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维君主制（the Alawite Monarchy，约1664年至今）统治摩洛哥长达三个半世纪，显示出高度的延续性和稳定性。这一特殊现象吸引一代又一代学者从各个学科和角度对此进行剖析和论述，产生了丰硕研究成果。2011年以来，席卷整个北非地区的“阿拉伯之春”先后推翻了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等国独裁政权，重塑了该区的政治版图。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Mohammed VI）经受了登基（1999年）以来一次重大历史考验，成功捍卫了王权。国际学术界再次解读“摩洛哥例外论”，增加了这一研究领域的文献积累。本文论述了半个世纪以来，国际学术界对阿拉维君主制统治高度稳定性的主要研究成果。有关成果主要聚焦于以下几个领域：（1）阿拉维王室成功利用民族解放运动来加强王权；（2）王室控制政党政治，使其一方面作为摩洛哥民主化的橱窗，另一方面又无法对王权构成实质性威胁；（3）国王的宗教地位及其与对伊斯兰运动的有效钳制；（4）“阿拉伯之春”与“摩洛哥例外论”。
一、 阿拉维王室与民族主义政党
关于摩洛哥民族解放运动，摩洛哥官方话语体系一直强调“国王与人民的革命”，刻意弱化民族主义政党对国家独立的贡献，以限制其在国家政治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Jonathan Wyrtzen认为，摩洛哥的阿拉伯-伊斯兰民族解放运动是以阿拉维王室为中心进行的，这在整个北非都相当独特。诸多因素有利于阿拉维君主制度的存续。第一，法国保护国体制（1912-1956年）支持马赫增（Makhzen）传统中央政府，利用时任素丹穆罕默德五世（Mohamed V）作为国家象征和国民认同的核心；第二，摩洛哥民族主义者在1930年代早期做出战略决定，拥护素丹作为民族象征来反对保护国体制、争取国家独立，并以他为核心来团结和代表摩洛哥阿拉伯-伊斯兰民族特性。第三，二战结束前后，美国势力渗入摩洛哥，支持穆罕默德五世，并使其避免突尼斯贝伊蒙塞夫（Moncef Bey）被废黜的命运；第四，穆罕默德五世加入民族解放运动的时机足够早，使其“国家解放者”的合法性很早就确立下来，但他在紧要关头与独立党（the Istiqlal Party）等民族主义者保持距离，甚至屈从于法国殖民者某些不利于独立党的决定，免遭过早被废黜的命运；第五，法国选择直接与穆罕默德五世谈判，解决摩洛哥独立问题，并让其接管和控制保护国体制下建立的摩洛哥军队；第六，穆罕默德五世本人精明的外交手腕、政治技能和个人魅力都有助于他结束在马达加斯加的流亡生涯，返回摩洛哥，最终成为摩洛哥民族解放运动的赢家。独立后，在摩洛哥皇家军队的支持下，阿拉维国王加强了对国家的控制，使其处于17世纪穆莱•伊斯梅尔（Moulay Ismail）统治以后最有力的时期。[1]
Léon Benbaruk认为，在民族解放斗争时期，以独立党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者为了动员民众，支持穆罕默德五世作为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这一政策导致摩洛哥素丹从民族主义政党手里夺取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最高权力。独立后，摩洛哥国王的权力甚至要高于1912年沦为法国保护国之前摩洛哥素丹的权威。穆罕默德五世通过在各政党间搞分而治之的策略，剥夺了民族主义者的实权。结果是，摩洛哥君主制作为已经定型的制度，成为摩洛哥多元政党政治的核心。[2]
