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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蓝皮书(2012)》

| 作者: | 时间: 2012-03-27 | 责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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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   2011年国际形势的“乱、险、难、变”  
     历史翻过了 2011年的一页。回首 2011,人们发现,这是充满了动荡、风险、困难和变化的一年,是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的一年。这一年国际形势最突出的特点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即西亚北非的“乱”、西方社会的“难”、世界经济的“险”,以及中国环境的“变”。
   
        2011 年国际政治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阿拉伯国家的动荡,整个西亚北非地区“乱”象丛生。西亚北非之所以“乱”,首先是长期以来这些国家的治理存在问题,集中表现为个人专权、家族统治、特权世袭,贫富悬殊,动乱的种子早已埋下,变化是迟早的事情。其次是国际经济危机的冲击,西亚北非国家经济结构单一,能源、旅游、侨汇起支柱作用,经济危机导致油价大幅下滑,游客大幅减少,侨汇大幅萎缩,失业大幅攀升,动摇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基础,激化了社会矛盾。再次是西方国家的推动,布什时期“大中东计划”对阿拉伯世界的“改造”,“维基泄密”对阿拉伯国家上层奢糜信息的披露,“脸谱”、“推特”等网络工具对街头运动的推波助澜,欧美国家的早期介入和强力干涉,使阿拉伯国家街头示威民众不会“见好就收”,不会循序渐进地推动社会变革,使有关国家的政府无法在正常情况下恢复法律秩序。结果动荡变成冲突,冲突酿成流血,流血导致西方干预,干预鼓励街头运动,形势由此进入恶性循环直至发生战争。西亚北非的变化既是阿拉伯国家治理理念的变化,也是穆斯林世界政治生态的变化。那种尊卑分明、贫富悬殊的“阿拉伯模式”从此一去不复返了。然而,西方式民主模式的引进,给阿拉伯国家各种政治势力包括宗教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势力提供了更丰厚的生存土壤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说这种乱是潘多拉盒子的打开未必合适,但说它是多米诺骨牌的倒下却恰如其分。正因为如此,西亚北非的乱不会只局限于目前已受波及的几个国家,也不可能在短期内结束。对阿拉伯国家来说,医治动乱和战争创伤的过程将是长期和艰难的,对西方来说,阿拉伯世界变化带来的更加严峻的挑战和更加复杂的局面才刚刚开始。
   
      在阿拉伯世界动荡的同时,西方国家的日子也极为艰难,之所以“难”,不仅难在其积重难返的经济困境,而且难在其社会公众对其政治制度产生的大规模质疑。整个 2011年,欧美国家风起云涌,西方社会固然经常发生各种各样的游行抗议示威,但此次社会风潮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大规模示威针对的不是政府的某项具体改革措施,而是质疑整个西方政治制度。春季,在北非国家发生媒体戏称的“阿拉伯之春”的同时,西班牙上百万民众在几十个城市打出了“拒绝多党制”、“要求真正民主”的口号,其规模之大、政治口号之尖锐前所未有,堪称“西班牙之春”。夏季,伦敦街区青年在绝望中发动大规模骚乱,商店被砸、汽车被烧、行人被抢,场面触目惊心。警方拘捕了上千人、起诉了数百人,才勉强平息事态。秋季,大批民众走上了美国街头,要“占领华尔街”,他们打出了“美国 1%的人占有了 99%的财富,而华盛顿的政客却在为这 1%的人服务”的政治口号。纽约警方在一天之内拘捕了 700多示威者才控制住局面,但“占领华尔街”的政治诉求已在全球引起强烈反响和连锁反应。冬季,伦敦、布鲁塞尔等地再度发生大规模抗议风潮。“马德里之春”、“伦敦之夏”、“华尔街之秋”、“布鲁塞尔之冬”折射出西方社会深层次和结构性矛盾。西方主要国家 2012年将大选,而各国萎靡的经济和高企的失业把在任总统推到了极为艰难的境地,反对党与执政党的零和博弈使政府的就业法案无法出台,复苏措施举步维艰。在国内政治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西方又发动了利比亚战争,转移国内压力,这是冷战结束后西方在 20年内发动的第四场大规模战争。这些战争的结果没有一场是令人满意的,没有一场符合战争发动者的初衷,这四场战争中三场的合法性也备受争议。四场战争的创伤未愈,现在叙利亚、伊朗上空又战云密布。西方民众对政府无钱改善民生、却有钱发动战争的不满程度正在上升。帕潘德里欧、贝卢斯科尼、萨帕特罗等等已在危机中黯然下台,奥巴马、萨科齐连任道路也荆棘重重。
   
      2011 年国际形势的第三个特点是世界经济的“险”。主要表现是欧美日三大西方经济引擎结构性问题的严重后果进一步显现。一是美国险些陷入主权债务违约。 2011年 8月,美国国会经过激烈辩论,虽提高了政府举债的上限,避免了债务违约,但导致美国主权债务达到 GDP100%的危险境地,大大超过了债务危险程度的国际标准。美国两党出于选举考量而在经济政策上博弈的行为,使国际评级机构降低了对美国政府解决经济问题的信心。美国历史上首次被国际评级机构下调信用等级。美国为摆脱危机,在前两轮“量化宽松”的基础上,曾准备进行第三轮“量化宽松”,引起国际舆论一片哗然。为减轻国际压力,奥巴马政府转而采取了卖短买长的“扭曲操作”,把近期债务压力推到中长期,但问题并未因此而解决,第三轮“量化宽松”势在难免,给 2012年的国际经济埋下了新的隐患。二是欧洲新一轮主权债务危机爆发,欧元体系险些崩溃,欧元区国家主权财政与统一货币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化,欧盟国家平均负债率达到 85%左右,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多个欧元区成员国主权债务信用等级被国际评级机构连续下调,法国历史上首次失去了主权债务的 AAA等级。不仅希腊的债务危机已难以为继,而且“欧猪五国”的其它国家都在主权债务危机的边缘徘徊。欧元区成立一万亿欧元的“维稳基金”,但如何筹措尚有诸多未知因素。欧盟在争议中通过了关于修改里斯本条约的决议,但英国再次“光荣孤立”。克服危机需要各国执行严格的财政紧缩政策,而紧缩政策又会影响各国政治家的选票。两难之中,被牺牲的往往只能是紧缩政策,因此欧洲走出债务危机的道路还非常漫长而崎岖。三是日本经济雪上加霜。日本经济本来就在极度低迷之中,政府负债率已超过 200%,而地震海啸核辐射三灾并击使日本经济的复苏前景更加遥远莫测。西方经济的风险因素预示着 2012年全球经济的不稳定前景。
   
