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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后,再看“阿拉伯之春”

半月谈 | 作者: 刘畅 | 时间: 2021-04-09 | 责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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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岁末之时,突尼斯布瓦吉吉的一把悲愤之火,点燃了阿拉伯世界一场轰轰烈烈的剧变。然而,结果证明,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不仅没有迎来梦想中的自由、民主和繁荣,反而陷入长期的经济停滞、社会动荡、战火频仍、民生凋敝和人道主义危机。“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十年过去了,治理、信任、和平、发展四大“赤字”仍深刻困扰广大阿拉伯国家,阿拉伯民族和整个中东再次来到命运抉择的十字路口。中东还会好吗?

西方国家推波助澜造成地缘政治灾难

  在这场决定了阿拉伯民族乃至整个中东地区命运走向的“革命”剧变中,阿拉伯国家自身发展遇到的瓶颈构成了根本原因,而外部力量(主要是美国)各种推波助澜,让后来的事态呈现出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

  一方面,阿拉伯国家内部发展问题积重难返,使“革命”爆发有其一定的必然性。发生“革命”的阿拉伯国家社会内部的阶级对立极为尖锐,经济发展与改革的最终获益方是与统治者的家族拥有裙带关系的官僚和资本家,财富与资本向特权阶层高度集中,衍生出严重的“制度化腐败”和极为低效的官僚体系,加深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信任裂痕,加剧了底层民众与政府间的对立。

  人民对长期固化的政治体制、阶级极化等的抵制与抗争,对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和严重腐败现象的愤懑,对经济不景气和失业率高企的郁闷,对民生凋敝和人道主义危机加剧的难以容忍,日积月累的种种怨气,最终因一个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大学毕业生之死而演变为剧烈的社会变革。

  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推波助澜,是这场“革命”能在短时间内迅速燃烧到阿拉伯多国的最主要外因。美国利用“输出民主”的非政府组织和各种基金会,如美国国际发展署、“自由之家”等,深度介入这场街头“革命”。美国还培训大量阿拉伯网络煽动员,利用新兴媒介推波助澜,又控制西方主流媒体加以赞扬,一边倒地渲染“革命”的所谓“自发性与积极性”。这给当时阿拉伯各国内部的反对力量发出明确信号,使“阿拉伯之春”的烈火越烧越旺,最终造成一场地缘政治灾难。

中东世界面临长期复合型危机

  现在看来,“阿拉伯之春”给阿拉伯国家和中东带来的并不是“春天”。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中东的地缘安全危机、经济发展危机、政治治理危机、思想思潮危机叠加,“阿拉伯世界向何处去”仍是压在中东人民心中沉重的问题。

  目前,地缘安全危机频发是中东最显著的特征。地区格局呈现由单极到两极再到多极的演变路径与特征,各方争相填补美国收缩所导致的地区权力真空,中东持续处于动荡、无序、失控状态。旧的秩序被摧毁,新的秩序尚未建立,许多国家政局动荡甚至陷入无休止的内战和武装冲突,这给非国家武装行为体的大幅上升提供了空间,对现有中东民族国家体系形成严重冲击。

  地区内部主要国家“阵营化”地缘对抗加剧,中东主要矛盾正从传统的“阿以冲突”转为“阿以对抗伊朗、土耳其”。美国主导下的以色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对抗伊朗、土耳其领衔的什叶派与穆兄会力量,正成为中东地缘博弈新主线。“阿拉伯之春”加剧了阿拉伯世界内部的分化、分裂。2017年6月发生的海合会成员国“断交危机”,是阿拉伯世界内部分化的最鲜明注脚。

  经济发展危机持续加重,阿拉伯国家经济转型更趋艰难。疫情蔓延与油价暴跌,重创中东经济,各国经济多元化转型更加困难,阿拉伯国家尤其是富裕产油国对石油经济的依赖更加强烈。富裕产油国的资本外流不仅使本国高福利社会模式难以为继,还难再向巴勒斯坦等“穷兄弟”进行财政援助,也难再用传统“拿钱买稳定”“砸钱掩矛盾”的办法维持本国和地区稳定。

  与经济结构失衡相比,更深层次的问题,是阿拉伯和中东国家在经济发展理念上遇到冲击。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在中东国家的合法性被极大削弱。国际社会进入了新一轮经济治理和发展理念的重构期,中东国家经济治理进程中的理念冲突愈加凸显。