Jacques Robert分析了摩洛哥独立初期阿拉维王室与民族主义政党间的立宪之争和摩洛哥第一部宪法《1962年宪法》。国王哈桑二世（Hassan II,1961-1999年执政）把独立党和人民力量全国联盟（Union Nationale des Forces Populaires）等民族主义政党排除在宪法制定权之外，独占立宪权。第一部宪法规定了摩洛哥的国家特性，确立了君主至高无上的地位，规定了国家各机构之间的权力关系，奠定了独立后摩洛哥基本的政治格局。第一部宪法反映了哈桑二世试图在传统素丹制与西方议会民主体制之间实现某种平衡，但这一天平明显倾向前者。[3]
Rémy Leveau分析了农村对维系摩洛哥君主制稳定统治的核心作用。独立后，摩洛哥政治发展面临某种不确定性，国内可能出现某个主导性政党并掌握实权，从而使国王在国家政治中仅具象征意义。为了应对这种局面，国王恢复了农村地方精英（他们因与法国殖民主义者合作而被排除在民族解放运动之外）的权益，以获取后者对国王政治上的支持。这种联盟，使得任何现代化的改革都无法开启，并加剧了摩洛哥社会内部的紧张关系。作者以1963年摩洛哥第一次立法选举为例，详细分析了哈桑二世重新与农村权贵结盟的过程和方式，指出农村地区的稳定，及其精英对君主制的支持，有助于平衡摩洛哥的政治游戏。[4]
Maâti Monjib集中研究了摩洛哥独立后前十年（1956-1965年）的政治史。他把这十年概括为民族主义政党与王室为权力而斗争的十年，结果是王室获胜。1965年是一个转折点，哈桑二世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对反对派进行了毫不留情的镇压。此种压迫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常态，民族主义政党被剪翼。他大胆认为，摩洛哥民族主义政党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法国殖民统治太短暂了，还未来得及摧毁摩洛哥传统的封建结构。但他也指出，王室在整个摩洛哥社会的集体心理和精神结构中，具有根深蒂固的力量。它是一种机制，代表着摩洛哥穆斯林共同体在宗教和社会政治领域的统一。[5]
William Zartman分析了哈桑二世执政前期的历史，并将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封闭式权力运作阶段（1961-1973）。哈桑二世驯服了各民族主义政党、控制了工会运动、解散了摩洛国全国学联；在1965年卡萨布兰卡暴乱后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中止了《1962年宪法》、取缔了议会；并在国内形势较为稳定之后制定了《摩洛哥1970年宪法》，进一步加强了王权。第二阶段为政治开放和夯实统治基础阶段（1973-1980年代）。1975年，哈桑二世成功组织“绿色进军”，在西班牙殖民者撤出后收复了西撒哈拉。这一历史性事件使哈桑二世获得“国家统一者”的称号，大大提高了其统治权威，有利于其凝聚国内政治共识、开放党禁，扩大反对派政治活动空间。[6]
John Waterbury考察了摩洛哥分裂的政治精英如何有助于维护国王的统治。他指出，摩洛哥的政治精英群体（包括律师、医生、工程师、教师、军官和各种政治仆从等）娴熟地利用政党、工会、利益集团等工具为各自政治目的服务。这个群体数量不大，但松散和各自为政。他们之间流动性大、分化组合频繁。政治精英们要随时准备加入各种各样的联盟，与所有的政治集团保持联系，以免陷入孤立状态。国王也是政治精英，但其他精英之间的分裂有利于其分化瓦解和各个击破精英们的挑战。国王还经常是这个分裂体系的操纵者。他一方面通过赏罚政策来分裂政治精英，另一方面出动军队和警察来控制和镇压反对派人士，维护自身最高仲裁者地位。这种分裂的政治体系是紧张的，阻碍了摩洛哥政治发展，导致政治停滞。[7]