      剧烈变动的国际格局给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也带来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是中国战略环境的变化。美国认为过去十年过于集中反恐,忽略了亚太地区,忽略了新兴国家高速增长带来的“挑战”,因此必须从两场反恐战争中脱身,以加大对东亚“投入”。美国一方面强化东亚军事同盟体系,计划驻军澳大利亚北部,进行海空一体战略部署,另一方面高调介入南海争端,使东亚不仅原有矛盾无法解决,而且新的矛盾还不断产生,形势越来越复杂,中国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的周边环境任务更加艰巨。其次是中国宏观经济位次的变化。 2011年日本正式公布的经济数据证明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属性更受质疑,世界对中国的期望、疑虑和戒备同步上升,中国的言谈举止被世界用显微镜观察,用复杂的心态解读,用夸张的语言描述,用苛刻的标准衡量,“树大招风”的压力对中国更加突出。再次是国内舆论环境的变化,国内民众被高速增长的国家实力所鼓舞,要求强硬处理涉外争端的呼声上升,民族情绪高昂与国际政治制约的矛盾进一步突出,怎样处理好维权与维稳的关系,怎样把握好“行于可行、止于不可不止”的进退尺度,需要更加高超的外交艺术。
   
      面对西亚北非的乱,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既坚持不干涉内政及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又考虑阿盟、非盟等地区组织和阿拉伯国家的关切,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把握外交节奏,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和国际关系基本原则。中国政府在短短十天之内从利比亚撤回了 35860名中国公民,充分演绎了中国政府“外交为民、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充分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 30年来积聚的强大财力,充分体现了近年来中国政府海外公民保护机制建设的高效率,充分表现中国外交人员和海外公民的高素质。给全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中国政府采取妥善措施,维护国内政治社会稳定,挫败了敌对势力借西亚北非之乱搞乱中国的图谋。
   
      面对世界经济的险,中国既在多边舞台上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促进全球经济环境改善,又通过双边途径与有关国家进行双赢互利的合作,加强与有关国家的金融和经济政策协调,既有利于它们走出危机,也确保中国外汇资产的增值。中国有效消化了西方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并有力推动了中国与欧亚、拉美、中东等国家的能源资源、跨境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的建设,同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妥善处理了与若干国家的贸易纠纷,维护了对中国发展总体有利的外部经贸环境。
   
      面对西方社会 的难,中国保持清醒的头脑,并不认为西方从此衰落,更不幸灾乐祸,而是强调世界的多极、文化的多元、道路的多样,希望人类社会相互包容,相互借鉴,各自通过不同的实践摸索出让世界更和谐的治理道路。中国高度重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 2011年初胡锦涛主席对美国进行了成功访问,中美双方确立了“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的新定位。 5月,中美各自派出 30多位部长级官员,举行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战略和经济领域各自达成了几十项合作协议,创造了世界外交史上空前的纪录,使复杂的中美关系保持了基本稳定的局面。中国与欧盟的务实合作和人文交流达到了新的水平。中国对遭受空前灾害打击的日本给予了迅速而有力的援助,温家宝总理亲自到灾区慰问日本灾民,赢得了日本民心,推动中日关系取得了新的进展。
   
      面对中国环境的变,中国在外交上高举独立自主、和平合作的大旗,军事上增强保卫主权的能力,舆论上加强公共外交的引导,同时加大对国际社会作出贡献的力度。美国“重返”亚太的急迫心理恰恰反衬了中国周边外交的成功。中国坚持韬光养晦、积极有所作为的发展战略,继续韬意识形态之“光”,养经济建设之“晦”,作秩序改革之“为”,妥善应对了环境之变,维护并延长着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和周边环境。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每年都发布一部关于年度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的《蓝皮书》,对国际形势的走向进行梳理,对中国外交的特点进行总结。《蓝皮书》体现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人员长期跟踪分析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的成果,体现着相关研究人员对国际政治和中国外交政策的理解和把握,但《蓝皮书》不是中国政府的官方出版物,不代表中国政府的观点。如果《蓝皮书》的分析和总结能向世界各地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呈现一个中国视角,并为关心中国外交的人提供更多的思维元素,本书作者将甚为欣慰。
   
      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集体智慧的结晶,作者倾力笔耕,专家认真审稿,董漫远副所长、阮宗泽副所长协助统审全稿,刘友法副所长协助统审本书英文稿;王友明副研究员负责组稿、编辑等工作,苏晓晖助理研究员负责本书英文版翻译组织工作,陈须隆副研究员为本书出版做了许多协调工作;世界知识出版社高效、负责和严谨的编审工作,对本书顺利出版至关重要。几年来,广大读者和有关人士给予本书好评和与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是为序。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曲   星             
                                 二O一 二年一月于北京台基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