偏概全的做法。政治左派及独立知识分子的理性阐释，是对西方舆论中刻板印象的纠偏，让民众有机会看到中东社会的另一面。由此，现实客观评述与传统感性认知共同组成了西方舆论对中东认知二重性的总体架构。　　

 

　　三、认知二重性对西方与中东关系影响

　　认知的二重性不仅存在于社会意识层面，对社会现实也具有鲜明的反作用。部分西方国家、组织和企业利用民众对中东认知的二重性，为其政治和经济利益服务；但相关做法有时也会因“操纵不当”而产生反效果，进而对其自身造成反噬。认知二重性已对西方与中东关系产生深刻影响，具体表现如下。

　　（一）利用认知二重性服务自身政治和经济利益

　　认知二重性并非不易发现，然而西方在应对这一问题时，并未选择反思或加深理解，相反选择着意保持，甚至进一步放大认知二重性。为此，外界对西方的意图产生质疑，即西方是否刻意通过人为塑造、固化认知二重性，从而服务其在政治、经济及文化领域的其他利益？有学者认为，美国媒体及好莱坞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刻板印象宣传，是为了用来证明美国军队在中东存在的合理性，拱卫美国对中东的干预政策，以及美国对以色列无条件支持的必要性。[5]这一说法并非没有道理。类似《国土安全》（Homeland）一类的政治题材电视剧，一方面宣称其并非纪录片，剧本有虚构成分；但另一方面，却在极尽可能暗示剧集中情节具有现实对应。随着电视剧的热播，民众对中东的认知被全面塑造，为美国政府在中东的外交政策与军事行动营造更加有利的民意基础。

　　（二）二重性现象加剧东西方认知的裂痕

　　某种程度上，二重性是西方以预设立场认知中东的自然结果。在赛义德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书中，其认为西方这样做的最终目标是按照西方人的眼光来代表或重构东方。由此，西方对东方认知的二重性，最终将反向作用于对东方的塑造，促使双方的差异愈发极化，即东方变得更加东方，西方变得更加西方，并限制不同文化、传统和社会之间的跨区域接触。[6]赛义德认为，西方学者往往通过对东方的支配地位来建构东方，以使得东方的特定事物、特定表述、特定类型符合西方预期，并以此反向印证西方对东方认知理论的正确。[7]经过上述一系列的建构与阐释，一种基于刻板印象的错误认知，得到了某些现实存在的“客观性”佐证，进而强化西方对中东认知的二重性，东西方认知的裂痕愈发加大。

　　（三）议程设置导致“所想即所见”

　　美国著名传媒学者埃姆·格里芬（Em Griffin）对此类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进行了详细研究并提出理论。该理论解释了舆论中的选择性是如何形成的，指出媒体的选择性是利益导向的结果。以对中东认知为例，西方媒体倾向于关注中东个体的特定行为并不断放大，以期将其描绘为中东社会普遍性属性。从现实报道来看，这些属性大多是负面的。[8]与此同时，对与西方利益无关，或关联较弱的议题，会被列为无关信息而被刻意忽略。长久以往，受众因接收信息的偏差，对中东会产生片面但可以自圆其说的“他者”认知。中东作为话语权弱势的一方，长期处于不利地位，部分细枝末节即便被放大也难以进行有效澄清，整体形象愈发契合外界的主观认知，最终呈现出“所想即所见”的情况。

　　（四）认知二重性给社会现实带来负面效应

　　认知二重性给西方与中东的彼此了解带来阻碍，而基于错误认知，在现实交往中做出的行为决策往往会偏离事实并引发严重后果。叙利亚内战期间，西方舆论以二分法描绘支持阿萨德与反对阿萨德的对立阵营，并出于意识形态考量淡化难民问题的现实社会影响。以德国为例，当地媒体陷入框定的所谓“西方主流叙事”之中，并未客观中立地向德国民众阐述实情，以致德国社会舆论出现非理性转向，迫使政府失当决策令德国深陷难民潮泥潭。激化的社会矛盾令其国内极右翼势力抬头，最终深刻改变了德国政治生态。于中东社会，此类案例更是层出不穷。在部分中东国家，随着和解进程的不断推进，宗教少数派凭借多年努力本已找到与主流派别相处之道，宗教矛盾和冲突已得以有效缓解；但随着全球化程度加深以及新媒体的迅速发展，新闻传播的国家边界愈发淡化，西方媒体面向其国内公众连篇累牍式的刻板报道，对中东社会也产生了反作用，以致不同宗教、教派间关系受此影响而愈发僵化，有的甚至错失和解契机。　　

 