Omar Bendourou从宪政的角度分析了由国王主导的行政权的演变。他指出，摩洛哥宪法的一个主导原则是要确保国王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国王权力不仅居于其他国家机构之上，也要高于宪法。国王作为国家元首指导行政事务，不是基于宪法对国王职责的规定，而是基于其宗教领袖资格。他可以依其宗教地位颁布敕令(Dahir)，独占宪法规定的所有权力。因此，摩洛哥宪法要服从于作为宗教领袖的国王。这样，摩洛哥的最高法律并不等同于法治国家中的宪法，而仅仅是国王权力的表达而已。在摩洛哥，两种权力的合法性来源总是存在着冲突。一种是基于宗教和传统的皇家统治的合法性；一种是基于民主普选的合法性，即人民主权说，各政党试图代表该种合法性。[8]
二、国王与议会选举
摩洛哥独立后一直实行多党制，定期举行议会选举，至今已产生九届议会。摩洛哥1962年第一部宪法即禁止一党制，规定政党多元主义。多党政治有利于阿拉维君主超越党争，凌驾于各政党之上。摩洛哥实行“选举与代表相分离”的原则，即议员只能代表政党或自己，不能代表选民。国王是民众利益的代言人和国家的最高代表。
James N.Sater指出，摩洛哥的议会选举和政党政治日益让选民失去信任。选民对无权国家机构（如议会）的多元竞争性选举日益失去兴趣。对选民态度调查的结果显示，选民对摩洛哥王室等非竞争性的权力机构更加信任，而对竞争性的国家机构则更不信任。通过四种选举策略，王室可以确保没有强大的政治集团能威胁其统治。首先，通过改变选区来强化传统势力，特别是乡村柏柏人部落对国王的忠诚；其次，鼓励政党内部分裂，并通过精心制定的选举法来维持这种分裂；第三，王室通过成立新政党（保皇党）来吸引国家新的政治和经济精英；最后，国王控制内政部，通过对选举的违规操纵(如篡改选票或贿选等)来保证选举不会对王权构成威胁。这样，选举被用来证明：在摩洛哥，缺乏统一的政治运动挑战国王的权威。选举政治成为这样一种方式：候选人通过选举成为国王选择性进程的一部分，选举的竞争性部分地是为了进入和接受权力的核心。这一核心就是国王。[9]
Michael McFaul和Tamara Cofman Wittes指出，摩洛哥民主制度的运作空间只限于议会下院，但议会的行动不能改变整个政治体系的运转。一方面，王室设计的议会选举制度可确保任何一个政党都无法取得议会的绝对多数席位，从而可能威胁王权；另一方面，国王的权力无处不在，其在立法、行政、司法、宗教、军队、媒体等各领域都处于控制地位。选举制度还确保较小的政党也能获得议会席位。此外，议会选举的结果并不能决定内阁的组成。[10]
Andrew Barwig则认为,议会选举把摩洛哥分裂的精英纳入至体制内。这些精英成为王室新的“卫士”，有助于阿拉维王室统治的稳定性。这些精英包括商人、改革主义者和技术专家等。他们进入体制有助于确保其对统治体系的忠诚，或只追求有限度的变革。摩洛哥议会选举的门槛比较低，候选人能以独立人士身份参选和进入议会，有助于议会构成的碎片化。选举也使得摩洛哥王室独立于政党竞争之上。因此，选举是摩洛哥王室维护稳定统治的有意义方式。[11]
Malika Zeghal指出，在今日之摩洛哥，权威主义政府设计了自由的选举进程，但后者对政策制定产生不了直接影响。只有在王室允许下，各反对派才能参与政府。各政党虽可以参加立法和地方选举，但都缺乏实权。[12]
三、 信士长官、圣人崇拜与伊斯兰运动
