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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丝路文化

时间： 2014-12-16     作者： 张一平    责任编辑： 多彩的丝路文化

　　
　　吐鲁番 —— 多民族文化的交汇处
　　 在中国历史上吐鲁番是多民族文化交汇融通的丝路重镇，它见证了汉唐经营西域的复杂历程。在汉朝进入西域开通丝路的时候，吐鲁番盆地由于其东通河西走廊、西连塔里木盆地诸国的重要地位，成为汉朝与匈奴倾力争夺的战略要地。经过反复较量，日益强盛的西汉王朝终于成功地控制了丝路，占据了这块军事重地。匈奴由于失掉了吐鲁番盆地，而使其在西域的势力受到沉重打击，从此一蹶不振。两汉以后，由于政治局面的巨大动荡， 5 世纪初这里又出现了一个高昌国，在北方游牧部族柔然的支持下，击败车师，据有了整个吐鲁番盆地。 6 世纪初，高昌又成为突厥汗国的属国。到 7 世纪唐朝击败突厥后，高昌也土崩瓦解，成为唐朝的管辖区。
　　东晋咸和二年（公元 327 年），前凉（公元 301 年 — 公元 376 年）张骏占据了吐鲁番地区，设立高昌郡，其郡治就设在高昌城内，高昌城由此而得到了扩建和迅速发展。到了公元 5 世纪中叶，北魏统一中国北方后，割据河西的北凉王族向西迁移，占据了吐鲁番盆地，赶走依附柔然的高昌太守阚爽后，高昌城便成了北凉都城。不久柔然又攻灭北凉，以阚爽后裔阚伯周为高昌王，这里就成了高昌国的统辖地。其后，这里又出现了频繁的权力争夺，张、马、麹氏相继称王。北魏太和末年（公元 499 年），麹嘉上台，局势才逐渐稳定下来。
　　唐初麹文泰继位，与唐朝保持了很好的关系。贞观四年冬天，麹文泰到长安觐见，唐太宗赏赐丰厚，并将其妻赐姓李氏，封为常乐公主。这些都促进了高昌的繁荣，使它成了西北地区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到唐朝贞观十四年（公元 640 年）高昌国灭亡，前后历时 140 年。高昌故城作为高昌国的都城，在这一百多年内获得了充分发展，成为丝绸之路上一座经济繁荣、规模宏大的名城。
　　西汉经营西域以来，汉族人曾大量进入高昌，华夏文化在这里得到了广泛传播。豪门家族墓葬大都有砖质墓志，墓室中广泛使用汉代中原地区流行的伏羲女娲图像。大量的墓室壁画生动地表观了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高昌的社会生活情景。画面中有骑马出行和歌舞宴乐的贵族男女，有使用各式农具从事耕作的百姓和屯田士兵。出土的大量陪葬物品，如丝绸衣服、琴棋笔墨、干鲜果品等，更是当时生活的真实反映。阿斯塔那的哈拉和卓古墓区出土的大量的粟特文、回鹘文和汉文文书，是记录这段历史的珍贵的历史资料，目前已整理出 2700 多件，这就是著名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其中记录了高昌城内兴旺的商贸交易和丰富多样的商品。一份早年被日本人挖掘到的唐天宝记账文书，表明了高昌城中有各种行业，出售的各类商品还分有等级，价格也因之不等。这些都充分反映了高昌城内经济文化生活的繁荣。玄奘西行求法，途经高昌，受到过麹文泰的盛情款待，曾对高昌国的居民生活和佛事活动作了详实记述。玄奘在高昌停留的一个月期间，曾开展讲经活动，当时高昌寺院的宏大和佛事活动的昌盛，在西域诸国中最为突出。
　　
　　
　　于阗 —— 唐代西域的佛教中心
　　 在昆仑山北麓，有一个自古以来就因出产美玉而闻名于世的地方，就是丝路商道上的西域名城于阗。于阗位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西南边缘，虽然面临着浩瀚的大戈壁，但发源于昆仑山的于阗河（今和田河）和玉龙喀什河、喀尔喀什河却在这里浇灌出了水草丰茂的绿洲和大片的良田沃土，使这里成了西域最富庶的地方。这里产的玉石，在非常久远的年代即已被运到了中原内地，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玉器大都是采用和田玉制成的。传说周穆王万里西行，和西王母聚会于天池，曾在此载玉而东返。
　　通过考古发现和传说记述，可以知道和田玉石确实有着悠久的历史，玉门关名称的由来，即与玉石东运之路有着密切的关系。这里出产的玉石，种类很多，有的晶莹洁白，有的翠绿欲滴，有的艳红似丹，有的黑润如漆，有的黄如蜜蜡，色泽丰富，其中尤以羊脂玉最为名贵。因为贩玉带来丰厚的利润，所以贩运者很多，除了本地商人，还有来自波斯和西域其他地区的商队，都将和田美玉作为畅销的贵重商品长途贩运。
