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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重返中东欧及其影响

| 作者: 贺之杲 | 时间: 2020-03-27 | 责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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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要〕 特朗普政府将中东欧地区视为应对大国竞争的战略立足点,重返迹象明显,高层互访的频率提升,多领域合作强化,价值规范输出方式有所转变。美国重返中东欧既有应对欧洲内部秩序变迁的因素,也暗含巩固势力范围、对冲中俄影响力之意图,乃是美国大战略调整的延伸,其不仅弱化欧盟战略自主,还一定程度上损害跨大西洋纽带关系,阻碍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
  〔 关 键 词 〕 中东欧、美国外交、大国竞争
  〔作者简介〕 贺之杲,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 D871.2
  
  
  近几年来,中东欧地区的地缘战略重要性日益凸显。一方面,中国在“17+1合作 ” 及“一带一路”建设中,与该地区国家合作的广度与深度不断提升;另一方面,美国将中东欧视为新的地区战略支点,有意将其打造为遏制中俄的战略抓手。在这一背景下,特朗普政府中东欧政策调整对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将产生复杂影响,值得研究探讨。
  
  一、美国重返中东欧的表现
  
  过去十年,在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政策的影响下,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中东欧的存在。2009年7月16日,中东欧国家22位著名人士联名向奥巴马政府呼吁美国不要忘记中东欧国家。 中东欧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不断下降,成为美国新全球战略的“牺牲品”。 [2] 美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关系处于相对疏远的状态。特朗普上台后,在战略重心东移的同时,美国重新回归中东欧地区,并将其视为美国应对大国竞争的战略立足点。美国对欧洲的外交政策也随之发生偏转,有意将中东欧打造为新的地区战略抓手和支点,利用相互依赖中的不对称性,与挑战美国利益的行为体竞争。美国“重返”中东欧是程度概念 [3] ,并不局限于军事战略,而是涉及对中东欧地区外交、战略、能源、安全等各方面的投入,其表现与政策如下:
  (一)高层互访频繁
  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高层重新发掘了中东欧地区的战略重要性,高层互访的频率、强度得到提升。2017年7月,特朗普上任后首访的第一个欧洲国家选在波兰,并稍后于9月参加在罗马尼亚举行的“三海倡议”峰会。同年10月,负责欧洲和欧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韦斯·米切尔(A. Wess Mitchell)提出“重返中东欧”的构想,并强调美国竞争对手正在中东欧地区扩大政治、军事和商业影响力,而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没有认真对待中东欧地区的大国竞争。 [4] 进入2019年以来,美国与中东欧国家的高层互访更为频繁。2019年2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中东欧三国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波兰进行访问。这是20年来美国高层首次访问斯洛伐克,也是2011年以来美国国务卿首次访问匈牙利。2019年3—6月,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领导人受邀访问美国。 [5] 2019 年7 月,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捷克外交部长相继访美。波兰外交部长雅采克·查普托维奇( Jacek Czaputomicz )表示,如果没有美国的帮助和与美国的牢固联系,我们就无法提供安全保障。匈牙利外交和对外经济部长彼得·西雅尔多( P é ter Szijj á rt ó)指出,在经过几年的疏远后,美国与中欧国家的关系正在加强。斯洛伐克外交和欧洲事务部长米罗斯拉夫· 莱恰克(Miroslav Laj č á k )提出有必要强化美国与中东欧关系以及跨大西洋关系,并强调跨大西洋联盟在西方文明与其他力量竞争中的地位与作用。 [6] 2019 年10 月, 蓬佩奥访问希腊,呼吁谨慎考虑中国在敏感科技领域的投资。总的来说,美国此前在中东欧地区的存在感较低,近年来的高层互访频繁更似意在改变其在该地区参与力度不足之现状。
  (二)多领域的合作强化
