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20年美国大选结果已明，但现任总统特朗普迟迟不承认败选。共和党大佬出来站台，认为翻盘可能性不大，但应给他申诉的机会。从2016年特朗普当选起，很多美国人就不接受这位非建制派总统。特朗普执政特立独行，反对建制派和自由主义，要确保经济复苏，坚持与他国开展对等贸易，强化美国的军队建设，回归美国精神，目标是保持“美国优先”或“美国第一”。作为政治素人，其崛起源于美国社会极化和国际秩序演进。目前民主党人拜登虽然赢得了大选，但特朗普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现象，会继续影响美国内政和外交。
【关 键 词】美国 美国大选 美国内政 特朗普主义 中美关系
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截至2020年11月20日，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共获得79405357张普选票，现任总统特朗普获得73535969张选票。不论是当选者还是败选者，两位候选人的得票数均创造了美国选举历史的新高。当谈到特朗普不承认败选的问题时，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指出，不应该对特朗普总统进行说教，以及让他立刻并愉快地接受这个选举结果，因为想让他接受这个结果的那群人可是花了4年时间在拒绝承认他赢得上次大选的合法性。媒体认为，美国已分裂为两个国家：一个是支持特朗普的美国，即民粹主义的美国；另一个是支持拜登的美国，即重新回归自由主义的美国。它们的共识是特朗普已去，但“特朗普主义”将延续。
对于特朗普来说，承认败选的确是件难事，他坚持保留其政治遗产——特朗普主义（Trumpism）。2019年初，英国《金融时报》发表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hman）的评论，指出“特朗普时代将持续30年”，认为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和英国脱欧代表国际历史新周期的开始。作为一种思潮或理念，特朗普主义仍影响着美国的内政和外交，影响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
一、特朗普主义的起源和含义
“特朗普主义”指由特朗普本人及支持者推崇和信仰的非传统政治理念。“特朗普主义”一词最早可追溯到2015年7月，即特朗普宣布将参加总统选举的时候。当时的参选人里克·佩里（Rick Perry）描述特朗普主义，指出“它集有毒的煽风点火、居心不良和谎言连篇为一体，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它将把共和党引向毁灭。”2016年开始，共和党内辩论开始，《华盛顿邮报》等媒体出版多部关于特朗普主义的书籍。12月，赛斯·米尔斯坦出版《特朗普主义》一书，把特朗普的演讲、社交媒体推文和书籍集为一体，以显示特朗普的逻辑错乱、粗鲁、傲慢和进攻性。美国史学家乔治·纳什（George Nash）把特朗普主义定义为：从传统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中产生的“新的、更加愤怒的民粹主义”，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与20世纪90年代后保守主义所倡导反干涉、反全球化、限制移民和“美国优先”世界观相似。
关于什么是特朗普主义，目前学术界和媒体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大西洋月刊》主编杰弗里·戈德堡（Geffrey Goldberg）指出，它是分层次的理念，其正面是塑造美国实力，包括“我们是美国”“持续动荡将为美国创造优势”“无敌无友”，反面是反奥巴马主义。他认为特朗普主义正在破坏西方同盟，造成美国的衰落。吉迪恩·拉赫曼则把特朗普主义归纳为：经济至上；重视国家而非国际组织；确定国家身份的是文化或民族，而非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强调“势力范围”，而非国际义务。总之，特朗普主义表现出二元化的政治诉求：一是追求美国从全球事务中脱身，集中力量提升国内的综合国力，以经济民族主义来对抗全球化进程给美国带来的不利影响；二是试图通过无盟友的国际关系，维护美国的全球范围霸权。美国不再追求全球范围内复杂的联盟体系，不在全球建军事基地，并从国外撤回军队。
