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近邻日韩外，当前伊朗疫情的迅速恶化尤为引人注目。不仅由于其病例增速快、死亡率颇高，而且已“戏剧性”地蔓延至政府核心层中，造成众多政府官员感染。伊朗的失守引发疫情向中东地区外溢，也催生出一系列国内国际政治后果，值得关注。
一、为何伊朗疫情传播如此之快？
第一，政治动荡局面加剧了传播风险。从去年油价调涨引发的抗议活动以来，伊政府公信力持续遭受打击。今年初的苏莱曼尼遇刺和击落客机事件之后，伊政府面临的内外压力更大。民众对政府（包括公共卫生系统）的信任度有所下降，不相信政府的应对能力和公布数字，在检验、隔离等方面的配合度不足。仍有许多伊朗民众担心去医院存在感染风险，接受病毒检测的意愿不强。
第二，宗教在疫情扩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普遍认为，伊朗疫情从什叶派圣城库姆（Qom）发生且不断向外扩展。库姆神学院是什叶派穆斯林最高级别的宗教学院，伊朗革命先驱霍梅尼也曾在此学习，因此库姆也被视作与首都德黑兰并列的政治城市，每年吸引数以百万计的什叶派教徒来此参拜。在确诊病例出现后，宗教场所在外部压力下未能及时关闭（甚至继续鼓励集会、主张用信仰治愈病痛），库姆也迟迟未能封城，使得疫情扩散之势难以阻挡。经考察，阿塞拜疆、阿富汗、巴林、科威特、伊拉克、阿曼、加拿大等国的一些输入性病例也与库姆的宗教活动有关，足见其影响之大。
第三，伊朗的医疗体系难堪重负。根据2019年版《全球卫生安全指数》(Global Health Security Index,简称GHS Index)，伊朗总体医疗能力的排名为全球97位（37.7分），应对流行性疾病的快速反应能力排名全球109位（33.7分），均低于全球平均值。目前不仅缺少病床和检测设备，出现了“人等床”的局面；更严重是缺乏必要的防护设备，使得许多医护人员感染，这进一步打击了本就脆弱的医疗体系。而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继续维持对伊的高强度制裁，使得伊朗财政更加窘迫，在获取外部援助上也存在一定障碍。
第四，信息不透明可能妨碍了“早发现、早治疗”。虽然伊朗直到2月19日才公布第一例确诊病例，但很多人认为远早于这一时间。今年2月21日适逢伊朗议会选举，有观点指出为确保实现高投票率和高支持率，提升合法性，伊高层倾向于推迟公布确诊病例。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大选之后也表示，“敌人试图利用新冠病毒来影响选举”，一定程度上证实了疫情与大选之间的关联性。这在逻辑上可以解释21号之后病例迅速上升和高死亡率的现象，这可能会延误轻症患者的最佳治疗时机，也增大了社区感染的风险。
二、伊朗疫情发展的国内政治效应
第一，经济恶化将继续拖累执政信任度。伊朗经济与政府财政高度依赖石油贸易，疫情带来的全球需求萎缩致使油价跌跌不休，这将对伊政府预算和人民生活构成直接冲击，通胀和物价上升恐难以避免。此外，伊朗的对外贸易也将受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中伊贸易可能会因此进一步萎缩，中国长期是伊朗第一大贸易伙伴，2019年双边贸易额仍有约230亿美元（比2018年下降3分之1），疫情导致中国需求下降，将继续冲击伊朗对华的石油和非石油产品出口。其次，在美国制裁之后，伊朗将贸易重心从“东亚和欧洲”逐步转向为“区域伙伴”，其半数以上的非石油产品都出口到伊拉克、土耳其、阿联酋、阿富汗等国，疫情引发中东各国升级对伊朗的边境管制，极大冲击了伊贸易和旅游收入。再次，随着国内情势恶化，伊已经封锁了部分城市，这也限制了内部经济活动。总体来看，伊严峻的经济形势将更加恶化，政府能力和信任度将再受考验。