  美国重返中东欧,提升安全合作,加强政治对话,促进投资和贸易,扩大人文交流。维持在中东欧地区的战略存在是特朗普政府重返中东欧的基本目标。2017年7月,美国积极支持并加入“三海倡议”,这是一个旨在将波罗的海、亚得里亚海和黑海连接起来的区域合作倡议,比如建设连接地中海和波罗的海的高速公路(Via Carpathia),创建贸易运输和物流服务的数字平台,建设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奥地利的天然气输送走廊,设立投资基金并确定优先项目清单等。 [7] “三海倡议”成为美国重塑与中东欧国家关系的战略工具之一,美国可借此加强与中东欧国家的贸易、能源、数字和交通基础设施合作。
  美国对北约的军事承诺一直存在,但特朗普政府在此基础上加强了对中东欧国家的安全担保。2016年,美国分别在罗马尼亚、波兰启用与建设导弹防御系统(宙斯盾系统),还推进20多年以来规模最大的美军人员与装备部署,加强在波兰、保加利亚、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波罗的海三国的军事存在。 [8] 波兰还邀请美国建立永久性军事基地(特朗普堡),采购美国作战装备,并与美国签署战略伙伴关系,安全与防务合作、能源、经贸投资是美波战略伙伴关系的核心议题。在5G问题上,美国向中东欧国家施压,将中东欧国家作为围剿华为在欧洲市场的突破口。波兰、罗马尼亚等国与美国签署联合声明,考虑将华为排除在5G建设之外。 [9]
  如果从经贸额与投资额来看,美国不是中东欧国家贸易和投资的主要对象国,美国对中东欧投资主要集中在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包括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 [10]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加大在中东欧的经贸投资力度,近几年来美国与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货物进出口额呈现增长趋势,比如美波贸易额从2016年的95.9亿美元增长到2019年的143.4亿美元。 [11] 在投资领域,美国在2018年10月通过《善用投资促进发展法案》(BUILD Act),将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和美国国际发展署的发展信贷管理局(DCA)合并为一个新机构——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IDFC),将现有投资组合能力从290亿美元提高600亿美元,使美国能在中东欧等地区与其主要竞争对手抗衡。 [12] 该法案被认为是美国抗衡“一带一路”倡议的直接回应。
  特朗普政府将能源安全和能源出口作为美国经济安全的重要支柱。美国重返中东欧或将推进其能源供应的多样化,致力于将中东欧地区转变为欧洲的天然气枢纽,并加大美国在该地区能源领域的经济参与度。目前,大多数中东欧国家与美国的能源政策“不谋而合”。波兰和立陶宛将液化天然气作为其国家安全战略的一部分。 [13] 2018 年,波兰与美国签署为期24 年的液化天然气进口合同,波兰天然气公用事业公司 (PGNiG) 将从 2022 年起自美国进口多达 94 亿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 [14] 美国认为德国与俄罗斯合作的“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加深欧洲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故而公开反对“北溪二号”项目,并批评德国和其他西欧国家的大型能源公司。 [15] 2019 年12 月 , 美国政府签署 2020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包含了对参与“北溪二号”项目的企业及个人的制裁条款。 [16]
  (三)转变价值观输出方式
  美国对中东欧国家的价值观输出方式面临挑战,不仅体现在传播渠道,还体现在传播主体的改变。美国积极开展公共外交,向中东欧国家推广“普世价值”,宣传西方理念和价值观,致力于建立其与中东欧国家伙伴关系的“民主基础”。美国认为“民主”是维持西方竞争优势的关键,为夯实跨大西洋主义,保证中东欧国家与美国的价值观保持一致,有必要建立一个非正式的或“1.5轨”外交平台来解决民主政治和价值观问题,比如中东欧国家青年交流计划 [17] 。
  除了提升其在中东欧地区的正面形象,美国还通过非政府组织等向中东欧国家渗透“疑中”思维,破坏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的社会与民意基础。2017年7月以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分别在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开展“中国影响力(Chinfluence)”项目,其对中国在上述四国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研究认为,中国通过与中东欧国家进行双边谈判以及通过“17+1合作”和“一带一路”,已经与中东欧国家的政治家、企业、媒体、智库和大学等机构建立了联系网络。 [18] 美国大肆渲染中国的“锐实力”和“影响力渗透”,试图唤醒中东欧对以往制度的历史记忆,并引导中东欧对中国投资和影响力的负面看法。
  
