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对国际关系产生全方位冲击，中欧关系亦不例外。疫情不仅影响了中欧之间既定的外交议程，对经贸合作造成持续冲击，在抗疫合作中出现的“叙事之争”也进一步影响到双方的政治互信基础。中欧关系能否在疫后保持韧性和动能、能否坚持既定发展方向并不断适应新常态，取决于双方如何挖掘更多内在的合作动力、如何应对中美博弈和格局动荡产生的连带冲击以及如何更好地培育政治互信。
一、影响既定议程
在双方的原定议程中，2020年是中欧推进合作、增进共识的关键时刻。首先是将举行多场领导人会晤，除按惯例举行中国—欧盟领导人年度会晤外，中欧领导人“27+1”峰会将首次在德国举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框架下的“17+1”领导人峰会也将是中方最为重要的主场外交之一。其次是在中欧领导人的共同期待下，已进行27轮谈判、历时七年的“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BIT）有望在2020年收官。其他重要合作领域包括中方“一带一路”倡议与欧方“欧亚互联互通战略”对接等也将在今年开启。最后，今年将是英国脱欧谈判终局、中美贸易谈判“坐一望二”的关键阶段，也是推进世贸组织改革、联合国改革和落实气候变化协定等重大多边议程的重要时刻。但新冠疫情的骤然来袭给上述中欧重要的双多边议程带来严重影响。一是中欧各自政策重心转入以抗疫为主，多项议程计划被迫推后，采取何种形式也存在不确定性；二是防疫抗疫的常态化和公共卫生事务的重要性上升，势必改变中欧原有的合作议题，抗疫外交和公共卫生合作的优先性和紧迫性上升；三是在中欧疫情先后缓解后，促进经济复苏和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成为双方主要的共同关切，对彼此需求的紧迫性和对合作的疑虑都将上升，例如欧方对年内达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的期待和要价都会进一步提高，中方对欧方扩大和强化投资审查的担忧也会增大。
二、冲击经贸合作
疫情对中欧经济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首先是双方经济基本面受损，稳经济、保民生成为各自的主要目标。中国今年一季度GDP总值同比下降6.8%，欧盟27国（不含英国）下降接近3.3%，欧元区19国下降3.8%，受疫情影响最大的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降幅均在5%左右。由于欧洲疫情发生晚于中国，预计第二季度欧方下降幅度会更大。中方从实际出发不设定年度经济增长目标，欧方则预计全年经济将陷入衰退。全力应对疫情冲击、修复经济基本面并稳定社会秩序是中欧的政策优先，一定程度上会导致政策内向化。如欧盟在疫情期间专门出台保护成员国战略行业不受外资收购的规则，对中国的针对意图明显；双方在投资协定谈判等领域通过相互妥协深化合作的意愿也会受到各自内部因素的影响。
其次是中欧先后采取了封闭隔离等防疫措施，复工复产、开放边界的进度又难以同步，造成双边贸易降幅较大和产业链供应链受损的问题。根据中方统计，今年一季度中欧货物进出口总值下降10.4%，在中国主要贸易伙伴中降幅排第二位，仅次于中美贸易。加上英国脱欧后中英贸易额不计入与欧盟贸易的因素，同期对华贸易增长6.1%的东盟超过欧盟，欧盟作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长达16年的历史将就此终结。中欧在机械、汽车和其它制成品行业的贸易下降幅度最大，直接影响到中欧之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
最后是欧方借出台大规模经济纾困措施推进其内部改革和未来产业战略布局，对中欧现有经贸联系将产生深远影响。欧盟提出总额为7500亿欧元（约合6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复苏基金”计划，核心内容是将财政救助、经济复苏和产业战略相捆绑，将基金贷款的使用目的与落实欧盟产业战略和成员国内部改革相结合，将欧盟力推的绿色产业和数字经济战略“打包”进各国发展规划。尽管欧盟计划能否最终达成和落实效果如何仍需观察，但在新兴及战略产业改造产业链供应链的方向已十分清晰，对相互依存度较深的中欧产业链将形成冲击。
三、考验政治互信
新冠疫情不仅在全球范围内对人类生命健康造成重大威胁，也对人群心理和舆论氛围产生巨大影响。受疫情期间社会情绪和传播方式的影响，中欧在疫情期间的舆论互动呈现出复杂态势，体现出国际政治博弈的特征，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双方的政治互信。