特朗普主义和民众的支持相得益彰。由于特朗普主义符合国内部分民众的利益和诉求，不管特朗普做错了什么或说错了什么，民调支持率一直保持稳定。特朗普坚持平民主义立场，强调移民和贸易问题，把白人蓝领工人称之为“被美国遗忘的人”，他把“美国优先”当成保守主义运动的核心信仰，声称“我们运动的核心信仰是把一国公民放在第一位”。特朗普主张减少政府开支、打击非法移民、启动“铁锈带”（Rust Belt，泛指工业衰退地区）产业、扩军备战。因此，很快占据了共和党内选举的舞台中心，其支持者主要是来自“铁锈带”的蓝领工人、受教育层次较低的白人和乡村居民等。
二、特朗普主义的表现特征
特朗普主义的特征既包含共和党的特有传统，又吸纳了时代的内涵，是完全区别于历史上任何美国总统以及执政团队主张、理念的思潮和实践。
（一）高调反建制派，巧妙地利用民粹主义
在特朗普看来，美国的政治生态已经被党派对立、族群冲突和精英的侃侃而谈所毁坏，普通民众的利益和生活被忽视，这违背美国的建国初衷。特朗普主义的重点动员对象是社会中下层阶级。当中美贸易战触及美国豆农时，特朗普做出的反应：一是借机恫吓美国农民，强调中国正抢走他们的生计；二是向豆农提供了160亿美元的补贴。贸易战前，美国每年向中国出口约价值140亿美元的大豆。此举赢得了美国农民对特朗普发起对华贸易战的支持。
民粹主义是美国底层社会向权贵发起挑战的工具。特朗普本身并非来自草根阶层，但他拾起民粹主义旗帜，以吸引选民，赢得他们的支持，成为这些族群的代言人。在共和党内，反移民、反自由贸易一直是其主流诉求。在特朗普治下，共和党人为争谁更特朗普化，放弃传统理念，如控制政府开支、减少财政赤字、强化同盟体系等，而变得我行我素。
民粹主义把共和党的意识形态和选民基础推向极端，使其核心信仰发生变异，即一切皆为“美国第一”。特朗普“推特治国”执政模式则加速了这场转型。特朗普主义和民粹主义相互利用，均有各自的政治利益，一方面让中下层民众找到了带领他们泄愤的领导者，另一方面，又让特朗普得到了选举的稳固支持者。这使选举政治中的美国形成了阵营清晰、主张不同、对立严重的社会结构。
（二）反对全球化，回归美国孤立主义传统
特朗普反对全球化，认为全球化是少数跨国公司操纵精英政治，利用国家机器为资本扩张全球疆土，而本土蓝领工人的岗位随着全球化被转移到其他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结果是白人越来越穷，国家越来越衰弱。特朗普政府还反对非法移民，反对少数族裔平权运动，认为这些人是“插队的人”，这些人的存在是对其他公民不公平的表现。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推进全球化进程的主体。全球化进程为美国创造了巨大财富，但导致贫富差异扩大。参与全球化的人（主要是资本拥有者）获取了大量利润，没能力参与者则沦为全球化的受害者。全球化还引起了产业转移，但旧的产业转移出去后，新的产业并未形成，造成传统制造业的衰退。美国产业重点向金融和服务领域转移，但这些领域不可能为中产阶级以下的民众提供增加财富的机会，而且由于技术的进步，还使这些中产阶级民众失去了更多就业机会，使得美国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下降。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和2010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促使反全球化倾向发酵。很多民众把这一结果归咎于全球化，表现出日益强烈的排外主义、保护主义、本国优先主义。他们希望在市场力量之外寻找社会的保护力量。特朗普主义敏锐地捕捉到这种社会变化，提出了迎合中下层民众的反全球化政治诉求和主张。
入主白宫后，基于以下四个原因，特朗普政府退出一系列国际组织或安排。
一是美国逐渐失去国际话语权。随着国际政治力量多极化趋势的加快，美国在国际多边舞台上的声音被广泛地削弱。在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中，美国无法把控这些组织的决策，虽然美国在很多国际机构中提供的经费最多，但在很多场合，这些国际组织和机构的决策不仅不能对美国有利，而且成了批评美国的平台。2020年在退出世卫组织时，特朗普强调，是世卫组织把疫情政治化。他表示，美国花费了4.5亿美元，但世卫组织对“我们不公平”。 话语权的旁落，让美国不再愿意出钱出力，以支持多边框架下的交流活动。
