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国与以色列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5月8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证实，美国将暂缓输送对以军援，并对其他援助进行“重新审查”。这也是此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美国首次暂停向以色列运送武器。5月12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以发表“最强烈公开批评”，指出以色列的战术意味着“无辜平民的生命可怕地丧失”；在许多情况下，以色列的行动方式不符合国际人道主义法，以色列军队应该“撤离加沙”。更有美国学者认为以色列的政治野心和美国的中东战略利益之间，正发生日益严重而直接的冲突，美以关系已经到了重新评估和定位的关键十字路口。美国《外交政策》发表评论称“以色列是美国的战略包袱”，要像对待其他国家一样与以色列保持距离。
长期以来，出于维持自身在中东地区的霸权和服务美国国内政治的需要，美国历届政府都将以色列视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民主灯塔”和“战略堡垒”，把以色列的生存看作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1948年，以色列发表建国宣言仅11分钟后，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就立即宣布给予其任何形式上的承认并开始对其进行经济援助。1961年，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首次提出美以特殊关系，并开始向以出售大量先进武器装备。美国和以色列逐渐成为安全上相互依赖、经济上高度关联、外交上相互支持、价值观念上相互认同的紧密伙伴。据统计，自1951年至2020年，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达到近1100亿美元。近年来，以色列每年的军费预算在200亿美元左右，而从美国获得的军援就有将近40亿美元。作为影响巴以问题的最大外部力量，美国甚至不顾广大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反对，在国际社会长期偏袒、支持以色列。据统计，从1945至2023年年底，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总共否决的89项决议草案中，有45项涉及以色列。2024年4月18日，美国再次在联合国安理会投出唯一的反对票，否决了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决议草案，又一次站在国际社会的对立面。而以色列也长期在地缘政治竞争、反恐等方面成为美国可信赖的伙伴，是美国在全球和地区事务发挥重要影响的关键一环。
在美以关系中，美国犹太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美以特殊关系的重要纽带。截至2023年，全球共有约1570万犹太人，其中美国有约630万，约占美国总人口的2％。虽然占比不高，但犹太人在美国国内拥有雄厚的实力和影响力，美以委员会位列美国最强有力的特殊利益集团的第二位，可以利用选举政治影响美国两党外交政策走向，是美以特殊关系得以维持并不断巩固的重要因素之一。正如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所指出的，美国的中东政策几乎完全由美国国内政治决定，特别是犹太院外集团。
但近年来，犹太民族在美国的影响力也受到多方压力和冲击。首先，美以国家利益存在矛盾。此轮巴以冲突中，以色列执意升级对加沙的军事行动、加剧与伊朗的矛盾等行为，并不符合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这使美国在“支持以色列”和“避免介入中东大规模冲突”之间的政策空间大大压缩，陷入进退两难境地。其次，美国国内舆论压力持续上升。美国国内的年轻群体和以自由派为主的阶层普遍对以色列持相反态度，不少大学接连爆发针对以色列的抗议集会，即便在犹太裔美国人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批评以色列。美国两党针对以色列的政策共识也在减少。盖洛普2024年3月对民主党人进行民意调查时，只有38%的民主党人表示更同情以色列人，而49%的民主党人表示更同情巴勒斯坦人。最后，国际舆论压力日益突出。此轮巴以冲突中，美国不顾国际社会的共同呼声，多次行使否决权，阻挠呼吁立即人道主义停火的决议。这一偏袒以色列的行为令其在联合国立场越发孤立，对人道主义的漠视也损害了国家形象和国际信誉。
总体而言，美以特殊关系是在特殊时期、特殊条件下建立的，其间双方关系虽然多次面临“紧张”，但最终都能有效管控相互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使得双方关系进一步巩固。虽然近期美以关系再次出现波动，但并不能说明双方关系发生根本性转变。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张高胜，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王寅鸽，原文载《大众日报》2024年5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