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消极态度引发国际社会关注和讨论。
日本历史修正主义主要表现为对近代以来军国主义侵略扩张和殖民统治历史认知的否认、淡化甚至美化，带有强烈的政治动机，旨在为日本的历史罪责进行开脱，摆脱“战败国”身份标签。长期以来，历史修正主义在日本国内不断滋长蔓延，逐渐从边缘思潮演变为主流叙事，深刻影响了日本的政治生态和社会思潮，也直接牵动日本发展走向、对外关系与东亚地区格局。
多重因素驱动下的产物
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是战后特殊的历史、政治、社会和国际环境共同作用的产物。
不彻底的战后清算与否定东京审判的“东京审判史观”。战后，美国主导的盟军对日本进行的改造中，东京审判是重要环节之一，但其清算过程存在很大局限性。首先，裕仁天皇作为日军最高统帅并未被美国占领军追责，这为后来的历史修正主义者留下了“为天皇而战的将士无罪”的话柄。其次，东京审判主要追究了“破坏和平罪”的甲级战犯，而对于日本在亚洲各地犯下反人类罪行的乙级、丙级战犯的追究极不彻底，这使得许多具体战争暴行未能得到充分揭露和审判。最后，日本右翼势力从一开始就主张东京审判无视西方殖民主义历史和美军的战争行为，如东京大轰炸和原子弹袭击，因此其结论不具备合法性。这种对东京审判的否定，构成了历史修正主义的思想基础。
冷战格局下的政治庇护与保守势力的复苏。随着冷战开始，美国对日政策从“惩罚与改造”迅速转变为“扶植与合作”。为了将日本打造成对抗共产主义阵营的“桥头堡”，美国默许甚至支持大量被“公职追放”（禁止担任公职）的战前政客和官僚重返政坛。例如，甲级战犯岸信介（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外祖父）不仅逃脱了审判，还在20世纪50年代出任首相。自1955年以来长期执政的自民党内部的右翼派系，即与“岸信介派”一脉相承，成为历史修正主义势力在政界的总后台，其通过成立议员联盟、支持右翼团体等多种方式推动修宪强军等修正主义政治议程延续至今。
经济大起大落下的国民心态变迁。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如日中天，整个社会沉浸在“大国崛起”的膨胀叙事中，日本政界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诉求抬头，打破“战后体制”进入主流政治议程。而随着泡沫经济破灭，日本经济停滞、社会活力下降、国际地位相对下滑，国民自信心严重受挫。右翼保守势力宣称日本社会的焦虑和失落情绪是战后“自虐史观”导致的，并鼓吹只有否定东京审判，重新肯定“光荣的过去”，才能找回民族自豪感。这种叙事对在经济困境中感到迷茫的民众，特别是没有直接战争记忆的年轻一代，具有相当大的蛊惑性。
国际环境变化与邻国崛起的刺激。进入21世纪，中国的快速崛起和韩国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也从外部刺激了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发展。在部分日本人看来，中韩两国在历史问题上不断发声，意在牵制打压日本。这种认知在右翼媒体的渲染下，演变成一种“受害者”心态，认为日本已道歉多次，却依然被邻国“纠缠不休”，这助长了日本社会不愿反省历史的逆反心理。此外，与中、韩、俄等国的领土争端也被日本右翼势力用于煽动民族主义情绪，领土立场被与历史叙事绑定，进一步强化了对抗性的历史观。
歪理邪说大行其道
日本历史修正主义并非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而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观点和言行的集合，其中代表性的论调和动向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宣扬战争的“解放”和“自卫”性质。一些右翼势力极力否认日本发动的是侵略战争，通常采用两种叙事策略。一是“大东亚战争解放论”，声称日本发动战争是为了将亚洲各国从西方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这种观点粉饰美化日本在亚洲各国进行的残酷杀戮和掠夺暴行。二是“自卫战争论”，宣称是美英等国对日本的外交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施压，导致日本不得不奋起反击。这完全颠倒了因果关系，无视日本早已开始的对华侵略是导致其国际孤立的根本原因。
第二，对战争暴行的否认、淡化与相对化。比如，对于南京大屠杀，日本主流叙事中均以“南京事件”称之，回避屠杀性质，一些右翼势力甚至公然宣称“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或企图通过质疑30万遇难者人数以动摇大屠杀存在的史实根基。在“慰安妇”问题上，修正主义者承认“慰安妇”制度的存在，但极力否认其“强制性”，声称她们是自愿的“商业妓女”，并对“慰安妇”幸存者的证言进行人格侮辱和攻击，其目的在于将国家和军队的战争罪行偷换为民间的商业行为。即便在无法完全否认某些暴行时，修正主义势力也会采取“相对化”的策略，宣称“战争中任何国家都会犯下暴行”，并列举盟军的轰炸等行为，试图以此减轻或抵消日本的战争罪责。
