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中日韩少子老龄化问题突出
作为同处东亚地区、同属儒家文化圈的中国、日本和韩国，“多子多福”“养儿防老”曾是三国人民秉持的传统思想和文化共识。然而，近年来，东亚“人口危机论”屡见不鲜，少子老龄化问题已然成为三国亟需解决的共同挑战。在人口问题上，中日韩堪称名副其实的“命运共同体”。三方携手应对人口问题挑战，积极探索合作路径，不仅将造福三国人民，还能为东亚地区国家的适老化、少子化政策制定提供参考和助力。
日本是亚洲最早步入老龄社会的国家，同时也是全球老龄化速度最快、程度最深的国家之一。按照联合国定义，当某国或某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老龄化率）超过7%、14%和20%时，分别对应“老龄化社会”“深度老龄化社会”和“超老龄社会”。日本自1970年迈入老龄化社会，到2005年成为超老龄社会，仅用了35年，速度远快于欧美发达国家。当前日本的老龄化率为29.3%，预计到2037年，这一比例将超过33.3%，意味着每三个日本人中就有一位老年人。此外，日本的人口缩减和生育率低迷问题也备受关注。截至2024年10月，日本总人口约为1亿2380万人，呈现14年连降趋势。预计到本世纪中叶，日本人口将跌破1亿人。日本厚生劳动省“人口动态统计月报”显示，2024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每位女性一生平均生育孩子数量）约为1.15，创下历史新低，远低于保持人口长期稳定所需的2.07水平。
韩国目前是全球范围内总和生育率最低的国家，该指标在2023年为0.72，2024年为0.75，2025年为0.79。虽然近两年总和生育率有所回升，但更多是一种有限的触底反弹，并非根本性改观。韩国新生儿数量的减少伴随着老年人口比重的迅速上升，韩国统计厅预计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将从2025年的20.3%增至2050年的40.1%。韩国总人口在2020年已达到峰值（5183万），此后逐年递减，目前约为5100万。到2072年，韩国人口可能降至3622万，相当于1977年的水平。
中国的人口问题也日益受到广泛关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新生儿人数已多年低于1000万人（2021年1062万、2022年956万、2023年902万、2024年954万），总和生育率在1.0左右。同时，老龄化问题加速演进，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年中国老龄化率已超14%，开始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22年、2023年这一比例分别为14.9%、15.4%。预计在2030年左右，中国将进入超老龄社会，之后该比例将持续上升至2060年的37.4%。中国总人口在2021年达到峰值后平缓减少。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人口发展研究室主任胡祖铨在《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形势、挑战与实践》一文中预测，2030年中国人口将降至13.9亿，2035年降至13.7亿，2050年降至12.7亿。
人口问题必将对经济发展、社会民生乃至国家综合实力及国际地位产生诸多负面效应。以日本为例，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日本陷入了“失去的30年”，长期的经济滞胀与严峻的人口形势共同拖累其增长潜力。人口规模的缩减不仅导致日本国内消费市场萎缩和投资吸引力下降，更对日本的科技创新能力构成冲击。随着劳动适龄人口比例的不断降低，日本正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加剧，养老金和医保支出持续膨胀，加重国家财政负担。此外，大量年轻人口从地方涌入大城市，导致日本农村和偏远地区的老龄化程度远超全国平均水平，“无人村”现象逐渐蔓延，严重影响日本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韩国而言，人口问题对韩国经济的影响已然显现，韩国目前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已跌至2%以下，至2040年将跌至0.1%左右，在悲观模型下甚至会下探到-0.3%。韩国人口的全球排名可能从2024年的第29名降至2072年的第59名，而GDP排名也有可能从当前的全球前15名下降到第30名以外。届时，韩国的综合国力恐怕难以和近年来提出的“全球中枢国家”“全球责任强国”等定位相匹配，甚至“中等强国”地位将出现动摇。
