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国人才合作呈现新特征
日印人才合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5年,双方签署《日印科技合作协定》,鼓励两国科研人员加强互访交流与学术信息共享。20世纪90年代,日本主要依托“政府开发援助计划”向印度派遣科研人员并提供技术支持,形成以日本输出为主的单向度合作结构。
进入21世纪,随着印度经济崛起、信息技术(IT)产业腾飞及劳动力优势的日益显现,日印人才合作由过去的“单向流动”转向更加均衡的“双向互动”。2015年,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莫迪共同发表《日印2025年愿景联合声明》,提出扩大在研究、教育、观光等领域的人员往来,并推动一万名印度青年人才赴日交流。2016年,双方启动“制造业技能转移促进计划”,推动日企在印设立制造业人才培养机构“日本式制造学校”,截至2024年共成立40所。2021年,双方签署《特定技能合作备忘录》,完善日本的印度人力资源接收体制。2025年初,日印外长宣布将当年定为“日印科学技术交流年”,以深化科技创新合作与优势互补。
随着日印双边关系不断巩固和深化,两国人才合作呈现出全方位、立体化的新特征。
一是强化顶层设计与政策对接。为推动落实2025年8月日印首脑会谈达成的重要共识,日本经济产业省新设“日印人才桥梁”计划,向印度劳动者提供赴日就业和实习机会。日本文部科学省依托“樱花科技计划”及“青年优秀人才引进项目”等机制,促进日印学术交流和联合研究。印度外交部、技能发展与创业部、教育部等与日方对口部门加强对接,承担人才筛选、项目协调与落地等任务。
二是多元主体协同发力。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与印度政府合作实施“人力资源开发奖学金项目”,资助印度青年官员赴日研修深造,强化对印精英群体认知塑造。佳能、电装、三叶等日本制造业龙头企业在印度持续推进技能培训,向印度青年一代传授日本制造理念与工艺。日本地方高校成为日印人才交流新支点,山形大学、岛根大学、熊本大学等与印度科研院所建立联合研究和师生互访机制。
三是重点吸纳IT与看护人才,完善语言支持。当前,全球多国围绕印度人才的争夺战日趋激烈,日本在引进印度人才方面明显滞后。伴随着日本少子化、老龄化加剧及尖端IT人才培养滞缓,预计到2030年,日本将出现约79万人的高技术人才缺口,看护领域人手短缺问题亦愈发严峻,引进印度人才被认为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方式之一。但受语言因素影响,印度人多倾向于前往英语国家或中国香港工作。为此,日本在印实施“日语伙伴项目”,派遣教师协助日语教学,增设日语能力测试考点,以完善在地语言培训体系,消除印度人才赴日就业的语言屏障。
深化人才合作的内外动力
日印加速人才合作既源于内生动力,也受到外部环境的推动。第一,价值趋同与政治互信是根本前提。早在2007年,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印度国会的演讲中声称,“日印分别是亚洲民主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和最大的民主国家,双方是天然的合作伙伴。”印度外长苏杰生亦称日印关系为“亚洲最天然的战略关系”。以共同的“民主价值观”为纽带,日印双边关系定位从“全球伙伴关系”逐步升级为“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
第二,战略协同与地缘逻辑是重要推力。近年来,日本“自由开放的印太”与印度“东进战略”深度对接。同时,日本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在经贸领域兜售“经济安全战略”,宣称要与“可信赖的伙伴国”重塑地区供应链价值链;在关键技术和人才交流方面,以维护技术安全和信息安全为由,优先与“志同道合国家”展开合作。日印人才合作的加速推进,正是这一战略取向的集中体现。
第三,劳动力与产业结构互补是核心驱动力。日本劳动适龄人口比例持续下降,劳动力萎缩。而印度25岁以下人口占比近五成,劳动力充足,可在制造业、建筑业、看护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日本提供人力支持。同时,日本科研体系封闭,创新活力不足,导致数字化转型滞后;而印度理工科人才优势突出。日本视印度为IT与新兴技术的人才富矿,力图引进印度IT人才以弥补创新和人才短板,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发展。
印度制造业基础薄弱,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仅为15%。莫迪政府将“印度制造”确立为国家经济战略核心,将提升制造能力视为实现“2047年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目标的关键任务。作为制造业强国和印度的最大官方援助国,日本凭借技术、资本与产业经验优势,被印度视作理想的合作伙伴。
第四,外部环境变化,形成推动效应。2025年9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对H-1B签证申请征收十万美元附加费并提高审批门槛,大幅提升外籍劳工赴美成本。此举被视为美国对高技能移民限制的升级,对依赖该类签证的印度技术人才的冲击尤为显著。受此影响,部分印度技术人才开始寻求新的就业与发展目的地,日本成为潜在的承接地之一。
尽管日本政府正致力于完善引进印度人才的制度与配套措施,日印人才合作仍遭遇较强的民意阻力。近年来,在右翼保守势力的推波助澜下,日本国内排外情绪明显抬头,“外国人问题”成为日本社会中的敏感议题。部分舆论指责外来人口挤占公共资源、加重社会保障负担、破坏社会治安等,要求日本政府收紧对外国劳动力的接纳。与此同时,印度国内亦存在对高技能人才外流的忧虑,部分学界和政策界人士主张通过建立人才回流、科研激励等机制,引导印度人才留在国内。总体而言,日印人才合作能否在政策执行与社会认同之间取得平衡,仍有待时间检验。
(作者姚泽宇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原文载《世界知识》2025年第2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