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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为何会成为当前世界疫情的中心?

| 作者: 崔洪建 | 时间: 2020-04-01 | 责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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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3月25日,全球化智库(CCG)以“中国经验能否为世界所借鉴?疫情折射的全球化问题与趋势”为主题举办线上研讨会。会上,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就当前欧洲成为世界疫情中心的原因进行分析,并从经济、政治、一体化和国际形势等角度出发总结疫情对欧洲的影响,最后提出中国在欧洲防疫过程中国的角色变化,下阶段中欧应重点加强医疗公共卫生领域及经贸上的合作。
  以下为崔洪建发言全文:
  现在欧洲成了世界疫情的中心,在确诊病例最多的国家中欧洲国家占了多数,意大利、西班牙、德国、法国这4个国家应该说已经处于疫情爆发的态势。我就根据咱们会议主办方的要求和大家分享几个观点。
  为什么会在中国疫情先发的情况下,其他国家和地区尤其是欧洲没有足够重视并做好准备?欧洲现在的情况应该是出乎大家的预料,因为欧洲的医疗和公共卫生水平在全球都是领先的。为什么会有今天这个情况?
  我觉得可能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在一开始欧洲并没有对新冠病毒的高传染性予以足够重视,看一个简单的时间表就能发现,意大利的第一例确诊病例是在2月15号,到了2月23号,它才开始采取措施。就是说在武汉封城一个月以后,意大利政府才真正意识到新冠疫情的严重性,才开始认真对待。实际上在2月23号以后,意大利的疫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就已经出现了大范围的多发的社区传播,意大利政府被迫在3月10号,采取了“封国”的措施。掉以轻心、一开始没有认真对待新冠疫情,我觉得这是欧洲方面错失了在第一时间做出足够反应的主要原因。
  当然后面还有一些具体的原因,一方面刚开始欧洲很多国家,尤其是一些媒体对发生在中国的疫情,采取的是一种隔岸观火的态度,更多的把疫情在中国的发生,归结为中国“公共卫生的水平比较低、吃野味的生活习惯不好”,以及“信息不畅”等等。但事实证明欧洲对于新冠疫情本身缺乏正确的认识,最早欧洲国家是把新冠病毒当作新型流感来应对,导致早期不重视,这个是主要原因。然后还有一个原因,我们必须得认识到一点,欧洲国家和中国的国情和体制不同,采取的措施和应对思路也会不同。应对疫情反映出国家两方面的能力和体制,一是医疗、公共卫生水平,以及应急机制和能力。二是政府做出判断、决策并执行公共政策的能力,这两个方面相互联系、缺一不可。
  从这个角度来说,欧洲国家一开始在看待新冠疫情的时候把它作为强流感对待,所以它们做决策时依据的主要是应对流感的医学模型和对策思路。同时,它们在疫情判断、决策中还要经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讨论和磨合,在防疫措施的执行过程中也有“名不符实”或者打折缩水的问题,而且欧洲国家政府进行社会动员的能力、民众对防疫措施的配合度等等,都难以和我们进行相应地对比。举个简单的例子,意大利最早实施、现在一些欧洲国家也在跟进的“封城”措施,尽管在字面上和武汉“封城”是同一个,但在具体内容和实际执行力度上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出于上述原因,欧洲不可能在抗疫中做到像我们这样打一场“人民战争、总体战和阻击战”。在3月13号世卫组织宣布欧洲成为疫情中心后,欧洲疫情就进入了大爆发阶段,现在多数国家对疫情走向的判断是将在接下来两周迎来峰值,然后到复活节前后(4月11日)得到缓解。这种判断是否合理,接下来我们要看两点,一是意大利的情况,作为欧洲疫情的中心和主要的病例输出地,它将是最早到达峰值的欧洲国家,其他各国也都是根据意大利的情况来判断本国的疫情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如果意大利的疫情开始缓解,整个欧洲都会松一口气。
  还有就是看德国的情况。德国现在确诊病例也3万多了,但是到目前为止,它的整个公共卫生的应急水平表现得非常好,死亡病例不到200人,死亡率不到1%,这是很惊人的。如果德国在控制好本国疫情的同时,能够向其他欧洲国家提供救治和物资方面的援助,就可以为欧洲提供一个稳定的信号。所以一个意大利一个德国,它们接下来的表现会决定欧洲疫情的走向和结果。
  第二点我想谈一谈疫情对欧洲的影响,包括经济、政治、一体化和国际形势。首先疫情对欧洲经济的冲击巨大。欧洲去年的经济增长已经出现了疲软迹象,在疫情冲击下各国经济活动被迫减少或暂停,同时各国还要在财政状况不好的情况下,对防疫投入巨额资金,这对疫后经济恢复和金融稳定会带来很大的挑战。尤其是一些债务负担沉重的国家比如意大利和西班牙,它们能否稳定住金融结构、能否避免成为新的债务危机策源地,都需要密切关注。其次是对政治的影响。疫情对欧洲国家也是一场治理体制和能力的考验,无论是主流政党执政的国家还是带有民粹色彩的政府,它们在应对疫情上的表现,会直接影响到未来欧洲的政治走向。尤其需要关注的是,疫情对社会排外观念、种族歧视等民粹思潮形成刺激,这是否会鼓励民粹主义的进一步上升。与此相联系的第三个方面是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欧盟在应对疫情上前期反应迟缓,这和欧盟现有机制缺乏公共卫生权能有关,也和它的内部权力结构和协调能力有关。随着疫情扩大,欧盟加大了介入力度和协调范围,动用了科研、财政、货币和物资手段,并试图协调各国应对疫情的方案。它们能否有效落实并赢得多数成员国的信任,将是欧洲一体化能否继续前进的关键。