  二、美国重返中东欧的动因
  
  中东欧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吸引了世界主要大国的关注,该地区已成为美国地缘战略中的关键环节。美国重返中东欧有着复杂的战略考量,既有应对欧洲内部秩序变迁的因素,也暗含巩固势力范围、对冲中俄影响力之意图,乃是美国大战略调整的延伸。
  (一)巩固传统势力范围
  美国重返中东欧的前提假设是大国竞争的回归,这是更为单边、零和的战略构想。在韦斯·米切尔看来,美国的竞争对手正在中东欧扩大其政治、军事和商业影响力,但美国在很长时间内没有认真对待竞争,因为美国对战后秩序感到满意,并且认为历史已经终结。 [19] 2017 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盟友和合作伙伴定义为促进美国地缘 战略愿景的角色。美国外交政策不再简单地以意识形态为唯一标准,注重外交政策中的“现实主义”。 “美国优先”国家安全战略 是基于美国的战略原则对美国利益的评估,以解决美国所面临挑战。这是一种原则性的现实主义战略,是以结果而不是单纯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美国重返中东欧的目的不是维持国际秩序,而是通过遏制其他“替代权力中心”来维护美国的主导地位。尽管与部分中东欧国家存在分歧,美国仍继续与其保持接触,而不是加以孤立。特朗普认为:“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体系中,盟友与合作伙伴至关重要,不仅有利于维护地区权力平衡,而且可以增强美国的实力、扩大美国的影响力。” [20] 这意味着美国对盟友和合作伙伴角色的界定越来越有条件性,交易的前提也更为明显,如果期望获得美国的帮助或担保,必须按照美国利益去贡献相应份额。
  (二)欧洲秩序变迁带来的机遇
  在“疑欧”政党崛起、民族国家回归、差异性一体化和欧洲议会多元化的背景下,维持欧洲一体化所必需的“团结一致”和“共识政治”已经非常困难,欧洲极可能形成新的区域公共产品供给格局。目前,欧洲出现多个权力中心,没有一个欧洲国家在本地区拥有主导地位。美国的战略调整、俄罗斯的军事威胁、德国的经济霸权、中国的外交关系等多个因素内嵌于欧洲权力平衡。在欧洲区域公共产品供求失衡,特别是供给水平下降、需求水平上升以及需求差异性增强的情况下,区域公共产品就容易出现供给竞争,出现一种新的区域公共产品格局。
  总的来看,中东欧国家在安全上依赖美国及北约,在经济上依赖欧盟。尽管欧盟仍然是全球重要经济体,欧洲一体化无法适应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变化以及日益增长的和差异性的公共产品需求,也未能实现更大的团结一致和政治一体化,无法巩固欧盟内部利益、社会和经济福祉,欧盟成员国之间的政治分歧、经济差异和社会不平等将使中东欧国家特别容易受到外部行为体的影响,并带来消极的溢出效应。当美国无法为欧洲国家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并且欧洲一体化未能满足欧洲国家的需求时,欧洲地区最容易出现“金德尔伯格陷阱”。在中东欧地区,已有迹象显示“零和博弈”或将凌驾于“合作共赢”。美国希望通过“重返”中东欧地区,重新塑造多权力中心的中东欧地区,继而重塑欧洲地缘政治。
  (三)抗衡中俄的影响力
  在地缘政治竞争与合作复杂的欧亚大陆,美国希望确保在东亚和欧洲地区保持权力均衡,平衡或接触竞争者来实现地区权力平衡。美国指责俄罗斯和中国都是“修正主义者”和寻求改变国际秩序的力量,其“意图构建与美国的价值观和利益相对立的世界” [21] 。美国认为中俄关系不断深化,两国外交政策已经以新的协同方式在欧洲融合,美国在欧洲面临严峻挑战。比如,俄罗斯在中东欧继续提升军事力量,并对欧洲带来“混合威胁”。 [22] 中国通过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框架和“一带一路”倡议提升了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虽然中国不会对北约构成直接军事威胁,但中国是北约的潜在威胁——中国可利用港口和铁路等关键基础设施来干扰北约的机动能力,并且利用经济杠杆分化中东欧国家。 [23] 2019 年10 月底,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 Mike Pence )撰文指责中国投资建设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口存在军事用途。 [24] 为应对中俄影响力的冲击,美国或将采取更强硬的方式,在继承和发展其原有影响力的基础上,扩大对中东欧国家的支持力度并吸引新的伙伴,从而进行对抗性竞争并获取战略比较优势。
  
