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的每一点进步都来之不易，弥足珍惜。1972年时，中美之间“几乎没有一致的地方”，在相互敌视已久的氛围中，两国领导人却洞悉了世界趋势和未来之路，本着超越分歧、寻求共同利益的出发点，实现了“跨越太平洋的握手”，达成中美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上海公报》。50年后的今天，在世界发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美进入从未有过的全面博弈阶段，两国之间有着日益深刻、突显的分歧。公开地摆明分歧，讨论这些分歧，是解决问题的开始，也是迈向未来的第一步。
错误的认识导致错误的实践。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总会遇到历史重复出现的老问题，我们不能因为走得太远了而忘记为什么出发。近年来，美方政府不断否定尼克松时期中美关系获得转圜的历史意义，单方面宣告中美“接触时代”的终结，显然忘却了中美关系发展进步的历史经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执着于过时的霸权战略，违背时代潮流。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格局的演变早已表明，美国独霸世界的战略行不通。那时的美国到处伸手，对外扩张，以反共为名挑起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结果都陷入困境，不仅无法挽回自身实力的滑坡，还激起世界各国包括美国人民的责难，国内对美国制度、对“自由”的信心趋于低潮。历史给了美国政府扭转形象的机会。基于现实的考虑，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越来越意识到，中国不应该被继续孤立在国际社会之外，有必要使美国的政策“符合中国的现实”，使中美关系“与眼前和未来的国际格局相适应”。正因如此，中美在《上海公报》中确认了双方共同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在亚太地区以及世界谋求霸权的战略共识。
世界多极化的潮流滚滚向前，美国却如刻舟求剑一般陷入对霸权的迷恋。拜登政府重视修复美国力量，推行战略东移，整合同盟体系，聚焦大国竞争，主要目的是为了促成美国霸权“恢复常态”。尽管中方反复声明不谋求挑战或取代美国，但美方不能正视中国崛起的现实，不愿接纳中国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急于“捍卫”霸权，不断翻炒“中国威胁”，鼓吹“中美竞争”，强化对华遏制施压。在亚太地区，美方出台“印太战略”，创设排他性和对抗性的遏华小团伙，企图统筹各方在军事、经济、科技、情报等领域的资源和力量，维护美国的地区霸权。美国执着于过时的霸权战略，不仅独力难支，还给世界其他国家造成安全依附、经济受损以及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的压力。这些做法违背时代潮流，也不符合新型国际关系趋势，终将被时代淘汰。
第二，在台湾问题上踩红线，破坏中美之间的互信。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国的核心和重大利益。尼克松访华及《上海公报》起草前后，中美双方争论最久、最多的就是台湾问题，谈判一波三折，异常艰巨。中方在主权问题上毫不含糊，坚持原则，争取到美国对“一个中国”原则不持异议以及美国最终撤出全部在台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承诺。可以说，中美两国最初的互信是在台湾问题上建立起来的。《上海公报》确立的“一个中国”原则至今仍是中美关系的基石。1978年12月中美签署《建交公报》，重申《上海公报》中双方一致同意的各项原则。1982年8月《八一七公报》中，美国承诺妥善解决售台武器问题。那段时期，虽然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较量依然尖锐，两国关系还是保持了以战略合作为主的局面。
当前，美国出于对华遏制需要，打“台湾牌”的动作有增无减。法理上，美方抬高《与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的地位，将它们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并列相提。政策上，不断推出涉台法案，发布与台湾交往“新准则”，放宽美台官员交往限制，加强对台军售，提升美台关系。行动中，提高台湾战略意义，认可台湾是美国“印太战略”中的重要伙伴，声称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联合国系统，推动支持台湾恢复世卫组织观察员资格，邀请台湾方面参加“全球民主峰会”，煽动和支持台湾在立陶宛开设“台湾代表处”，并鼓动欧洲盟友支持立陶宛。美方的言行踩踏了“一个中国”原则的红线，挑战中国的核心和重大利益，严重破坏了中美关系。