二是将注意力转向国内事务。冷战结束后，美国先后发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全球反恐怖战争，强化对中东和东欧的控制，在朝鲜半岛制造摩擦，消耗国家财富。截至2020年11月15日，美国发行国债已超过27.257万亿美元，人均8.2万美元。特朗普政府不希望再四面出击，以使美国有时间休养生息。
三是出于个人政治利益考虑，选举政治让特朗普不得不下大力气经营基本盘。特朗普利用白人对贫富差距和民主党政治正确的不满而催生出的民粹力量，把自己打扮成价值观、宗教信仰的“带头大哥”，污名化民主党。他声称如果民主党当政，美国就会由进步主义变成了社会主义国家，激起了白人的危机意识和种族仇恨。即使外出参加竞选活动感染新冠病毒的可能性很大，这些白人也会坚定地支持特朗普。在他们看来，疫情终将过去，但“白人至上”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一旦失去，他们就不再是美国的主人。因此，两党推举出候选人后，特朗普的民调结果虽然一直落后于民主党候选人拜登，但他仍然获得了7300多万张选票。
四是重商主义决定特朗普政府对全球化趋势的抵触。“美国优先”口号意味着美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都回归到“利益第一”的决策风格。在国际贸易方面，美国要把工人和本国利益放在首位，达成严格、公平和对等的协议，让就业机会重新回到美国；一切从商业利益出发，特朗普政府的反全球化选择主要就是为了维护美国的眼前利益，而对于长期的战略安排，特朗普考虑得并不多。其结果是美国透支了多年积累起来的国际信誉，逐渐放弃对国际事务的领导权。美国学者认为，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将丧失美国领导亚洲地区经济深度融合的机会，也会丧失为亚洲制定规则、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的机会，甚至认为这是对美国领导地位的放弃，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外交政策失误之一。
（三）坚持反民权运动，强调身份认知
美国是移民国家，随着各国移民的大量涌入以及美国出生率结构的变化，推动着美国宗教向多元化发展，对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和社会政治秩序带来了冲击。而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民权运动，使个人的权利意识增强，造成美国社会传统与现代、宗教与世俗的冲突，在美国时常被问及的问题是：“做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
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引发对“美国到底是谁的美国”的认知焦虑。据估计，到2050年，美国的非拉美裔人口将由2005年占总人口67%下降到47%；拉美裔人口从2005年的14%上升为29%；黑人仍维持在13%左右；亚裔人口将由2005年的5%上升为9%。拉美裔的涌入使盎格鲁-萨克逊新教文化在美国的支配地位受到挑战，以欧洲裔白人为主体的美国社会结构和认同面临威胁，引发族群之间的冲突。对于长期占据美国社会核心的欧洲裔白人而言，社会身份的失去会带来“被剥夺”的刺痛感。于是，特朗普政府祭出“严控移民”的大旗，以满足仍占据美国人口多数的白人群体，让特朗普成为现行族群结构的保护者。因此，拥护特朗普及其主义就变得毫无理性可言，只要能够保护以欧洲裔白人为主导的美国社会，这些人就会站在特朗普一边。
移民挑战还来自宗教信仰危机。穆斯林移民的大量进入，引发美国社会对宗教、文化以及文明冲突的担心，担心国际恐怖主义威胁到美国本土。限制穆斯林移民是个敏感议题，但也是不容忽视的民意。执政后，特朗普采取了颁布限制穆斯林的行政令、在美墨边境建墙等措施。这些举动不仅是出于对国家安全问题的担心，更是他获得民众支持的手段。
（四）抵触同盟存在，让盟友手足无措
二战结束后，军事同盟体系成为美国建立全球霸权的支柱。针对美国对同盟国提供大量军事援助和人员培训等行为，特朗普反复强调，这么多年来美国一直帮助其他国家建立强大的军队，而美军却逐渐走向衰落；美国在为其他国家扎紧边境墙，而美国边境却千疮百孔。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透露，特朗普甚至曾多次讨论美国退出北约的问题。