阿拉维王室对伊斯兰运动的控制总体上是比较成功的。得益于“信士长官”的宗教头衔，摩洛哥国王控制了乌莱玛最高委员会（le conseil supérieur des Ouléma ），极力垄断对伊斯兰教法教义的解释权，有效抑制了反对派利用伊斯兰教来进行社会动员和从事政治活动。摩洛哥宪法禁止任何政党利用伊斯兰教来实现政治目的。在1950-1980年代，阿拉维王室曾暗中支持或默许国内激进伊斯兰团体（如“伊斯兰青年运动”，Harakat Ashabiba al-Islamiya），暗杀左派政党领导人。自1990年代起，王室允许和鼓励以正义与发展党（PJD，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为代表的温和伊斯兰力量参加议会选举。在正义与发展党于2011年11月取得议会选举胜利后，穆罕默德六世授权该党党首班基兰（‘Abd al-Ilah Benkiran）组建联合执政内阁，有效地把温和伊斯兰运动纳入至体制中。目前，除基地组织马格里布分支(AQIM,Al-Qae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和“正义与慈善总会”（‘Abd al-Ilah Benkiran, Justice and Charity）等少数激进组织外，对摩洛哥王权构成现实威胁的伊斯兰主义组织并不多。
Mohamed Daadaoui从微观层面考察了摩洛哥王室如何利用宗教仪式来构建其权力符号和君主至高无上的政治文化，以维护摩洛哥君主制的长久统治。这些宗教典礼和仪式在摩洛哥政治体系中已经机制化了，成为摩洛哥政治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摩洛哥国王的巴拉卡（baraka,神佑、天助之义）、宗教头衔埃米尔•穆民尼（Amir al Mu’minin，即信士们的长官）、谢里夫身份（Sharaf,先知穆罕默德后裔）、以及年度效忠宣誓仪式（Bay’a）等构成了摩洛哥宗教典礼的重要内容。这些精心设计的仪式庆典和宏大场景展现了国王的符号权力，在整个国家和民族记忆中强化了摩洛哥王室的神圣性及其影响力。他认为，摩洛哥国王的宗教权威及其对蕴含在宗教仪式中的权力符号的熟练运用，阻碍了伊斯兰主义者和其他反对派动员和渗透摩洛哥社会的能力。这种文化和社会霸权无处不在，有助于维护摩洛哥权威主义君主政体的弹力和稳定。[13]
Najib Mouhtadi研究了摩洛哥历史上的宗教团体扎维亚（la Zaouia）及其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在摩洛哥传统社会，素丹权力的基础一般是宗教性质的，其宗教权威受到各部落的普遍认可，但其政治权威有可能遭到质疑和否定。扎维亚是一种突出的社会结构，其根据自身在宗教和经济上的实力和影响力，有可能独霸一方。在这种宗教团体里，宗教与世俗相互交织，其领袖受到追随者的敬畏、拥戴和保护，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扎维亚的势力范围里，素丹也有有限的世俗权力，两者之间的敌意常常导致马赫增对扎维亚的战争。作者认为，扎维亚是传统摩洛哥社会的核心机制，其所折射出的摩洛哥人的行为方式（对宗教领袖的敬畏和追随），在今日的摩洛哥社会依然根深蒂固，不会轻易消失。扎维亚和马赫增同属一个体系。[14] 阿拉维王室在兴起时就是一个扎维亚，其始发于摩洛哥东南部沙漠边缘塔菲拉勒地区（Tafilalet）的阿拉维因（Alaouiyines）。该家族的祖先谢里夫穆莱•阿里（Moulay Ali）是当地受人尊敬的一个“圣人”，现仍作为一个“圣人”在该地区受到崇拜。[15]
Abdellah Hammoudi从心理文化层面研究了摩洛哥君主制的高度稳定性。作者建立了一个以控制与服从为主要特征的“主仆关系文化模型”，对日常社会和政治生活中人们习以为常的权力关系作出解释。这种主仆模型特别体现在扎维亚教长（也称精神导师）与其门徒的关系上。门徒为了获得导师的巴拉卡，使自己成圣，要经历一个性别颠倒的阶段，在教长身边扮演女性化角色，丧失男子气概。这种男子气概的丧失是暂时的，但对于每一个渴望通向导师地位的门徒是必须经历的。在摩洛哥，人们普遍认为只有“圣人”（拥有巴拉卡或神圣魅力的人）才能显现神迹，揭示社会的行为规范、准则和价值观念。这种垄断地位迫使权力持有者（素丹或地方统治者）去追求“圣人”称号。“圣人-素丹”一体现象在摩洛哥表现得特别突出。随着历史的积淀，这种主仆关系模式在摩洛哥政治中定格成型，其体现出的理念和形象能量非常强大，由此塑造出摩洛哥独特的政治体制，以及为此体制提供了非常深入人心的情感上的支持。殖民统治和后殖民统治对该体制的结构和“集体记忆”进行了重塑，结果是一个现代的权威主义政体，其社会和政治生命依然非常顽强。[16]
