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日媒消息称，日本政府正在密集磋商未来五年的防卫费增加方案。拟议中的2023-2027年度的防卫费总额或将超过40万亿日元，接近2019-2023年度的1.5倍。如参照北约国家军费统计方法，将海上保安厅、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等当前未列入日本防卫开支的经费项目计入防卫费，将使日本防卫费占GDP比例达到2%，与北约国家水准持平。日本政府拟将这一方案写入新版《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同修订后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与《防卫计划大纲》一道，于今年年底前正式敲定。
防卫费大涨，体现出日本的国防与外交战略，已经接近质变临界点。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日本加速突破安保“战后体制”。在军事能力建设方面，日本以“反击”概念掩人耳目，实质上架空“专守防卫”原则，拟在未来五年中重点提升防区外打击、无人装备、跨域作战、指挥控制等总计七大方面的军事能力，构建“能攻能守”的强大国防力量；在安全政策方面，日本强化对美捆绑，积极充当美落实“印太战略”的得力助手，并借由美日澳、美日欧、美日韩等“安全小圈子”，将自身打造为美国印太同盟体系的“第二轴心”，寻求拓展影响、提升地位。在台湾问题上，日本不惜背弃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初心共识，频频“踩线”，妄图“以台制华”，甚至挑动中美对抗并从中渔利。
在这些动作背后，不难看出日本以维护所谓“自由开放国际秩序”为名，图谋颠覆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来为自己“洗白身份”，重新成为军事领域“举足轻重的大国”的战略野心。然而，这既不符合日本当下身处的国际环境，也不符合其国力的发展走向。脱离实际的目标、过度膨胀的野心，只会驱使日本的国家战略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首先，炒作“东西方对立”、渲染“新冷战”，背离了当今世界的发展大势，有损日本作为亚洲国家的长远利益。在中日经济差距日益扩大的态势下，对抗中国不可能为日本带来安全，只会加剧东亚地区的安全困境。作为中国的邻国，日本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繁荣发展的受益者，也是过去几十年中亚洲维持和平稳定的受益者。近年来，日本对华贸易占其外贸份额连续超过20%。但是，自民党一些政客却提议在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中将中国定位为“重大威胁”，其狭隘短视令人瞠目。在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面前，亚洲地区需要的是开放协商、团结合作，在延续发展势头基础上，为全球治理提供更加公正合理的“亚洲方案”。日本一味关注自身“优越身份”，将冲突对抗引向亚洲，企图挑动地区阵营对立以助力美国巩固在亚洲的霸权体系，注定不合时宜、不得人心。
其次，在当前形势下大幅增加防卫费，只会令步履维艰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在债务高企、日元贬值、物价飞涨等一系列严峻挑战面前，无论以国债形式还是以增税形式募集新增军费，都将成为日本经济的“不堪承受之重”。由于军费是持续性开支，以国债支付将面临长期积累的“还本付息”压力。加之日本国债已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人均负债超过1000万日元，进一步增发债务将使岸田文雄倡导的“财政重建”成为泡影。增税方案同样有其局限。据日媒测算，如未来五年实现“防卫费占GDP比重2%”，财政支出新增额大约相当于将消费税水平由10%增加到12%。其余备选税源包括法人税、所得税、烟草税、金融所得税及遗产税等等，但各种方案都面临加剧企业经营压力、增加国民生活负担、拖累经济复苏、有失“公平性”等诸多争议。
最后，岸田文雄意图以“安保牌”换取党内外支持的计划难以奏效，反而可能因防卫费大涨争议而加剧政治困局。岸田文雄以所谓“开放性态度”包装扩充防卫费计划，试图同时团结左右各方。然而，自民党保守派与日本普通民众之间的分歧实际上难以弥合，且都不满岸田政府的模棱两可。号称“继承安倍衣钵”的萩生田光一、高市早苗等人主张，即便不计后果增发国债，也要将防卫费增加到GDP2%以上，并抨击岸田文雄“恐中”；而多个在野党均明确反对增加防卫费，执政伙伴公明党亦主张“谨慎行动”。《产经新闻》的民意调查显示，一半以上的受访者不赞成为增加防卫费而扩大财政收入来源。
在“安倍国葬”问题和统一教会丑闻双重打击下，岸田政府的支持率迅速跌至历史新低，一度濒临政权能否持续运行的“分水岭”。防卫费问题一旦处理不当，或将成为压垮岸田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
（孙文竹，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所副研究员、博士。原文载于《大众日报》2022年10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