　　四、认知二重性的启示

　　在跨区域、跨文化交往过程中，认知二重性或许难以避免，但需要以正确的方式加以应对，以便抛弃成见、弥合分歧，更加全面、客观、真实地了解不同地区及其所承载的文明。

　　一方面，需要理性对待认知二重性的存在。受不同知识结构、价值认同的影响，以及信息获取来源的制约，认知二重性是难以避免的。认知二重性体现了自身对外部世界的价值评判，也从侧面印证了不同地域间人们加强文明互鉴、文化交流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认知二重性的存在本身并不会产生严重的负面效应，但须避免对认知二重性的不当利用。特别要反对因政治和经济利益，刻意放大认知二重性，人为制造理解偏差，挑动族群对立乃至敌视。

　　另一方面，应努力消减认知二重性带来的认知偏差。弥合认知差距，可以从改变认知视角和扩大认知渠道两方面入手。就改变认知视角而言，应当以平等的心态而非俯视的心态来看待其他文明，而这也应当成为跨文化交流与研究中坚持的根本性原则。遗憾的是，现实中西方惯常从教师爷的立场来对待非西方文化，其大部分跨文化传播、交流研究的目的是解释、分析和批判其他文化，以便将其视为“劣等”。[9]这样的做法无益于加深彼此了解与认同。就扩大认知渠道方面，新媒体的出现提供了多维度认知的新选择，避免公众受到思维定式以及传统媒介导向的刻板影响。在当前国际主流社交平台上，大量中东年轻人制作的音乐、短视频让外界看到更加多样的中东文化表达，西方与中东的普通民众得以有机会不借助传统媒体之手，直接了解彼此的真实意愿。当以平等心态从更广阔的渠道了解“他者”文明时，通过相似性和共通性的视角，而不是差异性的视角来看待他国，从而获得对他国更准确的理解，实现真正的跨文化交流。

　　中国在发展同中东地区友好交往的过程中始终秉持平等相待、文明互鉴的原则。阿拉伯民族是中东地区的主体民族之一，也是人数最多的民族。自2005年起，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在中阿合作论坛机制框架下，定期召开“中阿关系暨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旨在推动中阿两种文明间的交流，促进不同文明间的相互理解、和谐共处，实现共同发展。在2021年召开的第九届对话会上，中阿双方认为，应坚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摒弃意识形态偏见，跨越文明冲突，尊重各国立足国情和实践形成的发展道路，在团结包容的基础上倡导平等对话，巩固双方文明交流。[10]由此可以看出，中方对其他文明始终平等以待，尊重对方自主选择的生活方式；对跨文化交流中表现出的观点差异，坚持通过增进了解、加强对话的方式加以解决。事实上，增进中国同中东社会直接的交流往来，而非简单转述西方视角下对两大文明的解读与阐释，有助于双方更准确、全面、客观地了解彼此，避免将西方对“他者”认知二重性的负面影响转嫁到中国与中东社会的交往之中，促进中国同中东文明交往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

　　 

　　五、结语

　　西方舆论对中东认知的二重性现象已行之有年，导致西方社会对中东的观点出现割裂和对立。强烈的种族优越论、现实的政治和经济利益驱动，以及多元的观点立场碰撞是西方对中东认知二重性产生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在多方力量驱动下，西方与中东的认知差异非但未能缩小反而逐渐固化，东西方文明的“异质性”被反复强调和夸大，造成不同文明和社会间的心理隔阂，并最终反作用在彼此的现实交往行为上，产生一系列负面效应。

　　消弭认知二重性的不利影响，最重要的是平等、包容地看待“他者”文明。在彼此尊重的前提下，促进交流与对话，努力通过共通性视角寻求更加客观、全面的了解与认知，进而促进不同文明间的相互理解、交流互鉴。　　

 

　　（李子昕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西亚非洲研究系2019级博士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原文载《对外传播》2021年第12期）

    参考文献

　　[1] Sulaiman Arti, “The evolution of Hollywood's representation of Arabs before 9/1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events and the notion of ‘otherness’, ” Networking Knowledge:Journal of the MeCCSA Postgraduate Network, vol. 1, no. 2, December, 2007, pp. 1-20.

　　[2] 同[1]

　　[3] هاني لبيب، أزمة الحماية الدينية --- الدين والدولة في مصر، دار الشروق، 0222، ص 53

　　[4] 王贞：《血缘文化情节的历史实践：二战之前的英美姻亲联盟》，《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第24-26页。

　　[5] Evelyn Alsultany, Arabs and Muslims in the media: Race and representation after 9/11,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138.

　　[6]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8, pp. 46.

　　[7]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8, pp. 79.

　　[8] Em Griffin, A first look at communication theory, New York: McGraw Hill, 2011, pp. 378.

　　[9] Molefi Kete Asante &Yoshitaka Miike &Jing Yin, “Introduction: Issues and challenges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cholarship,” in Molefi Kete Asante &Yoshitaka Miike &Jing Yin, eds., The global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p.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