随着疫情在中欧出现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欧之间的外交、舆论互动和其后的心态也经历了曲折变化。在中国疫情暴发而欧洲仍“平安无事”时，欧盟和一些欧洲国家政府对华提供了道义支持和物资援助，但媒体开始用带有“文明—制度优越感”和隔岸观火的心态对中方疫情和抗疫措施进行报道，其中不乏意识形态偏见。当疫情在中方基本受控但在欧洲暴发时，中方开始向欧方提供支持和援助，中欧之间在抗疫外交中的角色出现互换。但欧方对这种角色互换极不适应，欧盟官方公开介入涉华舆论并将中方对欧援助定性为“慷慨政治”和“口罩外交”，同时指责中方利用传播“虚假信息”、渲染欧洲抗疫“无能”来扩大自身影响并“分化欧洲”，要求各国团结起来应对中方发起的“宣传战”。在中美有关病毒溯源的舆论交锋加剧后，欧洲部分国家政府、媒体和民间组织开始追随美方论调，不仅对台湾被“排除”在世卫组织之外表示“同情”，还指责中方“延误疫情”、“隐瞒数据”并要求对华“追责”、“索赔”等，中国与法国、瑞典等国还出现一些外交摩擦。
欧盟官方和一些国家将中欧抗疫合作和舆论互动定义为“制度之争”和“叙事之争”，对中欧在抗疫期间的外交和舆论互动进行过度政治化的解读，这既是此前将中国定位为“系统性对手”的观念延续和固化，也是欧方在中美博弈加剧背景下对自身站位进行调整的结果。无论欧方出于何种考虑并基于对中方的何种认识，中欧在疫情期间出现的外交摩擦不利于双方在官方层面培育政治互信，舆论杂音也不利于在民众之间建立起理性、客观和积极的相互认知。
四、重启中欧关系
疫情对中欧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双刃剑”效应，它既进一步暴露了中欧之间的原有分歧，也充分体现出中欧之间的相互需求，双方能否就未来关系的发展方向达成共识，确保“合作大于分歧”并贡献于国际社会的稳定和繁荣，取决于中欧能否在疫情先后缓解的形势下，尽快推进既定议程并重启中欧合作。
首先，中欧需要通过实现利益平衡来挖掘更多合作动力。近年来中欧双方经历了从利益格局到相互认知的巨大变化，欧方对在中国市场持续获利的信心下降，中方也对欧方收紧贸易投资政策的疑虑上升，作为中欧关系根本动力的经贸合作出现减速甚至倒退的迹象。随着中欧经济相对实力的变化，双方需要对调整彼此利益格局达成新的共识。疫情暴露出中欧之间产业链供应链的脆弱性，但也可以成为中欧加强经济合作韧性的新起点，此外公共卫生及其相关产业也可以成为中欧新的合作领域。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在疫情期间仍持续推进，双方应在推进双向开放、公平合作上体现出更多政治智慧和勇气。日前中德领导人通话也表明，双方已意识到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重要性，中欧经贸合作将能够从疫情危机中获得更多的发展机遇。
其次，中欧需要坚持多边主义共识，合理有效地应对格局动荡。疫情使双方进一步认识到，国际机制的缺失、单边主义的肆虐和全球治理的不完善将给彼此和国际社会带来更多灾难，中欧只能更加坚定地捍卫和践行多边主义原则，才能在国际格局交替和动荡之际维护各自利益并增进共同利益。改革并完善现有的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贸组织以及世卫组织等国际机制，应当成为中欧加强国际多边主义合作、抵御单边主义侵蚀的主要方向。同时，中欧还应当在原有对话基础上，更加积极务实地在非洲等地区开展公共卫生和经贸三方合作，为地区和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最后，中欧需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积极培育政治互信。中欧应当在确认彼此制度、文化差异基础上建立起新的积极的相互认知，在欧方主张的“经贸对等”和中方追求的“政治平等”之间建立起双方可以接受的相处方式，确认不以改变对方根本政治制度为发展相互关系的前提，并在此基础上订立新的合作契约。中欧应当有足够的智慧避免对彼此行为进行过度政治化的解读，应当有足够的手段将政治性对抗转化为技术性竞争，同时树立起以竞争促合作而非竞争替代合作的观念，以不断适应变化中的利益格局。
（崔洪建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原文载北语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微信公众号，2020年6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