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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向左转”,拉美地区左翼力量再次吹响“集结号”?

| 作者: 章婕妤 | 时间: 2022-01-07 | 责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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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9日,智利总统大选最终结果揭晓,新兴左翼联盟“我赞成尊严”候选人加夫列尔·博里奇以55.8%的高得票率胜出,将于2022年3月正式就任智利第34任总统,成为智利共和国史上最年轻的总统。在经历经济增长低迷和疫情严重冲击之后,智利政治钟摆再度向左倾斜,人们期待年仅35岁的千禧总统将为智利政坛注入新的血液。
  与此同时,这次大选也引起了众多拉美国家和域外组织的关注,阿根廷、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古巴、秘鲁和乌拉圭总统以及欧盟和美洲国家组织均在第一时间表示祝贺,赋予了本次选举更多风向标的意义。  
 
  博里奇胜选背后的逻辑
  几家欢喜几家愁。此前呼声极高的右翼政党联盟“基督教社会阵线”候选人卡斯特以44.1%的得票率败选,其与博里奇相差近11个百分点的得票结果也出乎左右派人士的意料。在刚过去不久的首轮选举中,卡斯特以高于博里奇2个百分点的微弱优势居于领先地位,而智利民主回归以来的若干次大选结果也显示,在第一轮获胜的候选人最后都如愿坐上了总统宝座。其实,本次选举结果在最近几次的民意调查中已初见端倪。
  智利多家权威民调机构,如“黑&白”、“公民脉动”和卡德姆公布的结果均显示民众对博里奇的偏好领先其对手,前者支持率高于后者3%到16%不等。且随着终选日期临近,卡斯特的竞选优势也在被不断稀释,支持率一蹶不振。而博里奇后来居上,表现出明显的后发优势。
  在短短一个月之内,智利总统选举结果便出现大反转,这其中既有偶发因素,也有必然原因。近日,德国联邦档案馆公开的一份文件揭示,卡斯特的父亲曾自愿加入纳粹行列,这与此前卡本人宣称其父是被德国军队强制征兵的“事实”相矛盾。同样在三年前,在智利记者哈维尔出版的《乌鸦的阴影》一书中,专门讲述了老卡斯特是如何在二战后携带虚假文件逃离慕尼黑后前往智利。但时至今日卡斯特仍拒绝置评,这在智利本国内引起了较大的轰动,对其本人也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为弥补受损的公众形象,卡斯特踏上了一场24小时的美国之旅。其间卡斯特与多名经济学家代表和企业界人士会面,并与激进共和党议员卢比奥会谈,意欲借此机会恢复声誉,同时向外传递关于促进投资的积极信号。然而,这次“闪电之旅”反响平平,一是卡斯特未能与美国当局取得任何接触,且其“特朗普化”的作风也让拜登政府对其抱有戒心。二是在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奥密克戎与第三波疫情交织之际,卡斯特此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更是让智利民众对其信心大打折扣。
  与卡斯特“出走”相对比,是智利前总统、传统左翼巴切莱特的回归。作为联合国现任人权事务高专,巴切莱特一直对国内政治尤其是大选局势保持密切关注,并不时透露出其对左翼人士博里奇的青睐,由其亲手创建的“公民地平线”基金会早些时候便对博里奇竞选总统作出承诺。选前一周,正逢巴切莱特休假回国与家人共度圣诞,巴再次重申了对博的支持。但此举也存在一定风险,难免招致右翼强烈不满,落下“干涉选举”的口实。
  除了客观条件的变化之外,博里奇和卡斯特对竞选策略的调整也是决定其胜负的主要原因之一。从他们先后发布的两版竞选纲领来看,二人均有意识地淡化初期浓厚的极端主义和意识形态色彩,并开始向“中间地带”靠拢,蒙上一层温和派色彩。究其原因,既是为吸引首轮投票中的中立选民,也是为获得更多中左或中右派议员的支持,并尽可能在国会中创造好感。从实施效果来看,博里奇的转变更胜一筹:
  一是与智利共产党进行了“划线”和“切割”,一方面在古巴、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问题上坚持自己的立场,另一方面对是否让智共加入新内阁采取模棱两可的模糊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选民对智利共产党的不安,进一步排除了对“Chilezuela”(“智利的委内瑞拉化”)的恐惧。
  与此同时,卡斯特借博里奇与共产党结盟竞选一事大肆进行“恐怖宣传”,称“博是智共的木偶”。在一批中间派选民看来,将选举与共产主义对立起来的举动是幼稚、欠妥的行为,由此再度疏远了卡斯特一方。
  二是博里奇聘请到了一批重要中左翼经济学家,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其有关“智利将是新自由主义的坟墓”这一言论的负面效应。在重组团队的过程中,博里奇将前医生协会主席纳入麾下,此人因抗疫有功而拥有很高的社会声誉。一来二去,博里奇还得到了前总统拉戈斯的声援和中左翼联盟前“协奏曲”力量的加持,使其离成为总统更近一步。
  但是博里奇胜选背后的底层逻辑,是智利民众求新求变的迫切愿望。博里奇和卡斯特,位于意识形态光谱两端的两位极端总统候选人,从一开始就折射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如果说卡斯特是要重建一个新自由主义的新世界,博里奇则是要打破一个新自由主义的旧世界。卡斯特迷恋过去,博里奇则更多关注未来。
  自1990年代皮诺切特从历史舞台退去,智利政府无论左右,均对新自由主义抱有崇高的敬意和向往,认为这是智利国家前途和命运的“灯塔”。然今时不同往日,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的交织之下,这个老牌新自由主义的“优等生”也感到力不从心。相关统计数据显示,自初选至今,鉴于国内宏观经济政治环境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外资正在加速逃离智利,而这可能仅是博里奇上任后即将面临的众多困难之一。  
 