  三、美国重返中东欧的影响
  
  美国重返中东欧不仅对该地区地缘政治竞争态势有所影响,还反映了大国博弈与国际秩序变化之风向。美国重点介入中东欧地区,不仅会弱化欧盟战略自主,在一定程度上破坏跨大西洋纽带关系,还可能对中国与中东欧合作增添不确定性。
  (一)提升中东欧国际影响力
  苏联解体后,中东欧国家以“回归欧洲”或“回归西方”为首要目标,进行了全面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转型,并逐步符合加入欧盟的标准。在成为欧盟成员国后,中东欧国家融入欧洲和全球市场获得了巨大的收益,促使其国内生产总值上升、失业率下降和生活水平提高。但与此同时,中东欧国家一直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中东欧国家不想让渡过多权限给欧盟;另一方面,中东欧国家也想借助外部力量平衡欧盟对其渗透。因此,尽管中东欧是一个多元化的地区,但多数中东欧国家乐见美国的战略调整,毕竟该地区在此前一段时间并未真正得到美国外交战略的关注。在地缘政治回归和权力转移的过程中,中东欧国家的角色和战略选择比通常设想的更为多样化。中东欧国家更需要在国际秩序变迁中寻求平衡,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利益。但是,美国重返中东欧究竟是真正基于其长期利益所在,还是仅为达成短期目标,抑或美国未来在多大程度上仍会继续执行其重返中东欧的政策,皆系悬而未决之问题。
  (二)弱化欧盟战略自主
  尽管美国与欧洲一直有不同的利益和优先事项,跨大西洋关系经常受到经济竞争和政治困境的影响,但从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到奥巴马,二战以来的历届美国政府都大力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 [25] 可以说,强大、繁荣和统一的欧洲是美国推进战后秩序的有效伙伴,也是最重要的盟友。不过,“美国优先”外交政策给大国关系带来巨大冲击,美欧关系也不例外。从目前情况看,欧洲一体化将进入一个深度调整的时期,短期内欧盟作为一个整体的影响力很难明显提升。欧洲一体化调整是在地缘政治博弈加剧与美国单边主义冲击的背景下发生的,这无疑会加剧欧洲整体上的战略焦虑。一方面,欧盟在大国地缘政治竞争中难以独善其身。另一方面,大国竞争的复苏不利于欧盟推行其多边主义的世界秩序构想。欧盟的困境和分歧为美国提供了分而治之的机会。
  美国重返中东欧是利用欧洲内部分歧,挑战欧盟战略自主地位。随着英国脱欧和欧洲一体化的“德法轴心”或“德法双轮”驱动,中东欧国家成为美国平衡法德领导权的主要力量。在地缘政治和安全议题上,欧盟的权限更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尤其是美国对欧盟成员国影响巨大。随着美国重返中东欧,“新欧洲”和“老欧洲”的分歧不断扩大,这种碎片化会削弱欧洲的行动力,因为欧盟成员国在很大程度上都比较在意其行使外交政策的能力,而大多数地缘政治议题仍属于国家权限。虽然欧洲一体化可以增强欧盟成员国在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中获得有效竞争以及抵抗威胁和敌对行动的能力,但是欧盟分散的外交政策治理模式无法引导其成员国实现权力的共享和分配,继而无法有效地支持欧洲的利益和价值观。美国成为挑战欧盟战略自主的最不确定因素。
  (三)阻碍中国与中东欧合作
  美国重返中东欧不仅改变了中东欧国家与域外大国之间的互动模式,还将催生一个新的欧洲地缘战略环境。美国的零和博弈思维倾向于将对中东欧地区的重塑与中美全面战略竞争联系起来,甚至提升到全球秩序和国际规则的战略博弈层面。美国希望在更宏大的地缘政治范围内来对冲中国崛起的影响力,各地区间的议题联动和互嵌效应将会影响“一带一路”倡议合作的进一步推进,增加各类风险。在美国看来,如果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的影响力继续增长,这将对美国的竞争力、治理模式、理念规范、战略利益构成直接威胁,因此中国与中东欧合作被纳入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视野。
  近年来,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框架的完善,中国的影响力成为美国重返中东欧的制衡对象之一。中国的经济投资满足了中东欧国家对基础设施的真正需求,但这与美国在中东欧的战略构想相冲突、违背。在美国看来,中国在欧洲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将转化为政治影响力。于是,美国希望通过重返中东欧减少中东欧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动力。美国重返中东欧已成为深化“17+1合作”与“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推进的新干扰因素。
  美国重新加强与中东欧国家的对话与合作,特别是加强在商业、能源、安全和价值观领域对冲中国投资项目的优势和影响,引导中东欧国家对其参与“17+1合作”和“一带一路”建设进行重新战略定位,其手段包括:其一,利用中东欧国家对“一带一路”的期望与合作成效之间的差距及期望未实现的挫败感,遏制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性;其二,通过制定基础设施建设的高质量标准来向中国施压,并对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设置各种障碍; [26] 其三,强调“一带一路”的弊端与风险,包括劳工标准与环境标准;其四,重视在高科技合作领域施压,逼迫中东欧国家在建设5G网络时不得使用中国设备。美国上述举措一旦奏效,“一带一路”在中东欧地区的推进将面临更多阻碍和变数。
  