  我们看到在欧洲疫情初期,欧盟和成员国之间就在物资协调和是否关闭边界问题上有了博弈。欧盟在当时不具备协调物资的权能,各国只能各行其是,因此出现了成员国之间的矛盾。欧盟当时反对各国关闭边界,因为确保人员自由流动是欧盟得以维系的重要支柱。同时在欧盟的应对思路中,避免疫情对经济社会领域造成过大冲击是非常重要的考虑,这也是多数欧洲国家在应对疫情时的主要思路。和我们集中力量在湖北一地打阻击战和歼灭战不同,欧盟和多数欧洲国家资源和力量分散,所以只能是搞平衡。
  但从现在来看,由于疫情的严重性,欧洲方面也在逐渐打破这种平衡,也需要不计一切代价去应对疫情。我们看到欧盟和多数欧洲国家也开始动用大量经济资源来支持防疫。德国提出了1.1万亿欧元的应对疫情方案,1.1万亿欧元什么概念呢?去年德国的GDP总量是3.4万亿欧元,1.1万亿就相当于德国GDP的将近30%。
  最后是疫情对欧洲的国际关系也会产生影响。3月11号美国特朗普政府发布对欧旅行禁令,对欧美关系造成了一次新的打击,特朗普政府想要控制德国一家疫苗研发企业的事件也加深了欧美之间的龃龉。这些矛盾在当前背景下会被放大,然后进一步会影响到欧美之间的互信。
  而与此同时俄罗斯的举动也值得关注。意大利开始向俄罗斯求助,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现在也希望得到俄罗斯的更多支持。所以在此前欧俄关系寻求缓和的背景下,俄罗斯是否会利用疫情扩大它对欧洲的影响?欧盟和一些欧洲国家是否会继续保持对俄罗斯既接触又防范的立场?这次疫情折射出的仍是一个让人非常熟悉的大国博弈场景,这其中也有中国的角色和作用。
  所以最后我谈谈中国应该在欧洲防疫中扮演什么角色?哪些方面可以做得更好?
  从欧洲疫情发生到现在,中国的角色和作用处于一个变化过程中。在中国疫情严重而欧洲尚处于初始阶段时,中国是一个被动的角色,一些欧洲的舆论出于偏见和无知在看中国的笑话。当我们提出因地制宜的防疫措施时,一些欧洲国家也是指指点点。在中国防疫取得积极成果并有能力提供对外帮助时,我们的角色和作用转为主动,欧洲对中国的观感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当然这种变化也会是复杂的:一些国家向中国请求并得到了实际的援助,会对我们的意愿和能力有更新的认识,也有一些舆论会继续从政治化的角度去解读中国的意愿和目的。我们短期内改变不了欧洲一些顽固的偏见,但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把事情做得更好,有力地予以回击。
  首先在中欧抗疫合作中,医疗专业领域的经验交流和分享是首要。我们一线的医生和科研团队积累了大量丰富的临床经验,这是欧洲同行不具备的,也是最为需要的。然后是医疗资源物资方面的合作,无论是以援助的方式还是以商业的方式,我们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欧洲提供帮助。
  还有就是机制上的合作。这有两方面目标,一是一些现有的医疗和物资合作是自发的、偶然的,接下来我们应该尽快把它转化为机制的、全面的。比如说与欧盟层面的卫生机制、应急机制的合作,除了点对点的合作以外,我们还要扩大到点对面、面对面的合作。因为这样可以更好的帮助到欧洲多数国家,同时也能够用行动体现出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在疫情冲击下,欧洲一体化正面临考验,欧盟和一些国家的心态会更脆弱和敏感,我们此时的有所作为会被一些舆论很“自然”地放到“大国博弈”的框框里去,会认为我们在利用欧洲的弱化来对它进行“分化”,如果这种认识和之前欧洲对于“中欧竞争增强”的观念相互联系和刺激,对中欧的互信基础会产生负面影响。
  还有一层含意就是中欧可以在双边合作基础上,以国际公共卫生合作为目标,推进在世卫组织、G20等国际机制和平台中的多边合作。同时还可以在第三方比如非洲开展三方防疫和公共卫生合作。尽管非洲目前的疫情相对较轻,但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和公共卫生能力,中欧双方可以从现在就开始考虑在非合作的方向,而且此前在应对埃博拉病毒时,中欧.中法之间是有过合作经验和成果的。
  最后想说的一点是,中国现在开始有能力去为世界、为欧洲提供一些帮助,这个时候我们的心态需要准确和稳妥地把握。我们是大病初愈,而且还面临着国内复工、维护经济发展的艰巨任务。所以在关注世界疫情并施以援手的时候,保持平常心、公理心和同情心至为重要。
  同时,下阶段中欧合作的重点应当兼顾防疫和稳定经济的需要。中欧经济相互依存度高,贸易、产业的关联度高,疫后经济恢复的任务都很重,如何促进经济恢复、如何更好的维护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等问题,任何一方都不可能独立应对和解决。在经历上半场中国抗疫、下半场欧洲防疫这样一个长时间的供应链暂停甚至中断后,中欧之间经贸合作的韧性正经受考验。我们需要积极维护这种韧性,并且要着眼于疫后世界经济格局可能出现的调整或重组,进一步思考增强合作韧性的问题。
  
  (本文根据崔洪建先生在全球化智库(CCG)于2020年3月25日以“中国经验能否为世界所借鉴?疫情折射的全球化问题与趋势”为主题举办的线上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原载全球化智库(CCG)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