其理由在于：一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出钱维系庞大的军事同盟不合时宜，盟国在“搭便车”，因此对盟国提出天价的驻军费用成了特朗普总统的诉求；二是盟国意识到没必要再像冷战期间那样对美国亦步亦趋，并表现出独立行动，如欧洲国家一直在寻求建立欧洲军团，独立承担欧洲的防务；三是把美军撤回并减少对外军事干预活动，符合特朗普总统的竞选承诺。
有鉴于以上理由，一方面，特朗普要求盟国加大国防开支，承担更多的防务义务；另一方面，在安全防务政策上，特朗普政府很少与同盟国协调一致出台相关政策，而是自行其是。在2018年夏季的北约峰会上，特朗普提出美国正在考虑退出北约，因为军事联盟对美国意义不大，只是对美国的消耗。在他看来，盟国是“搭便车”的秘密竞争对手，西方联盟既过时，又昂贵。美国国务院欧洲与欧亚事务前助理国务卿菲利普·戈登（Philip Gordon）指出，“我们所知道的大西洋联盟已经死亡”，未来的美国政府即使赞同结盟理念，也无法恢复旧日联盟。法国总统马克龙则认为，北约已“脑死亡”。
而对特朗普的举动首先做出反应的是美国军方。特朗普与前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ttis）在撤军问题上分歧严重。马蒂斯戎马一生，是特朗普首批选用的阁员之一。但是特朗普关注的是兑现竞选承诺，提升自己的选情。军方则代表传统，不愿看到美国与盟国的关系趋冷，从而损害美国的全球商业利益和霸权地位。2018年12月，马蒂斯提出辞职，这是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最大的内阁成员变动，影响极为深远。《纽约时报》评论称，马蒂斯的辞职信是对特朗普政府拒绝承认二战结束后支撑起美国安全的联盟关系发出的抗议。
2018年初，特朗普宣布从叙利亚撤军，遭遇国内势力抵制，直到2019年10月，驻叙北部地区的美军才匆忙撤出，拱手将其让给了俄罗斯、叙利亚和土耳其，多年追随美国打击“伊斯兰国”（IS）极端势力的库尔德武装也被出卖。但没过多久，美军又把重装甲部队开进叙利亚东部地区，理由是保护那里的油田，实际上是重返叙利亚。2020年11月，特朗普总统解除了国防部长埃斯珀的职务，两人在撤军问题上的争议与前任马蒂斯遇到的情况相似。接替他的米勒公开宣称，要让在国外驻扎的美军尽早回国。
对于美国的自行其是，欧洲盟国的反应不尽相同。一是不得不增强自身防务能力，增强自主性，加大防卫支出。但效果不彰，欧洲至今尚未组成自己的军团，以应对欧洲传统和非传统挑战。二是坚持维护美国缔造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新欧洲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马耳他和塞浦路斯）在这方面表现得更加明显。美国看到老欧洲和新欧洲的不同诉求，把结盟重点放在新欧洲，波兰、罗马尼亚、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等都纷纷投靠美国。特朗普放弃民主党和共和党对自由主义的捍卫，而自由主义给世界带来了70年的安全和繁荣。在特朗普治下，美国在国际上变得更加孤立、更不受尊重，其国内也变得更弱、更不安全。特朗普执政以来采取的一些列外交及安全政策，对美国的安全和国际地位造成了持久的损害。
三、特朗普主义产生的影响
法国历史学家马娅·坎德尔认为，“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的‘反自由主义’立场更倾向于民主党人”，“但特朗普不是空想理论家，也不是文人，本质上他是个商人和艺人，让其出名的不是财富，而是真人秀节目”，“还有其他人丰富和发展了特朗普主义。这些人包括斯蒂芬·班农，他在特朗普竞选期间鼓吹特朗普一切皆对；还有移民顾问斯蒂夫·米勒以及克莱蒙特研究所”，“特朗普主义有土壤，这个土壤就是民族主义”，“它是一种反建制、反精英主义、民族主义、宗教保守主义以及反自由主义的杂糅”。应该指出的是，特朗普主义不完全依赖其本人，它集合了民族主义、宗教和反自由化的意识，要让共和党人的选举策略适应拥护特朗普主义的选民需要。特朗普搅动了全美甚至全球格局。特朗普主义的产生有其时代背景，同样也作用于各相关领域，其影响不会因特朗普总统的离任而结束。这种思潮不但影响美国内政，也会深度影响国际关系。
（一）特朗普主义让共和党经历深刻改革
2016年大选特朗普胜出，是共和党进入周期性改革的反映。2012年，米特·罗姆尼落败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因此起草过改革方案(保守派称其为“尸检报告”)，建议在移民政策、少数族裔权益等问题上改变传统立场，以吸引更年轻的选民。但随着共和党赢得2014年联邦参议院中期选举，共和党内再也无人提及改革。