  四、结语
  
  美国重返中东欧的战略构想仍在演进过程中,美国很可能会继续强化其在中东欧的地缘政治作用,利用欧洲内部的分裂,削弱欧盟整体政策的有效性和连贯性。在全面对华竞争的背景下,美国重返中东欧更是为了挤压中国在该地区的合作与发展空间,给中国与中东欧合作增添不确定性。中国要保持战略定力,继续与中东欧国家深化合作,更加精准地提供中东欧国家真正需要的公共产品,使中东欧国家在与中国合作中有更多的获得感。同时,中国应重视与欧洲大国的合作,照顾欧盟的合理关切,就中国-中东欧合作与欧盟进行开诚布公的对话,减少欧盟的误解与误判。
  
  【完稿日期:20 20-2-7 】
  【责任编辑:曹 群】
   Matthew Rhodes, “Obama and the New ‘New Europe’,”Occasional Paper Series , No.23, November 2012.
  [2]  Nik Hynek, Vit Stritecky, Vladimír Handl and Michal Ko ř an, “The US-Russian Security ‘Reset’: Implications for Central-Eastern Europe and Germany,”European Security , Vol.18, No.3, 2009, pp.263-285.
  [3] 目前主要存在两种观点:美国从未离开过中东欧,美国加速从欧洲撤离。 See Federiga Bindi,Europe and America: The End of the Transatlantic Relationship? ,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9 。
  [4]  A. Wess Mitchel, “Winning the Competition for Influenc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October 18, 2018,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commentary/transcript/winning-the-competition-for-influence-in-central-and-eastern-europe-us-assistant-secretary-of-state-a-wess-mitchell/. ( 上网时间 : 2019年12月10日 )
  [5]  Emily Tamkin, “For Love or Money? Why Central European Leaders Are Visiting the White House,”The Washington Post , May 2, 2019,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19/05/02/love-or-money-why-central-european-leaders-are-visiting-white-house/?noredirect=on&utm_term=.49d354e89a4d. ( 上网时间 : 2019年12月10日 )
  [6]  David A. Wemer, “Central Europe Ready to Lead on Strengthening the Transatlantic Bond,” July 18, 2019,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central-europe-ready-to-lead-on-strengthening-transatlantic-bond/. ( 上网时间 : 2019年12月4日 )
  [7]   参与“三海协议”的欧洲国家包括奥地利、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 See Zsofia Bajnai, “Three Seas Leaders Must Overcome External Influence and Internal Disunity to Achieve Prosperity,” September 14, 2019,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three-seas-leaders-must-overcome-external-influence-and-internal-disunity-to-achieve-prosperity/. (上网时间:2019年12月7日)
  [8]  Michelle Shevin-Coetzee, “The European Deterrence Initiative,”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 January 25, 2019, https://csbaonline.org/uplpads/documents/EDI_Format_FINAL.pdf. ( 上网时间 : 2019年12月13日 )
  [9]  “Romania, US Sign Memorandum on 5G Technologies ‘In Line with Rule of Law Principles’,” Romania Insider , August 22, 2019, https://www.romania-insider.com/romania-us-5g-memorandum. ( 上网时间 : 2019年12月13日 )
  [10]  Balázs Szent-Ivány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Post-Crisis Perspectives ,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11]  U.S. Census Bureau, “U.S. Trade in Goods by Country,” https://www.census.gov/foreign-trade/balance/index.html#A. ( 上网时间 : 2020年2月1日 )
  [12]  Daniel F. Runde and Romina Bandura, “The BUILD Act Has Passed: What’s Next?,”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October 12, 2018, https://www.csis.org/analysis/build-act-has-passed-whats-next. (上网时间: 2019 年 11 月 15 日)