第三，竭力构建日本作为“受害者”身份叙事。日本政府、主流媒体将战后的纪念与反思选择性地聚焦于战争末期遭受的苦难，特别是东京大轰炸和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潜移默化地将日本塑造成战争的最大“受害者”，对其发生的历史背景则轻描淡写或避而不谈。这种选择性和片面化的“受害者”叙事，蒙蔽了民众对于日本作为战争加害者的历史记忆，构成日本国内历史认识不断倒退的重要社会背景。
第四，对战犯的“英灵”化与“靖国神社史观”。日本右翼势力将供奉有14名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视为“为国捐躯者”的“追悼设施”，辩称参拜神社是理所当然的内政事务，外国不应干涉。这种“靖国史观”混淆了普通士兵与策划、发动侵略战争的战犯之间的根本区别，其本质是挑战东京审判的结论，企图为整个战争罪责体系翻案。
潜移默化的社会毒瘤
长期以来，历史修正主义通过多种途径向日本社会各层面渗透。在政治层面，日本政要不时出现否认、美化侵略历史的错误言行。小泉纯一郎在首相任内连续参拜靖国神社，安倍晋三在首相任内曾宣称“侵略的定义在国际上尚无定论”。两者的本质都是要挑战以和平宪法和东京审判为基础的战后秩序。近年来，日本内阁成员频繁参拜靖国神社更是为历史修正主义直接背书,助长了右翼势力的嚣张气焰。
在教育领域，突出表现为对历史教科书的系统性篡改。1982年，日本文部省批准的教科书将“侵略”改为“进出”，引发中韩抗议。此后，以“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为代表的右翼团体，大力推广删除或模糊处理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内容的淡化侵略历史的教科书。尽管这些教科书的采纳率并不高，但右翼势力持续的舆论造势和施压，成功将教科书问题政治化，对教育界造成长期的干扰和压力。近年来，日本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有关日本近代史的内容不断被压缩简化，导致年轻一代普遍对历史问题缺乏全面认识。
在学术与舆论领域，右翼媒体为否认战争罪责的右翼学者和评论家提供平台，大肆传播歪理邪说，攻击持反思态度的历史学家和记者。此外，日本网络空间中，各种否定侵略历史和“反中厌韩”的情绪化言论泛滥，使得理性讨论历史问题的空间被严重挤压，严重误导了普通日本民众的历史认知。
在文化领域，一些名为“反思历史”实为“美化战争”的影视、动漫和游戏作品在日本国内受到欢迎。比如，宣扬驾驶零式战斗机的神风特工队员的电影《永远的0》，刻画普通士兵“舍家为国”的悲壮情感，但刻意回避了其所参与的战争的非正义性，从而潜移默化地向青少年灌输了一种同情甚至美化战争的错误观念。
后果与深远影响
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滋长蔓延，对日本自身和整个东亚地区都造成了极其恶劣和深远的影响。在日本国内，历史修正主义不仅阻碍了健康的国民认同的构建，也制造了思想对立，使得日本社会无法就其近代史形成一套基于客观事实的基本共识。在网络空间中，主张反省加害历史的人往往被贴上“非国民”“卖国贼”等标签，使言论空间受到极大挤压，以至于有学者发出了日本正在“回归战前”的警告。
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蔓延，侵蚀和平宪法根基，动摇战后和平发展道路。右翼势力不仅竭力为日本摆脱和平宪法的束缚制造舆论氛围，并把矛头对准亚洲邻国，大肆渲染“外部威胁”，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推动激进的强军扩武路线。这种做法不仅严重破坏日本的近邻外交，阻碍东亚和解进程，也引发了邻国的警惕和反制，加剧东北亚地区的紧张局势和军备竞赛风险。
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泛滥，也在严重损耗日本的国际信誉与软实力。战后日本凭借其和平宪法、经济发展和文化魅力，在国际上树立了良好的和平国家形象。然而，历史修正主义大行其道让国际社会对日本是否真正汲取历史教训产生深刻的疑虑，尤其是与德国战后彻底的反思和忏悔表现相比，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表现使其在道义上始终处于被动地位。
同时也要看到，在日本社会，始终存在一股与历史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正义理性力量。一些有良知的政党议员、学者、教师、市民团体和媒体人，在艰难的环境下依然坚持不懈地探寻和传播历史真相，守护着和平宪法的理念。
对日本而言，唯有彻底摒弃历史修正主义，深刻反省其侵略历史，才能真正卸下历史包袱，赢得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的尊重和信任。对于国际社会而言，则需要与日本历史修正主义进行坚决斗争，鼓励支持日本国内的健康力量发声行动，共同维护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和人类共同的道义底线。
（作者项昊宇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原文载《世界知识》2025年第1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