第二，社交媒体上的抗议声浪正在积聚。目前，社交媒体（尤其是twitter）成为反对声音的集聚地，以“freeiran”、“Mullashspreadcovid19”等为标签的推文不计其数，参与者既有美西方媒体及学者，也有不少伊朗社会人士。他们上传了许多当地医院的照片和视频（真实性存疑），并邀请伊朗医务工作者现身说法，指出当前的问题和不足，用词极具煽动性。近日，又有一则“伊朗宣布将帮助伊拉克防控疫情”的消息更是引爆网络，民众质疑在本国情势危急的情况下，怎么还有精力去援助他国？可见，伊政府的防疫努力并未受到关注，媒体通通聚焦于情势的“失控”、政府的“失能”。实际上，多派力量也把此次疫情当作向伊朗政府“极限施压”的重要手段，在伊内部动员新一轮“公民不服从”的社会运动。
第三，高官感染加剧政局不稳。目前，包括副总统、哈梅内伊顾问委员会成员、卫生部副部长在内的多位高级官员已确诊感染，更有近10%的议会成员感染。目前，伊朗议会已经无限期休会，议员们也被要求不得和公众会面，新年度的预算审议工作因此受到影响。这种局面势必将进一步冲击民众对政府能力的信心，即便在政府内部也出现了一定的恐慌情绪。而外界也在担心，疫情在监狱和全国范围内的迅速蔓延是否与各地的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有关，如果未来疫情在革命卫队中扩散，不仅会损害伊朗应对外部挑衅的能力，也会降低疫情防控工作中的行动力。
三、伊朗疫情发展的国际政治效应
第一，疫情并未成为缓和美伊关系的契机。从伊朗疫情爆发之初，它就呼吁国际上尽快解除对伊制裁，并为其提供等人道主义援助，这看似为美伊危机缓和提供了某种机会窗口。不过，伊方在3月4日断然拒绝美国提供的援助请求，并将其形容为“伪善的面具”，强调伊朗目前的医疗物资短缺完全都是拜美国制裁所赐。此后，伊朗又通过官方表示“新冠病毒可能是美国的生物武器”，进一步升高了对抗气氛。可见，“反美情绪”作为一种可资利用的政治工具，仍然是有价值的。伊朗意识到，借“灾难外交”缓和美伊关系短期是可行的，但长期是不利的，它既无法得到美国的承诺，也会因态度软化引发支持者的抗议。
第二，中东反伊情绪有所上升。伊朗疫情爆发后迅速向周边国家扩散，科威特、巴林、伊拉克、黎巴嫩、阿富汗等国均难幸免，许多海湾国家的舆论机器被动员起来，批判伊朗政府在抗疫工作上的“虚假与无能”。地区各国先后关闭与伊朗的边界，加剧了其在中东的“孤立感”。有些国家更将其视作彻底扳倒伊朗的机会。
当然，这也限制了伊朗在中东控制力的进一步增大。随着黎巴嫩出现确诊病例，亲伊朗的真主党在黎国内广受诟病，出现了一系列恶化伊黎关系的负面报道，如“黎巴嫩的疫情恐慌与伊朗丑闻”等等。即使是经贸关系最为密切的伊拉克，也开始禁止伊朗人员及货物入境，民间“反对伊朗继续干涉伊拉克内政”的声音也开始不断增大。过去一段时间来，“什叶派新月地带”被视为伊朗地区扩张的基石所在，但此次来自什叶派的抗议声音似乎正在“摧毁”伊朗的梦想，为伊朗继续涉足这些国家的内部事务增添了不少难度。
第三，土耳其似乎成为危机中的“受益者”。随着伊朗在中东的孤立，以及东亚国家仍饱受疫情困扰而经济不振，土耳其似乎成为地区贸易最佳的“替代选项”。可以预见海湾国家及伊拉克、阿尔及利亚、利比亚等产油国，会同土耳其建立更密切的贸易关系，土方也希望向地区国家出口更多的日用品和消耗品。当然，这一切都要在土耳其疫情可控的大前提下（目前仍没有任何确诊病例）。
第四，借危机推动地区和解成为可能的选项。中东是地区矛盾和热点的高发区，当前疫情在中东的蔓延使得“非传统安全”议题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传统安全的关注度有所下降。特别是叙利亚、也门、利比亚、阿富汗等国仍饱受战乱，政府缺乏应对流行病的能力，战争与疫情叠加可能制造更大的人道主义危机。因此，政治和解和共同抗疫似乎成为一个有可能的选项，许多悬而未决的地缘政治僵局也可以借此寻找突破口。
总的来看，疫情的蔓延为本就复杂的中东局势，增添了更多变数。如何协助中东国家做好下一步防疫工作，如何维持中东局势稳定，如何为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应是下一步我对中东外交的重点。
（姚锦祥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原文载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公众号，2020年3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