Mohamed Tozy分析了摩洛哥权威主义文化和奴役模式的历史根源，认为哈里发模式、谢里夫谱系以及以控制与支配为特征的马赫增仍然深刻地影响着摩洛哥现时的权力关系和结构。摩洛哥各政治行为体只有接受国王制定的游戏规则后才能涉足政治。国王统治的合法性主要是宗教性质的。他不能接受和认可其他政治行为体以伊斯兰教的名义表达自身，因为这种竞争性的表达将导致穆斯林共同体的分裂、损害国王对宗教的垄断地位、以及削弱谢里夫统治的合法性。在摩洛哥王室与伊斯兰主义者之间，既有延续也有断裂。它们相互竞争，但共享一种权威主义的文化。这种文化不给普通的穆斯林民众任何发挥积极主动精神的空间，他们仅仅是国王的臣民和真主的仆人。摩洛哥的政治体系充满了双重的紧张，这使任何激进的变革都不可能实现。一方面是权威主义的文化根深蒂固，这无论是对君主制来说，还是对整个政治阶层而言都是有益的；另一方面是伊斯兰教的核心地位，现行权力机构要从伊斯兰教中寻找统治合法性；摩洛哥任何一股政治和社会力量，特别是对伊斯兰主义者而言，若要提出一个反方案，也需诉诸伊斯兰教。[17]
David Michael Mednicoff考察和分析了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如何通过在政治过程中操纵象征符号来化解亨廷顿语境中“现代国王的困境”，以维护阿拉维王朝的稳定统治。他提出SPM（Symbolic Political Manipulation）的概念，认为哈桑二世对SPM的运用相当娴熟和成功。SPM有助于哈桑二世获得民众的广泛支持、将摩洛哥的政治多元主义维系和控制在不同寻常的水平，同时使政治反对派无法广泛地进行社会动员。SPM使哈桑二世可以在较少运用暴力和强制手段的前提下，应对各类政治和社会挑战，维护自身权威。SPM所依赖的象征或符号资源来自阿拉维王室传统、摩洛哥民族主义、政治伊斯兰等各方面。[18]
Kassem Bahaji分析了摩洛哥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的诉求、局限及其对摩洛哥君主制带来的挑战。他认为，摩洛哥伊斯兰主义运动尽管得到日益增多的民众支持，其吸引力和号召力还是有限的。大多数普通穆斯林不赞成把宗教与政治混杂在一起，他们也不相信“伊斯兰国”的概念。摩洛哥国王作为政治和宗教领袖的地位降低了伊斯兰主义运动的动员能力。伊斯兰主义者缺乏足够有效的手段去传递他们的信息。国际环境对伊斯兰主义者也不是很有利。西方国家担心在欧洲南部的不远处出现一个“伊斯兰国”，不愿意对摩洛哥伊斯兰运动给予外部支持。不过，如果摩洛哥的经济形势继续恶化，越来越多的民众将会更加愿意加入到伊斯兰主义者的事业中来。除非国家采取措施解决民众的经济需求，否则，王室在未来将不得不面临更具挑战性的伊斯兰运动。[19]
Feriha Perekli认为，1990年代以来，王室通过软硬两手，促使摩洛哥伊斯兰主义者在信念和行为上变得更加温和。一方面，王室开启的政治自由化进程使主要的伊斯兰政党——正义与发展党——日益参与到政治进程中来；另一方面，王室对反体制的伊斯兰力量仍保留高压态势，采取限制和镇压政策。为了规避政府镇压和保持既得政治利益，正义与发展党主动把宗教和政治事务相分离，在政治上更具妥协性，尽量弱化甚至排除在政治活动中推进伊斯兰议程。通过设立宗教事务部，王室控制宗教事务，任命清真寺伊玛目,管理其礼拜祈祷活动，并对周五聚礼日的布道内容进行审查。