　　于阗以美玉名扬四海，同时也因美玉而富庶。汉代开通丝路后，西域和内地的往来更为便利，关系更加密切，于阗在丝路南道的地位也变得越发地重要了。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西汉时于阗国距长安 9670 里，有人口 3300 户、 19300 人，兵丁 2400 人；到了东汉时，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于阗国已迅速发展为 32000 户、 83000 人、兵丁 30000 的西域大国了，其人口和势力，与丝路北道上的龟兹、丝路南道上的鄯善不相上下。随着丝路贸易的兴盛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频繁，于阗还引进了内地的蚕桑和丝绸纺制技术，成了西域的一个丝绸基地。
　　由于于阗的重要地理位置和丰富的物产，多种文化交汇于此，形成了绚丽多彩的文化风格。印度佛教经克什米尔地区，较早地传入了于阗。法显西行求法，来到于阗时，这里已经是佛事盛行之地了。当时于阗建有华丽宏伟的寺院，僧众达数万人。玄奘去天竺途经于阗时，正赶上这里举行隆重的行像仪式，这是于阗一年一度的盛大节日。他详细记述了当时的雄壮场面，描绘了当地的佛教寺院和供奉的众多佛像，还记录了于阗建国和于阗国王自称为毗沙门后代的传说。由于佛事的盛行，富庶的于阗国很快就成了西域佛教的一个中心。 20 世纪以来，在和田境内和邻近地区曾多次发现佛教寺院遗址。斯坦因到和田时，曾在多处遗址进行发掘，发现了大量犍陀罗风格的佛像，在和田东北沙漠中的丹丹乌里克遗址，还发现了绘有“波斯菩萨”与印度形貌神像的画板。斯坦因认为这是波斯史诗传说中的英雄罗斯旦与降伏的魔王。从这些遗迹中可以看出，于阗接受了波斯和印度的影响，同时又融合了中原的汉文化。此外，阿拉伯文化、西亚文化、蒙古文化、西藏文化、西方基督教文化，在于阗的历史遗存中也都有充分的反映。
　　唐朝时，西域诸国被西突厥所控制，唐太宗贞观六年（公元 632 年），于阗国王派遣使者向唐太宗奉献玉带，其后又遣子入侍。唐军攻克龟兹后，于阗王立即派其子用骆驼载去 13000 匹绢馈赠唐军，这也充分显示了于阗的富庶和丝织业的昌盛。唐太宗葬昭陵，陵前刻立的众多番君石像中，就有于阗国王的形象。于阗国王还随唐将前往长安觐见唐皇，被唐高宗封为右骁卫大将军，得到了住宅一处及金带、锦袍、布帛等赏赐，被留在长安住了数月。其后，历任于阗国王都与唐朝保持着密切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于阗尉迟氏中就有长久居住长安而被充分汉化的。唐太宗时的名将尉迟敬德便是著名的代表。这位武功卓绝的名将辅佐唐太宗平定天下，立下了赫赫战功。安史之乱发生后，于阗国王尉迟胜把王位让给兄弟尉迟曙，率精兵五千人援助唐肃宗，立下了战功而被封为骠骑大将军。唐代大画家尉迟跋质那和尉迟乙僧父子，也是于阗国人。他们擅长画佛像以及功德人物、花鸟，汲取了中亚和西亚以及印度的绘画艺术风格，在构图、造型与色彩运用等方面具有很高的造诣。
　　


　　
　　克孜尔千佛洞第七窟说法图壁画
　　
　　
　　中西合璧的石窟艺术
　　 据汉文史籍记载，公元三四世纪，已有较多的龟兹佛教徒到内地译经，说明龟兹当时的佛教已相当昌盛。到公元 4 世纪中期，龟兹的僧众已有一万余人。克孜尔石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开凿并逐步发展的。早期龟兹流行小乘佛教，后来高僧鸠摩罗什在龟兹大力宣扬大乘佛教，受到龟兹王的特殊礼遇。龟兹王专门为其造金狮子座，铺上大秦锦褥，请他说法。克孜尔石窟壁画中，便形象地反映了龟兹信奉小乘佛教以及后来大乘佛教盛行的情况。由于当地佛教寺院的日益繁荣，才导致了石窟造像于 8 世纪起逐渐衰落。公元 9 世纪中期以后，龟兹一带被高昌回鹘王国控制，佛教得到王室的提倡而继续流行。直至 14 世纪蒙古察哈台汗国统治库车地区后，强制推行伊斯兰教，克孜尔石窟遭到了大规模的破坏。虽然大量的雕塑佛像已毁弃无存，但留存下来的丰富壁画却记录和展现了昔日的繁盛。
