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后，逐渐演变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事件。韩国政府虽采取一系列防疫措施，但未能阻止韩国成为重灾区。2020年1月，在获悉中国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患者后，韩国政府和舆论已经开始关注疫情发展。韩国于2020年1月20日确诊第一例“新冠肺炎”患者，系由武汉前往仁川的35岁中国女性。韩国政府随即将传染病危机警报从“关注”提升至“注意”。1月27日确诊第四个病例后，韩政府又将危机警报提升至“警惕”，并启动“新型冠状病毒”中央事故处理本部。同时，韩政府开始组织从武汉撤侨，分别于1月31日、2月1日、2月12日用专机从武汉接回将近850名侨民。2月4日起，韩国开始全面禁止此前14天内访问或滞留中国湖北省的外国人入境。至2月10日，韩国共确诊“新冠肺炎”患者28例，由于此后数日确诊病例增长显著放缓，疫情似乎得到控制。然而从2月19日起，以发生超级传播事件的大邱“新天地”教会为中心，韩国的确诊病例迅速增长。2月22日，随着最后一片“净土”蔚山市首现确诊病例，韩国17个市道全部中招。
由于疫情急转直下，韩国政府不得不在2月23日采取多项重大措施。首先，将危机警报从“警惕”上调至最高级别的“严重”。这是自2009年“新型流感”疫情后韩国首次将警报级别调至最高级。第二，成立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总理丁世均亲自挂帅。这是该制度2003年开始运行以来，第一次由总理担任本部长。第三，全国所有幼儿园、小学、中学和特殊学校将开学时间推迟一周至3月9日。这是韩国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推迟开学。此前不久，首尔市长朴元淳已禁止在光化门等首尔市内重要场所集会，并关闭了首尔“新天地”教会。尽管韩国政府正采取前所未有的强力措施，但由于疫情发展已进入全国扩散阶段，防控效果仍有待观察。2月24日，韩国国会关门停会，地方自治团体的大部分公共设施停止运营。截止2月24日18时，韩国累计接受“新冠肺炎”检查人数超过3.2万人，确诊患者达到833人，死亡8人，其中多达456人的感染与“新天地”教会有关，抗疫形势可谓十分严峻。
“新冠肺炎”疫情也给中韩关系带来了一定的挑战。首先，疫情对中韩产业链造成了冲击。由于中国工厂的零部件供应受到影响，众多韩国企业不得不采取停工措施。而在韩国疫情加重后，韩国至中国的供应链也有可能出现问题。其次，人员往来严重缩水，尤其在韩国采取限制措施后，入境韩国的中国人数量从每天一万人以上减少到五千人以下。第三，高层访问或受影响，尽管两国首脑在2月20日的通话中表示争取习近平主席如期访韩，但关于疫情影响高层访问甚至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担忧仍在蔓延。第四，在一些西方舆论的鼓噪和裹挟之下，韩国国内也出现了质疑中国抗疫举措的舆论，少数媒体指责中国“瞒报疫情”、“迫害人权”、“限制言论自由”。第五，狭隘民族主义泛起。中国爆发疫情后，韩国青瓦台国民请愿平台立即出现“禁止中国人入境”的请愿，附议者多达30万人以上。目前就读于韩国各大学的7万多名中国留学生也成为部分韩国人“嫌恶”的对象。第六，4月韩国国会选举在即，在野的保守势力借题发挥，一方面指责政府“抗疫不力”，另一方面主张加强对华入境限制，甚至主张全面禁止中国人入境。随着疫情发展和选举临近，政府和执政党在对华政策上可能面临更大压力。
迄今为止，韩国政府力求在防疫需求和中韩关系大局之间寻求平衡，一方面充分顾及国内的公共安全利益，另一方面也展现友邻的应尽之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采取撤侨、限制中国人入境等政策时不做“出头鸟”，并寻求中方谅解。第二，积极声援。韩国驻华大使张夏成通过人民日报主页表示“中国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2月19日，新任韩国驻武汉总领事姜承锡赴任，成为仅有的两个“逆行”留守武汉的外国总领事之一。同日，韩国外长康京和也表示要将疫情对韩中关系的负面影响最小化。第三，提供实质援助。韩国政府、企业和民间团体多次向中国的抗疫前线提供医疗物资，对此，中方也表达了赞赏和谢意。
“新冠肺炎”疫情既是中韩关系面临的挑战，也是机遇。随着确诊病例大量增加，韩国同样成为抗击“新冠肺炎”的一线，在这场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中，中韩成为名副其实的战友。首先，以共同抗疫为契机，两国在公共卫生和医疗方面的合作可获得巨大动力，相关经验交流有望加强。其次，疫情使两国舆论形成共同的关注焦点，如能妥善引导，有助于改善两国间的国民感情。第三，疫情可为中日韩合作提供“实战”机会。韩国是今年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主席国，三国以共同抗疫为契机，可以进一步加强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工作，为建设命运相依、守护相助的中日韩共同体添砖加瓦。以此次在疾病防控这一非传统安全问题上的合作为基础，三方可进一步推动中日韩安全合作，补足三国关系中的短板。
总而言之，“新冠肺炎”疫情对于中韩两国而言是践行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机遇。加强沟通、凝聚智慧、“患难与共、共克时艰”是两国的不二之选。
（李旻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