特朗普主义是美国愤怒与沮丧的产物。尽管特朗普没有从政经验和公共服务阅历，但他正是利用了自己政治素人的风格，对共和党进行了改造。共和党的传统立场包括支持自由市场、自由贸易、有限政府和道德绝对主义，特朗普则把共和党引向了相反的方向，而他这种重塑得到党内保守派和建制派的一致支持。2018年国会中期选举后，共和党人“抱团取暖”，对民主党提出的议案、众议院提出的弹劾案均给予回绝。两党间已无是非曲直和政治道义之分，维护特朗普的权威、保护共和党形象及对民主党施压，成为特朗普治下美国政治的突出表现。
共和党“特朗普化”日益明显。通过减税计划、提名保守派大法官及个人施恩，特朗普成功使共和党高层，特别是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接受了“行政支配立法机器”的现实。共和党则完全把希望寄托在特朗普借极端言论和社交网络来动员支持者，根本无法把他们推开。对于2020年的共和党败选，也不会有人把责任推给特朗普总统，他已经成功地瓦解了共和党建制派的传统，使特朗普主义不会轻易离场。
拜登执政后将会竭力回归自由主义轨道，但特朗普执政四年，使得坚持“美国优先”“白人至上”等理念均已成型，难以抹去。他通过制造撕裂和依靠撕裂，牢固稳定住了自己庞大的支持者。其最大的政治遗产是通过四年打造，完成了该党的“特朗普化”转型，实现了民粹路线占主导地位的转变。这一转变必将得以延续，因为在共和党内目前还没有任何一种思潮能够取代特朗普主义。
特朗普此次败选，但并不会从美国政坛消失，也不会离共和党而去，因为他仍拥有庞大的共和党基本盘。最新民调显示，支持特朗普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的选民大有人在，在接受民调的共和党人占66%、，在民主党人中占26%，在独立人士中占41%。在共和党内更为明显，54%的共和党人支持特朗普2024年参选，其他提名的除现任副总统彭斯外无人超过10%的支持率。很显然，特朗普仍拥有庞大的支持群体，这也是其宣示要参加2024年大选的民意基础。未来，特朗普将长期是共和党内的一股重要势力，也是最大的声音。很多人认为，特朗普败选很大程度是受到不可抗拒的疫情所拖累，只是他时运不佳，而并非四年执政不力。未来很长时间里，特朗普主义仍将是共和党的招牌。
（二）特朗普主义修订国际自由主义体系和规则
美国是二战结束后国际体系的始作俑者，时至今日，美国对国际事务的掌控力已远不及从前，但又难以转变霸权心态，放下大国架子。特朗普对国际自由体系和规则的修订原因如下：一是不再愿意承担广泛的国际安全义务，试图通过与其他国家重新划分国际义务的方法来转移和推脱美国的国际责任。首当其冲的是美国的盟友，特朗普总统是把美国与盟军的安全合作当成一种雇佣关系。
二是把安全与经贸关系挂钩，更看重商业利益。特朗普治下，美国重新与韩国签署贸易协定；重新签署北美自贸区协定。美国签署协定时讨价还价的过程，就是逼迫对手就范的过程。美国在与韩国重新签署贸易协定之初，文在寅政府并不想妥协，认为美韩贸易协定已于2012年由两国政府批准，是个不错的贸易协定。但特朗普非常直接地告诉韩国，如果不重新签署两国贸易协定，美国将从韩国撤军。在威逼利诱之下，美韩于2018年9月重新签署贸易修订协定，新协定规定美国的汽车和制药公司将会得到韩国市场更多的份额。特朗普非常清楚，韩国在安全问题上还离不开美国。
三是让全球治理迷失方向。特朗普政府不愿意把财力和物力继续放在全球治理上，上台后废除了该多边协定。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特朗普政府采取消极态度，不与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国际机构和国家合作，其后果是极大地损害国际多边抗疫机制。正因为缺乏大国间的有效合作，美国独自为政抗击疫情，使本来有可能控制的新冠病毒在美国全面传播。美国撒手国际事务，让国际多边合作出现暂时的空窗期。即使拜登上台后使美国重回《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特朗普对国际多边机制合作的破坏或安排，都不能让国际社会摆脱特朗普主义留下的阴影，这使美国重回旧路既没了资本，也没了路线图。
四是不再遵守国际规范和法理。特朗普主义奉行“结果导向”的对外政策。他强调，美国将依据实际结果，而非僵化的意识形态来做出决定；美国将以经验为准则，而非限于不变的教条；如果存在可能，美国寻求渐进改革，而非骤然干涉。由5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加德国与伊朗签署的《伊核协议》是有关国家长达十多年努力的防扩散成果。在特朗普看来，这个协议不但没限制伊朗走核武装化道路，还威胁到美国的地区盟友以色列的安全。因此，特朗普提出退出《伊核协议》，完全不顾及美国政府的承诺和责任感。同样，这种对国际法理和规则的破坏也不可能被美国新领导人所完全修复。