　　就佛教石窟而言，克孜尔石窟正处在葱岭以西阿富汗巴米安石窟群和新疆以东诸石窟群之间，位于佛教东渐的关键点上。它保存下来的早期洞窟壁画数量，远远超过了巴米安，其早期石窟的年代比新疆以东现存最早的洞窟至少要早一百年左右。显而易见，克孜尔石窟在中亚和东方的佛教石窟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留存至今的壁画和出土遗物，已成为无价的瑰宝。
　　龟兹石窟艺术的绚丽多彩，与当时繁荣的东西方文化交流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值得重视的是，龟兹壁画中，有以生动精妙的笔法描绘出的裸体人像，其中尤以女性裸体最为普遍。例如在众多的说法图中，常有姿态优美的裸体女子，或作听法状，或横卧佛前。所绘歌舞菩萨也几乎都是裸体。所绘舞伎和乐女，更是用夸张的手法，着意渲染她们美妙的裸体，毫不掩饰地描绘她们圆润丰满的乳房、肥硕性感的臀部。有的石窟壁画中，还有反映裸体和性爱的画面。这些大胆而坦荡的描绘，透露出希腊化人体艺术、犍陀罗艺术和印度佛教艺术的多重影响，其中印度式的通过丰满体形和弯曲身体来表现艳丽人体的艺术风格最为突出。龟兹艺术家们开放的襟怀和独特的审美观念，将世俗世界与宗教情怀巧妙地糅合在一起。龟兹壁画中这些精心描绘、富有创意的裸体形象，是石窟艺术史上的不朽杰作。
　　高昌佛教石窟艺术是西域历史文化的珍贵遗产。在高昌，当地佛教受到了汉族宗教信仰和当地民族风俗习惯的强烈影响，与东传的犍陀罗艺术、印度佛教艺术糅合在一起，使得高昌与龟兹的佛教艺术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在高昌的石窟壁画中有着形象生动的反映。从艺术风格上看，它受外来影响很深，同时又融入了自己的创造。在高昌石窟的壁画中，不仅展示了富丽堂皇的佛国世界和千姿百态的佛像，还描绘了众多的供养人，生动地反映了当时西域诸国的宗教信仰和社会生活。在不少壁画中，还栩栩如生地展现了古代丝路商旅往来的情景，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真实写照。
　　


　　
　　敦煌石窟内部布置和装饰
　　
　　 在敦煌城东南 25 公里处的鸣沙山与三危山间有中外闻名的莫高窟。莫高窟开凿于公元 366 年，后经历代王朝的不断开凿和扩建，形成了长达 1600 米、规模宏大的石窟群。现存有壁画或塑像的洞窟 492 个，彩塑 2400 多身，壁画 45000 多平方米，还有唐宋木构建筑 5 座。如将这些重重叠叠的石窟排列起来，可布置成一个长达 25 公里的画廊，不愧是世界艺术史上的惊人奇迹。而莫高窟藏经洞中约 6 万件历代写经、文书、帛画等，更是举世罕见的历史文化宝库。
　　莫高窟的壁画是一座艺术的丰碑，它以蔚然大观的画面和丰富多彩的内容，对奇妙的佛国世界作了富有想像力的精彩描绘，生动形象地反映出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和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莫高窟壁画具有浓厚的本土色彩，又有明显的西域特点，同时还吸收融合了中亚、西亚和南亚的佛教艺术元素。莫高窟早期壁画中的裸体菩萨等，就明显带有希腊化犍陀罗风格，以及印度佛教艺术的影响。中后期壁画中的飞天，即开始由上半身半裸的西域风格向宽衣博带的中原正统风格过渡，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因素的碰撞。壁画中还涉及许多中国传统神话题材，诸如西王母、东王公、伏羲、女娲等，此外还有将阿修罗王、须弥山、飞天、莲花与中国传统神话故事描绘在一起的画面。在大量的供养人画像中，既有汉人也有胡人形象，是对各民族往来的生动写照。最有代表性的是第 220 窟中的“维摩诘经变图”，围在维摩诘阶下听法的各国王子中，有高鼻深目的西域人、卷发棕肤的南亚人，还有肤色白皙的欧洲人，表现了大唐帝国的强盛和丝路文化的繁荣。在第 159 窟与其他一些洞窟的壁画中，对此也有生动传神的描绘。这些绚丽多彩、洋洋大观的画面，如今已成为研究古代文化艺术最珍贵的资料。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更是举世轰动的大事，一门世界性的学科 —— 敦煌学也由此产生。
　　
　　 （来源：张一平《丝绸之路》， 2005 年 5 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