第三，挑动意识形态对抗，贬低中国崛起的成就。
美国历史学者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曾指出：“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其命运不是有没有意识形态，美国本身就是意识形态。”这种强韧的意识形态构造使得美国在外交中不仅追求权势与利益，还追求传播美国意识形态、改造其他国家制度、塑造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二战结束后，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美国却对“失去”中国感到“失望”和“愤怒”，进而对中国孤立封锁，寻求以压促变。尼克松成功访华以及《上海公报》的发表，表明美国外交政策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的重大转变，说明中美两个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是可以基于共同利益进行战略合作的，美国对华接触并不以“制度趋同”为前提。美方在公报中声明，“美国改善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以便减少由于事故、错误估计或误会而引起的对峙的危险，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的努力。”这为两种意识形态的国家提供了交往和了解的机会。
然而，伴随中国崛起而来的中国制度影响力上升已成为美国的担忧和恐惧。如果说以往美国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针对中国是为了对中国进行改造，那么，现在在制度上针对中国则是为了在战略上打压和削弱中国。拜登政府寻求以价值观为催化剂，增强西方内部自信；以价值观为粘合剂，整合盟友力量；以价值观为预热剂，升级对华长期战略竞争。美方把中美关系定义为所谓“专制”与“民主”的“制度之争”，将台湾、香港、新疆、西藏等涉我主权与安全议题包装为“自由”“人权”议题，既是妖魔化中国形象，在国际上孤立中国，也是想通过外部施压搅乱中国，把对华意识形态攻击转化为中国国内风险。我们有理由怀疑，美方挑动与中国的意识形态对抗，意在贬低中国崛起的成就，将中国发展和对外交往的解释权长期掌控在它们手中。
第四，阻挠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伤害中美友好的社会根基。
尼克松访华时，基辛格把中美谈判划分为三个层次：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会谈；联合公报起草组的会谈；以及姬鹏飞外长与罗杰斯国务卿的会谈。两国外长谈的主要是关于在未来积极开展两国人员、文化、贸易等双边交流的问题，达成的共识写入《上海公报》，包括双方同意，“扩大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是可取的”，“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从1972年到2021年，中美双边贸易额从不到1亿美元扩大到7550多亿美元，人员往来从几乎为零到新冠疫情前每年200多万游客和30多万留学人员穿梭于太平洋两岸之间。这些进展不仅助推两国经济和民生蓬勃向上，更带动了世界财富的增长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中美经济纽带大大加强，相互依存程度显著上升。自特朗普政府以来，美方用中美经济关系前景来押注，发动对华贸易战并保持惩罚性关税，构建“民主科技联盟”，阻断中国财富积累并向产业链上游攀升的路径，激化了两大经济体之间的紧张。拜登政府迄未取消特对华施加的关税，还在不断扩大和升级对中国企业的打压，从产品出口到金融投资全产业链加大制裁力度，覆盖数字、通信、光伏、人工智能、半导体等多个高科技领域。美方宣称要与中国“再挂钩”，实际上是不想放弃在华经济利益，因而一边维持中美在非关键领域的贸易往来，一边在高科技领域树起“小院高墙”，严重阻碍中美之间和国际社会正常的经贸往来与技术合作。破坏力也在向门槛较低的人文交流领域扩散。拜登政府迄未纠正特朗普时期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限制中国共产党党员及家属签证等行为和政策，限制高科技领域中国留学生签证，严重阻碍了中美人员往来和人文交流。
错误的政策暴露了美国外交特别是对华认知的思维模式出了问题，“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停留在零和竞争、冷战思维的老框框里。