（三）特朗普主义破坏国际战略稳定，大国进入战略竞争时代
冷战结束后，美国一直在寻找国际对手。老布什政府提出，美国赢得了冷战，和平红利让美国享有“战略纵深”，即从横纵两维看均无直接威胁。克林顿政府则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大规模地区战争、东欧民主进程倒退和经济安全看作是美国面临的四大威胁。小布什政府意识到美国面临的威胁的变化，提出利用“均势”原理平衡大国关系。2001年“001大国恐怖袭击事件，让美国转向大国战略的调整出现偏离。美国不得不与阿富汗塔利班、本·拉登的“基地”组织及“伊斯兰国”极端势力进行了长达10年的反恐战争。
特朗普主义在国际关系上的表现是回归大国竞争，竞争的主要对象是中国和俄罗斯。自2017年12月到2018年2月，特朗普政府先后发表《国家安全战略》等四份文件，认为“美国将会对其所面对世界日益增长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竞争做出回应”，“中国和俄罗斯挑战美国的力量、利益，试图损害美国的安全和繁荣，它们已决心让经济很少自由和公平，它们控制信息和数据以压迫自己的社会和扩大自身影响。”文件指出，“国家间战略竞争，而非恐怖主义，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关切”，宣称美国繁荣和安全的核心挑战，是“长期战略竞争再现”，而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是俄罗斯与中国。
特朗普政府的安全战略转型直接影响到其对外政策的落实。而对华政策的转变主要源于以下三种对华认知的变化。一是美国社会对华态度的变化，认为中国和俄罗斯在与美国争夺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美国要与中、俄进行有区别的对抗。二是选举政治的需要，特朗普总统需要进一步塑造近年来美国社会对华认知的焦虑感，以把话题引向中国，包括中国不守贸易规则、保护知识产权不力、剥夺美国就业机会等。从2017年8月开始的对华贸易摩擦远超贸易赤字范围，这是特朗普政府向中国示强的政治安排。三是国内保守反华势力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如个人政治利益或集团商业利益，强化美国对华认知的焦虑。国务卿蓬佩奥之流鼓吹要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其手段包括：竖起意识形态这堵墙，号召“自由世界”国家与共产主义中国殊死较量；在贸易、人文、科技方面与中国脱钩，摆脱对中国市场和货物的过度依赖；不断派出舰艇、飞机抵近中国南海等海域和空域施加压力，并强化地区军事同盟关系。这些认知变化造成中美关系急剧下滑。
拜登上台后，其对华政策不可能脱离大国战略竞争轨道，不会彻底放弃特朗普主义。拜登政府会强化意识形态和国际经贸关系对华竞争压力；在人权民主、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也会建章立制，而非仅看短期结果，将从长远角度规范和限制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安全领域里的话语权；在安全上，拜登政府会强化美军实力，着力与盟友加强合作，在西太平洋地区拉起包括日本、澳大利亚、韩国、菲律宾，甚至印度在内的准军事同盟，限制中国军力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总之，特朗普主义在夹缝中生根成长，短时间内改变了美国的内政和共和党传统，对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带来了振动，尽管人们对特朗普主义众说纷纭，评价不一，但其释放的能量并没因为特朗普离开白宫而结束。它对美国社会的撕裂、对美国政治规则的修订、对国际关系的冲击余波仍将持续。
（滕建群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军控与国际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原文载《和平与发展》2020年第6期，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