  [13]  Michal Bokša,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New Allies in Europe,”Georgetow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 July 15, 2019, https://www.georgetownjournalofinternationalaffairs.org/online-edition/2019/7/14/the-united-states-and-its-new-allies-in-europe. ( 上网时间 : 2019年10月15日 )
  [14]  Kai-Olaf Lang, “Polens unersetzbarer Partner: Warschau vertieft den sicherheitspolitischen Bilateralismus mit den USA,”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 July 2019.
  [15]  “Pence Presses Merkel over Nordstream, Iran Deal,”Reuters , February 16, 2019,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germany-security-merkel/pence-presses-merkel-over-nordstream-iran-deal-idUSKCN1Q50H9. (上网时间: 2019 年 12月15日 )
  [16]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act Sheet on U.S. Opposition to Nord Stream 2,” December 27, 2019, https://www.state.gov/fact-sheet-on-u-s-opposition-to-nord-stream-2/. ( 上网时间 : 2019年12月20日 )
  [17]  Daniel Fried, Jakub Wisniewski, Denise Forsthuber and Alena Kudzko, “The United States and Central Europe: Tasks for a Second Century Together,” GlOBSEC and Atlantic Council, June 2019.
  [18]  Ivana Karásková, Tamás Matura, Richard Q. Turcsányi and Matej Šimal čí k, “Central Europe for Sale: The Politics of China’s Influence,”AMO Policy Paper , No.3, 2018.
  [19]  A. Wess Mitchel, “Winning the Competition for Influenc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October 18, 2018.
  [20]   刘国柱:“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持续性与多变性——21世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比较研究”,《当代世界》2018年第2期,第27页。 See also 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 December 2017.
  [21]  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 December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2.pdf. ( 上网时间 : 2019年11月7日 )
  [22]  Nicole Ng and Eugene Rumer, “The West Fears Russia’s Hybrid Warfare: They’re Missing the Bigger Picture,”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 July 3, 2019,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19/07/03/west-fears-russia-s-hybrid-warfare.-they-re-missing-bigger-picture-pub-79412. ( 上网时间 : 2019年11月14日 )
  [23]  Andrea Kendall-Taylor, “China’s Expanding Influence in Europe and Eurasia: Testimony b efore the HFAC Subcommittee on Europe, Eurasia, Energy, and the Environment,”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May 9, 2019, 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congressional-testimony/chinas-expanding-influence-in-europe-and-eurasia. ( 上网时间 : 2019年11月16日 )
  [24]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Pence Frederic V. Malek Memorial Lecture,” October 24, 2019,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vice-president-pence-frederic-v-malek-memorial-lecture/. ( 上网时间 : 2019年12月7日 )
  [25]  Geir Lundestad,Empire by Integ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1945-1997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Winfried Loth, Building Europe: A History of European Unification , Berlin/Boston: De Gruyter/Oldenbourg, 2015.
  [26]  Andrea Kendall-Taylor, “China’s Expanding Influence in Europe and Eurasia: Testimony before the HFAC Subcommittee on Europe, Eurasia, Energy, and th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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