中国的少子化、老龄化压力也在持续加大。为应对这一挑战，一方面，中国不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稳步推进延迟退休改革，着力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另一方面，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与自动化发展，全面加速各行业智能化改造，以增强经济体系的韧性与可持续性。
02 日韩少子老龄化背后的社会经济因素
一是少子化与年轻一代婚育观念的变化紧密相关。以日本为例，年轻人晚婚、晚育现象普遍，丁克家庭数量亦有所增加。据日本2020年人口普查结果，30至34岁男性的未婚率为51.8%，也就是说，该年龄段的半数以上日本男性未婚。而1970年该比例仅为11.6%，在那时的日本，年过而立之年却单身一人的男性常被视为“异类”或“失败者”。随着社会发展和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日本女性在人生选择上拥有更多自主权，更加重视通过社会参与和职业发展来实现个人价值，这一变化促使女性初婚年龄从1970年的24.2岁上升至2023年的29.7岁。
二是育儿带来的沉重经济和生活压力，显著抑制了年轻家庭的生育意愿。韩国低生育高龄社会委员会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韩国家庭“理想子女数”的平均值为1.8，而实际上，大部分家庭因育儿所需的高昂经济社会成本而难以达到这一目标。在已有子女的受访者中，46.1%因“养育费用负担”而放弃再生育。日本的情况也大体相似，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及人口问题研究所2021年发布的《出生动向基本调查》显示，日本夫妇“计划生育子女数”的平均值低于“理想子女数”的平均值，造成这种差距的最主要原因在于教育、房租及育儿等成本高企。
三是生育率低下不能简单归因于经济能力不足，其背后的社会环境因素不容忽视。为应对少子化问题，日韩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生育补贴政策，但均未达到预期效果。人口问题背后有着复杂的经济社会因素，仅靠“撒钱”难以根本解决。在日本，尽管女性就业率有所提升，但职场环境对育儿的支持依旧不足，职场妈妈难以在工作与家庭之间找到平衡。多数企业内部仍存在对生育女性的不利安排，如升职机会减少、被调离重要岗位等隐性歧视。相关民调显示，超过九成的职场妈妈表示难以兼顾工作与育儿，尤其是子女处于婴幼儿阶段的母亲，面临的困难尤其突出。
根据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理论，低生育率与低增长的经济社会环境将导致劳动收入增长率显著低于资本收益率，从而加剧贫富差距和经济不公平。这种经济不公平又会使普通民众的育儿负担相对加重，进一步降低生育意愿，最终形成低增长—经济不公平—生育率降低—低增长的恶性循环。可见，解决人口问题需要广泛而综合性的经济社会措施，围绕该问题进行国际合作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这为中日韩三国开展交流合作提供了新增长点。
03 中日韩在人口问题上的合作路径
中日韩在应对人口问题方面各有优势，可以形成互补关系。日本进入少子化和老龄化的时间最早，具有丰富的政策储备，特别是在发展银发经济、推行护理保险制度改革、促进老年人再就业等方面的经验值得中韩借鉴。韩国的优势体现在高效应对，包括积极拓展公共托育、提速育儿支持政策落地、迅速整合社会服务信息平台等。近年来，中国将应对人口问题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强调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同时，依托庞大的人才储备和坚实的产业基础，积极拓展护理服务市场，并推动科技赋能育儿与照护。
2024年5月27日《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联合宣言》将“公共卫生与老龄化社会”确定为六大关键领域之一，承诺将共同应对低生育率及老龄化社会带来的挑战。在三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的牵引下，中日韩应在人口问题上探索更多合作模式与路径，争取逐步从共鸣、共识迈向政策协调和共同行动。
就可行合作路径而言，一方面，三国应积极推动政策对话与经验交流，并致力于增进三国青年之间的情感连结。三国可充分用好中日韩合作框架下的“老龄化论坛”等现有对话机制，并推动搭建更为广阔的政策交流平台。三国学者可围绕人口危机及其相关的社会经济问题展开深度学术交流，共同探寻解决方案。同时，三国青年可就婚育、就业等共同关注的议题加强对话，深化相互理解和情感共鸣，从而提升彼此之间的好感度。
另一方面，三国可推动人力资源共享，共同发展智慧育儿与智慧养老。三国可探索建立区域性“人才共享计划”，在护理、托育、医技等领域构建人才流动和资格互认机制，促进康养市场的相互开放与互利互惠。同时，三国可鼓励企业间开展跨境合作，联合研发“托育机器人”“智能养老平台”等社会服务科技产品，以缓解三国共同面临的人力资源短缺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