总是以“寻找敌人”为驱动。老罗斯福总统曾说：“说话温和而手持大棒，你才能走得远。”共和党人博尔顿曾说：“美国是锤子，世界是钉子，美国需要时就会随时敲打。”民主党人佩洛西曾说：“美国可以欺骗世界，世界不可以欺骗美国。”......美国从来都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对外部环境极其警觉，它成长为世界霸主的道路就是一个不断“寻敌”的过程。二战后美国长期将“大国”作为主要威胁，以“遏制”政策为纲，对苏联攻防兼备，展开全球争霸。冷战结束后到21世纪头十年，美国把弱国或“失败国家”视为对自身安全的潜在威胁。奥巴马重新把防范俄罗斯、中国的崛起确立为目标。自特朗普以来，美方不断加码大国竞争，并把“中国威胁”放在俄罗斯之前，试图用对抗性的方法来打压中国的崛起。在“美强中弱”的结构下，美尚能保存一定体面，对中国的“不确定”前景留有一定耐心。但随着中国经济从追赶、追平，到赶超美国，这将是转折性的质变，也是量变不断积累的过程，美方的心态失衡和认知失真恐怕还将加剧。
总想走“零和博弈”的老路。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一些政客根据本国历史记忆和理论遗产，将中国纳入“崛起国”对抗“守成国”的框架进行分析和预测，认定崛起后的中国一定会与现有权力结构发生冲突，预期中国无论是不是按照西式民主进行改造，无论是不是放弃自己的文化搞全盘西化，都有意图以权力扩张来向周边及世界争取利益。由此，美国为世界历史描绘的大国崛起图景就是一幅零和博弈的图景。现实主义者认为国际政治本质上是一场大国游戏；进攻性现实主义者认为大国之间为争夺权力而发生冲突甚至战争无法避免；自由主义者则推行“民主和平论”、“普世价值观”等，都是要搞对立和扩张的。这反映出，美国在心态上没有对正在到来的多极化世界做好准备，依然奉行非黑即白的“二元论”，对中国的快速发展心存抵触，认定这动了它的“奶酪”，因此要把历史的时钟往回拨，拾起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维护自身权力和影响力的同时打压一切可能的“平等挑战者”。美国总想这么做的一个深层原因在于“美国必胜”的信念，即认定美国必将在与中国的零和竞争中获胜。换言之，如果美国输掉这场竞争，对它而言可能是整个信仰大厦的崩塌。
放不下“打赢冷战”的臆想。美国对大国竞争的有限经验有两个主要来源：一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完成英美权力的交接，二是冷战以苏联解体的方式而终结。历史的荣耀使美国至今仍沉醉于霸权主导下的单极世界的获胜，也陷入对自身霸权地位的更深焦虑，因而对中国崛起做出了消极反应。但美国对自身及对中国的认知都是混乱的。一方面，它自信满满，“唱衰”中国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认为自己在与中国的竞争中无须做根本性的战略调整或牺牲，能像“打赢冷战”那样再次胜出。另一方面，美国又以“受损者”自居，把中国描绘成在经济实力、意识形态及地缘政治上都比冷战对手苏联强大得多的挑战。从美方炒作“脱钩论”、“新冷战论”可以看出，一些人想复活“遏制”政策，把中国推向对抗，从美苏冷战对峙的历史寻找出路。这也充分反映了美国战略思维的缺失和外交质量的下降，外交精英们已经无法提出适应新形势的新战略。
走不出“西方中心主义”的误区。20世纪两场热战和一场冷战后，美国以“胜利者”姿态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天赋使命观”强烈发酵，领导世界的战略心态更为突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特别是苏东剧变以来，美国国内一度唱响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等都是其知识分子否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工具，意在虚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终结，诱导人们接受“西方中心主义”的桎梏。这本身仍是一种传播美式价值观的政治意识形态。当前，美实力地位相对衰落，经济和社会危机接踵发生，建构在社会现实基础上的美式价值观已无法适应21世纪的时代需求，无法解决严峻的全球性挑战。“西方中心主义”已然式微，其未来可能会因价值观空洞化而走向瓦解，也可能会因霸权诉求而发起新一轮更猛烈的反扑。目前看，美方推行对华竞争战略本质上仍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制度和文化优越感仍存。
当历史走到一个转折点时，所有国家都必须做出适应和调整，大多数国家已经开始这样做了，美国却是例外。在中美关系“破冰”五十年之际，在冷战已经结束三十多年之时，美国是否也应当对它的国内和外交政策做出根本性的反思和结构调整，以应对一个不同的世界？归根结底，中美两国都将成长为成熟的大国，都寻求改善国民福祉，都生活在同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里，都争当有亲和力的大国。美国阻挡不住中国的崛起，对抗的时代终将进入谈判的时代，这是美国改变其对华政策的必然趋势。
（沈雅梅，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本文为本网原创，转载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