王室把宗教符号纳入主流政治话语，封锁和堵塞伊斯兰主义者利用宗教进行社会动员的空间。王室操纵伊斯兰主义者活动的政治空间，尽力维护其“至上主义”政治地位，以免被伊斯兰主义者取代。摩洛哥国王“信士长官”的宗教地位使伊斯兰主义者面临巨大压力，后者不得不通过创新方式方法来参与政治竞争，避免被排挤出政治进程。摩洛哥苏菲主义的盛行是避免伊斯兰主义倒向激进伊斯兰的重要屏障。苏菲主义强调净化心灵、传播真主的爱，以及通过不断努力和进步靠近真主。摩洛哥的伊斯兰主义运动本身也是分裂的，这削弱了伊斯兰主义者挑战君主体制的力量。[20]
Fatima Ghoulaichi指出，摩洛哥国王和扎维亚的“圣人”是摩洛哥历史上最著名的政治行为体，理清他们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洞察摩洛哥历史演变的规律。摩洛哥国王和扎维亚“圣人”都利用谢里夫身份和“巴拉卡”来构建自己的权力体系。他们之间的关系并非静止不变，而是随历史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显示出高度的动态性和活力，这助于理解摩洛哥谢里夫君主制（the Sharifian Monarchy）的高度稳定性。[21]
Malika Zeghal指出，摩洛哥君主制的宗教基础正在逐步受到侵蚀和动摇，国王不再是核心的宗教机制。摩洛哥伊斯兰主义者对君主制的威胁在于否定国王的宗教权威及其“信士长官”的地位。这在“正义与慈善总会”领导人阿卜杜•塞拉姆•雅辛（Abdessalam Yassine）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22] 早在1974年，雅辛就向哈桑二世致公开信，要求他以伊斯兰准则来治理国家，否则将受惩罚。他于2000年上书穆罕默德六世，谴责摩洛哥的政治腐败和经济破产，要求穆罕默德六世为其父亲哈桑二世赎罪，把王室掠夺的财产还给摩洛哥人民。雅辛自称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是谢里夫，并被其追随者奉为“圣人”和拥有“巴拉卡”。阿拉维君主用以建立自己神圣性的某些机制，被雅辛借用和复制过来了。如果伊斯兰主义者都借用这些符号和象征体系，摩洛哥君主制的象征性基础就会被动摇。[23]
Ashraf Nabih El Sherif认为，正义与发展党通过转变意识形态立场和组织机构，以适应摩洛哥的政治环境和体制限制，从而成功融入摩洛哥民主转型进程。正义与发展党现任党首班基兰是务实主义者和保皇派，主张渐进性变革，愿意与王室达成妥协，不赞成与马赫增相对抗，以免把正义与发展党引入政治上的死胡同。基于此，王室认为，把正义与发展党纳入体制内，不会威胁其神圣体制。不过，正义与发展党内也存在鹰派。该派认为国王不受制约的权力阻碍了国家民主化进程，也妨碍了国家的良好治理，因而主张必要的政治斗争，纠正国王与其他国家机构在权力上的失衡，使整个政治体系变得更加民主。因此，正义与发展党对摩洛哥君主在宗教和宪法上的霸权仍构成威胁。[24]
四、 “阿拉伯之春”与“摩洛哥例外论”
“阿拉伯之春”曾短暂波及至摩洛哥，但穆罕默德六世没有遭遇类似本•阿里、穆巴拉克和卡扎菲等领导人被推翻的命运。2011年，在突尼斯和埃及民众革命的推动下，摩洛哥青年组织“2月20日变革运动”（the February 20th Movement for Change）在脸书、推特等社交网络上号召民众举行街头抗议活动。自2月20日起，以青年人为主体的示威游行活动不时在拉巴特、卡萨布兰卡、马拉喀什和丹吉尔等大城市举行，要求摩洛哥政府进行政治经济改革、惩治腐败，以及为失业大学生提供就业机会等。摩洛哥国王对此迅速作出回应。3月9日，穆罕默德六世向国民发表电视讲话，称将修改宪法，并让选民对宪法进行公投。6月17日，新宪法出台。7月1日，73%的选民参加了宪法全民公投，新宪法以98%的赞成票获得通过。新宪法增加了首相和议会部分权力，满足了柏柏尔少数族裔的文化权利和女权主义者在两性平等上的要求，但它未实质上削减国王的最高权力。首相和议会新增加的权力，可以随意被国王剥夺。
