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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暴露“去工业化”真相

| 作者: 宁胜男 | 时间: 2021-07-22 | 责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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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多地成为疫情重灾区,一些发展中国家陷入大规模失业、极端贫困等社会经济困境。应对危机能力缺陷背后,折射的是这些国家过早“去工业化”的结构性问题。

  “去工业化”最早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于发达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现象。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80年巴西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30.3%,此后“断崖式”下跌,到2000年仅为12.7%;印度制造业增加值在未超过GDP的18%时已震荡下行,到2020年降至13%。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开始“去工业化”时工业发展水平并不高,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尚在低位徘徊,国际上将这一现象称为过早“去工业化”。

  曾几何时,这种过早“去工业化”模式并未引发太大争议,尤其是本世纪初,国际石油和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助推了拉美和非洲的经济增长,印度则依靠计算机软件等服务业出口赢得“世界办公室”的称号。在“华盛顿共识”和全球新自由主义浪潮的影响下,“服务业提前取代工业”的发展模式受到不少国家推崇,很长一段时间内,“去工业化”“退二进三”被看作是一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象征。

  但是,新冠疫情暴露了过早“去工业化”国家“体虚畏寒”的真相。

  过早“去工业化”导致增长乏力。人类经济发展史表明,制造业等工业部门能够更快地提升生产效率,实现生产力的大发展,被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对于低收入经济体,制造业还是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利用后发优势实现弯道超车的关键部门。过早“去工业化”,经济缺乏一个强大的制造业作中坚支撑,一是导致国民经济的“空心化”,增长的步子不稳,遇风险易折损;二是经济主导地位由批发、零售、酒店等传统服务业占据,这些行业产品难以规模化量产,生产率不高,且多依赖内需“一条腿走路”,易引发经济增速放缓,增长动力减弱。

  过早“去工业化”加剧失业和贫困。很多发展中国家具备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但是,过早“去工业化”导致劳动力无处可去,带来大规模失业或隐性失业问题。从农业析出的大量劳动力无法在正式的制造业部门实现就业,只能流入低生产率的传统服务业,从事家政工、服务员、小商贩等低端职业,不仅收入低,也缺乏制造业工人享有的基本劳动和社会保障。根据印度2009-2010年普查数据,在全印4.65亿的就业人口中,正式部门就业人口仅有2800万,剩余4.37亿都在组织程度低、生产规模小的非正式部门勉强安身。疫情暴发后,由于社会经济活动的停滞,这部分人口往往生计无着,被迫滑落至极端贫困境地。

  过早“去工业化”易激化阶层冲突,带来沉重的社会成本。制造业的早衰导致中等收入人群规模缩减,社会收入分配结构变为“哑铃型”,财富日益向资本所有者集中,少数高素质劳动力得以进入金融、互联网等高附加值行业而获得高收入,大多数劳动者则做着低端服务业工作,由于严重缺乏议价能力而不得不忍受低报酬。长此以往,劳动者内部形成“内卷”,社会贫富差距问题进一步凸显,底层民众情绪发酵,社会冲突与矛盾日益上升。疫情加剧了这一趋势,近期不少学者警告世界正在走向“巴西化”,背后也有过早“去工业化”的影子。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去工业化易,再工业化难。后疫情时代,在美欧等发达国家强调“供应链安全”、纷纷推出重振制造业计划之际,国际经济体系留给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空间更趋狭窄。发达国家由于资本积累雄厚、科技实力强劲,容易在工业4.0时代夺得先机。相反,工业自动化趋势将侵蚀低收入经济体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削弱其对工业投资的吸引力。有鉴于此,新一轮产业革命很可能导致国家间的两极分化,那些过早“去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将被甩在后面,甚至出现经济倒退,在世界经济中的弱势地位也可能被长期固化。

         (宁胜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原文载于《环球时报》2021年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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