  等待千禧总统的困难和挑战
  除了获得过半选票之外,选举结果透露出的其他细节对博里奇来说也不失为是一个好消息。
  首先,参与率是本周决选的亮点之一。当天统计了约有830万张选票,相当于1500万选民总数的55.5%,甚至超过了2020年全民宪法公投时50.98%的参与率,是自2012年实行自愿选举以来登记过的最高投票率。此外,博里奇获得的多达460万张选票也使其成功跻身智利史上获得选票最多的总统之列,比1993年爱德华多•弗雷获得的历史性选票多了将近50万张。其比卡斯特多11个百分点得票率的胜利也将成为智利民主史上的一段佳话。但欲戴皇冠,必承其重。博里奇即将面对的挑战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次年的制宪会议。将于2022年进行的智利新宪法投票将是决定智利未来政治和经济社会走向的关键一步。在此之前,智利新政府和议会都将处在一个漫长的过渡期,对于新宪法的讨论也将继续,博里奇既要参与处理一系列制宪的技术问题,也要在面对反对派势力质疑时坚持对立宪的坚定立场。
  二是分裂的国会。在拥有50个席位的智利参议院,博里奇所在联盟仅控制6个席位,即使是将中左翼的16个席位相加,博仍然无法获得法定多数席位。在拥有155个席位的智利众议院,博里奇也面临相似情景。这意味着未来“府院之争”的常态恐将继续,智利有可能在博里奇领导下陷入长期的立法僵局。
  三是推进新自由主义改革。竞选初期博里奇曾提出过“四个轴心”说,分别是女权主义、生态转型、权力下放和体面工作,并将其具体归纳为四个部分:第一是“可以覆盖到每个人,特别是妇女和中小微企业”的可持续增长。通过与联合国合作来保障两性平等,为女性创造5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支持企业进行创新。第二是进行养老金体系改革。首要是创立一个没有AFP(智利私人养老金管理机构)的系统,由雇主、工人和税收的缴款提供资金,为所有65岁以上的智利人提供25万比索(约合人民币1856.5元)的全民基本养老金(PBU)。第三是改善卫生系统。推进建立全民健康基金(FUS),新模式将侧重初级保健,以公共制度为基础,由一般税收提供资金。第四是改革税制系统。确定税收的GDP占比增加5个百分点的目标,增加如公司税、富豪税、绿色税等新税种,减少不合理的税收支出。
  但需要指出的是,以上种种实现的前提是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国内财富的增长。而当前,智利经济复苏仍然微弱且缓慢,2020年GDP遭遇三十年来最严重萎缩,下降幅度达6%,贫困水平上升到12.2%,预计今年增长仅为5.5%。与此同时,新政府还将不得不应对民众 提前预支500亿比索私人养老基金的影响。  
 
  智利的“红与绿”的未来
  选举结束不久,智利现任总统皮涅拉发表讲话,称“大选再次证明了智利是民主样板”,很难让人不联想起上一次其有关“智利是拉美的民主‘绿洲’”的言论。2019年10月,在皮涅拉发表上述观点后不久,智利便爆发了自结束军人干政以来史上规模最大的暴乱事件,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社会经济损失,也严重挫伤了智利的国际形象,痛失当年APEC峰会和第25届COP气候峰会主办权。
  两年之后,智利再次来到历史的关键转折点,而智利这片“绿洲”能否永葆生机与活力,则时刻考验着博里奇及下届政府的魄力和能力。此外,继智利之后,加上墨西哥和阿根廷,拉美主要的三个地区大国已经实现“左转”,明年巴西即将举行总统大选,左翼人士卢拉的呼声和支持率已显示出了压倒性优势。自本世纪初拉美出现第一波粉红浪潮以来,左右博弈一直是拉美政治生态的常态。近年来拉美似又出现左退右进的局面,“右翼做东”渐成气候。而当前,拉美地区左翼力量又一次吹响了集结号,再次呈现出东山再起的势头,我们有理由拭目以待。  
 
  (章婕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拉美和加勒比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原文载于澎湃外交学人,2021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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