Martine Gozlan和David A. Andelman认为，摩洛哥“2月20日运动”主要由青年发起，但未展现出任何革命特质。穆罕默德六世通过修改宪法来进行一些表面上的变革，以便不从根本上触动自身统治的根基。通过修宪和新宪法全民公投，摩洛哥国王成功地把“阿拉伯之春”转变为“皇室民主之春”（Royal Spring of Democracy）。摩洛哥媒体到处宣扬“现代国王的成功”，赞美他对民主变革和言论自由的热爱。由于国王是摩洛哥国家身份与认同的核心，只有他可以公开代表“变革的希望”。摩洛哥政府甚至都处于被动境地，无力发起动议，实施大型发展项目。尽管“2月20日运动”在摩洛哥宪法公投后暂时偃旗息鼓，但可以预见的是，他们将继续抗争，以揭露摩洛哥王室的真相。[25]
Sean L.Yom和F.Gregory Gause III认为，“阿拉伯之春”更确切地说应称为“共和制阿拉伯国家之春”（the Arab Republic’s Spring）。君主制的阿拉伯国家表现远远好于共和制的阿拉伯国家。在摩洛哥，主要由年轻人号召揭竿而起的反对派走上街头，但未能成功动员起广大民众。摩洛哥能成功躲避此轮动乱浪潮主要归功于以下几个因素：一、王室与工商阶层、宗教人士和农业精英结成基础广泛的利益联盟；二、海合会提供的经济援助有利于摩洛哥当局纾缓困境；三、美法等西方大国没有积极支持摩洛哥反对派推翻王室。[26]
Zoltan Barany 认为，摩洛哥“2月20日运动”只在短期内得到了“正义与慈善总会”和左派组织“联合社会主义党”（United Socialist Party）等少数团体的支持。绝大多数摩洛哥政党不但没有参与游行示威，还要求它们各自的青年组织远离抗议活动。实际上，在“2月20日运动”发起之前，穆罕默德六世通过选择性地吸纳反对派人士进入体制内，已在有效化解国王面临的政治挑战。阿拉维王室悠久的统治历史，也有助于摩洛哥国王在推行改革时拥有更多的灵活性。国王“信士们的长官”这一宗教头衔降低了伊斯兰主义者的诉求和动员能力。这一宗教头衔甚至可以追溯至伊斯兰教早期，增加了穆罕默德六世的统治权威。此外，摩洛哥国王还得到西方大国的外交支持。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法国前总统萨科齐都称赞穆罕默德六世为地区民主化的“领航灯”。[27]
Ahmed Benchemsi认为，面对“2月20日运动”，摩洛哥国王迅速作出回应，承诺全面修改宪法、根据人民的意志组建多数党领导的政府、依法治国、惩治腐败以及保障司法独立等。这种表态实为先发制人的聪明之举，目的是给反对派来个釜底抽薪，使其失去动力，而不是为了实行真正的变革。由于经验不足和内部分裂（特别是伊斯兰主义者与左派人士之间），“2月20日运动”没有产生关键性的领导人、缺乏核心的组织机构，从而被王室轻易挫败。摩洛哥新宪法从表面上看确实迎合了反对派的诉求，体现出自由、民主、多元和善治的外表，但其实质仍是寡头专制主义的。国王依然拥有绝对性权力，垄断国家政治、军事、宗教、立法、行政、司法等领域的最高权力。虽然在法语版的新宪法里，“国王人身神圣性”的条款被废除，但在阿拉伯语版的宪法里，国王神圣性仍被暧昧地保留着。摩洛哥分裂的政党政治（目前有34个政党）和被操纵的选举制度（如选区划分、候选资格及比例代表制等）使得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可能获得超过30%以上的议席，实现一党独大，挑战王室。摩洛哥新宪法里充满烟雾弹和模拟两可的规定，从而使得政府首脑和议会任何看似获得的新权力最终都有可能被国王剥夺。摩洛哥国王此次胜利也许是短暂的，未来更为强烈的变革之风将会驱散任何烟雾弹。[28]