  政治治理与政权安全危机深刻困扰中东各国。民粹主义浪潮进一步冲击各国政权稳定,伤及各国政府执政根基,对伊拉克等脆弱国家的政治秩序与政权安全构成持久威胁,极易成为中东地缘政治新“黑洞”。伊朗、土耳其等国的强势领导人顺应民粹主义要求,对外采取更强硬保守政策,激发民族主义转移社会矛盾、夯实政权合法性,给地区和平带来新挑战。中东伊斯兰国家民众转投“伊斯兰主义”,加速中东“政治伊斯兰运动”复兴。各国民粹力量易被域外势力绑架利用,实现颠覆该国政权、削弱该国地区影响力、攫取地缘政治利益的目的,加剧地区局势混乱。

  在思想危机方面,中东人民需直面四大时代命题:

  宗教与世俗化的关系。政治伊斯兰主义一直作为一种备选方案留存于伊斯兰国家的政治框架内,它同西方世俗政治价值观经常互不兼容,使许多中东伊斯兰国家始终面临“世俗化”还是“伊斯兰化”的“分裂症”。

  伊斯兰内部各教派之间的关系。“阿拉伯之春”以来,教派矛盾加剧地区族群冲突和教派阵营间的对抗,破坏地区国家的安全信任,诱发和激化地区代理人战争。同时,教派矛盾也为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创造条件,各种极端势力“借疫还魂”并呈现某种合流之势。

  如何看待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兴衰。自“阿拉伯之春”以来,各国的头等关切不再是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地区建构,取而代之的是各国对“求稳定、谋发展”的极度渴望,以及对自身主权与领土完整能否维持的关切。阿拉伯各国日益“内顾化”、务实化的政策取向,使各国的本土主义、本国主义,正在超过传统意义上的“泛阿拉伯主义”。

  如何应对身份政治带来的各种问题。“阿拉伯之春”击碎了地区各国原有的政治认同和身份建构,身份政治大行其道,民族、部族、宗教、国家的身份都被再次定义。教派主义、部族主义、民族主义和极端主义肆虐,基于民族、部族、宗教等不同身份的地区冲突愈演愈烈。

读懂“阿拉伯之春”的教训

  今天的中东仍处于“阿拉伯之春”的后续震荡期。十年后再回眸,我们该如何看待这场剧变,并从中吸取怎样的教训?

  坚持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阿拉伯之春”的最大教训在于当事国选择了错误的变革道路。这条错误道路不仅没有解决这些国家业已存在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反而激化了国家内部的民族、宗教、阶层矛盾,让国家机器和国家治理陷入瘫痪。机械地照搬西方民主模式,并不能解决政治民主化的问题,只能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一国的发展道路只有结合本国历史发展源流和民族文化基因才能经久不衰。

  坚持走经济多元化转型之路,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建设。历史上,许多阿拉伯国家曾设想通过购买方式来实现本国工业化,但西方国家对于这种“购买工业化”总是敷衍搪塞,设置种种壁垒。“阿拉伯之春”以来,地区国家纷纷推出经济振兴计划,大力发展制造业,以期实现产业多元化,摆脱对石油经济过度依赖,提高民众生活水平,维护政权合法性基础。未来,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走向、大宗商品价格趋势、新冠肺炎疫情起伏变动、地缘政治环境变迁等不确定因素众多,中东国家经济增长将面临更严峻挑战。唯有坚定不移地推进自主工业化和经济多元化转型,才能切实巩固国家独立自主地位,为人民提供可靠发展红利。

  积极探索“以发展求和平”“以发展促安全”的地区安全治理新道路。西方国家在中东推行的“以实力促和平”“以民主促和平”等安全治理模式被证明收效甚微,加剧了中东国家发展缺失与安全缺位之间的恶性循环,多国治理失能导致发展难见成效且无法转化为安全的“守护力”。中国倡导的“以发展促和平”理念越来越受到中东国家的期待,为这一地区转型国家恢复和平提供了一种选择方案。发展和平论认为,强化中东国家自主发展能力,是实现中东持久和平与安全的根本保障。

  推进多边主义维护中东地区安全。“阿拉伯之春”以来,地区国家阵营化对抗走高,海湾安全局势持续紧张,中东地区进入“海湾时刻”。从长远而言,各方更应建立有效的沟通与对话机制,最大程度避免误判。近年,中国倡议在维护伊核全面协议前提下,有关各方共同搭建一个海湾地区多边对话平台条件。只有这种多边主义的对话机制,才能形成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新共识。

  (刘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原文载于《半月谈内部版》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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