Mohamed Madani等认为，在摩洛哥政党虚弱且名誉不佳的背景下，“2月20日运动”吸引了一些意识形态各异的反对派团体加入进来，要求更大程度的民主和变革。国王认识到有必要制定新的社会宪章并进行宪法改革，自上而下地推动了整个修宪进程。国王任命的皇家修宪委员会咨询各政党和社会团体，征求修宪建议，但大多数政党未就宪法关键性条款进行任何实质性辩论，且呼吁其成员在宪法公投中投赞成票。在这种政治形势下，2011年7月1日的宪法公投类似于摩洛哥传统中臣民对素丹的又一次效忠宣誓。[29]
Ana Belen Soage认为，“摩洛哥例外论”源于伊斯兰教与君主政体的紧密联系、国王作为政治仲裁者和“信士长官”的角色、以及穆罕默德六世自身的改革主义风格。摩洛哥民众对阿尔及利亚1990年代内战和阿拉伯之春暴力的恐惧也是反对派无法动员民众的重要原因。[30] Ashraf Nabih El Sherif认为，摩洛哥之所以能躲过“阿拉伯之春”，要归功于王室的包容性和多元主义政治安排。摩洛哥的政治体系在阿拉伯之春前已在经历政治转型，并将包括伊斯兰主义者在内的大多数政治力量纳入至国家转型计划之中。这使得摩洛哥能够和平解决国内冲突和推动渐进性变革。[31]
五、结 论
综上所述，国际学术界对阿拉维君主制统治高度稳定性和“摩洛哥例外论”的研究和解释是丰富而多元的。概括地说，摩洛哥独特的社会与宗教结构（以扎维亚为代表）、反对派内部的分裂（在政党政治和伊斯兰运动内部或者相互之间，分裂是一种常态）、国王特殊的宗教地位（信士长官）、王室高超的政治艺术（顺应时代潮流勇于变革、在反对派内部搞分而治之）、西方大国（美、法）的外部支持等观点都有助于解释摩洛哥君主制度的独特生命力。可以预见，阿拉维王室在未来的国际、地区和国内政治中仍将面临压力和挑战。这些挑战可能来自民主化的压力、伊斯兰运动的诉求、西撒哈拉的最终归属、西方人权和女权运动的干涉等。阿拉维王室能否成功化解这些威胁和挑战，维持“摩洛哥例外论”，值得学界继续关注和讨论。
注释：
1. Jonathan Wyrtzen, Constructing Morocco: The Colonial Struggle to Define the Nation,1912-1956, Doctoral Dissertation, Washington,DC, Georgetown University,2009. 1957年，为适应现代化改革潮流，摩洛哥素丹改名为摩洛哥国王。摩洛哥谢里夫帝国（the Sharifian Empire）也改名为摩洛哥王国（the Kingdom of Morocco）。
2. Léon Benbaruk, The Moroccan Monarchy and the Nationalist Movement,1930-1965, Master thesis, Institute of Islamic Studies, McGill University, Montreal, 1979.
3. Jacques Robert, La Monarchie Marocaine, Librairie Générale de Droit et de Jurisprudence, R.Pichon et R.Durand-Auzias, Paris,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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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非洲研究评论》（第三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