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数字时代，信息技术迭代演进、地缘政治角力升级及全球治理赤字恶化等因素导致虚假信息在全球加速蔓延。美国以维护“国家安全”和“民主秩序”为名，实施反虚假信息行动，借此打压竞争对手、推广其霸权叙事。本文旨在分析美国反虚假信息行动的内涵、特点和手段，提出美国正推动以“全政府”协同、“全社会”配合、“全球性”布局为特征的反虚假信息行动，采取内容反制、技术压制和规则遏制三种手段，塑造对其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美国所谓的反虚假信息行动实际上是将虚假信息界定“政治化”、规则“武器化”、治理“阵营化”，旨在维护“话语霸权”，这会对全球信息治理体系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中国是美国反虚假信息行动的重点打击对象，深入了解美国反虚假信息行动的本质，将有助于打破美国“话语霸权”的影响，并有利于维护中国国家安全。
【关键词】美国外交；虚假信息；反虚假信息；媒体传播；美国“话语霸权”
【作者】袁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副研究员。
近年来，围绕美国大选、新冠肺炎疫情、乌克兰危机等重大事件的虚假信息（disinformation）正泛滥为全球公害，对地缘政治局势、国际公共卫生治理体系以及国际经济与社会稳定产生了深远影响，引发国际社会对虚假信息传播效应的广泛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散布虚假信息界定为“故意通过向他人传递不实信息以迷惑或操控他人（常常是有组织的）行动”。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虚假信息泛滥已成为全球性的安全挑战。但是，由于对虚假信息辨识、溯源和应对的挑战日益加剧，加之地缘政治角力的升级，国际社会不仅未能形成共同打击虚假信息的合作局面，一些国家和个人反而将虚假信息视为对外施压和打击对手的政治工具，虚假信息的传播和治理也成为争夺国际话语权和国际规则主导权的战场。实际上，炮制虚假信息一直是美国用以诋毁竞争对手的宣传手段以及维护“话语霸权”的工具。在数字时代，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扩散加剧了美国对维护“话语霸权”的焦虑，促使其以维护“国家安全”和“民主秩序”为名，推进反虚假信息（counter-disinformation）行动，调动联邦政府机构、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智库以及盟友伙伴等各种资源，加大统筹协调和手段创新，压制对手的舆论宣传，大力提升自我叙事能力，以塑造对美国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本文旨在探究美国反虚假信息行动的内涵、特点、手段及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分析国际社会当前围绕虚假信息传播的话语权博弈，以期加深对美国维护“话语霸权”本质的认识，并为各方应对提供借鉴。
一 美国反虚假信息行动的内涵
《韦氏词典》将虚假信息定义为“故意且通常是隐秘散播的错误信息，目的是影响公共舆论或掩盖真相”。虚假信息与谣言个例和非故意发出的不实消息有所不同，前者的目的在于欺骗、诱导并主动操控受众的认知，且其散播行为具有组织性和协调性。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虚假信息的传播形式、生成方式及影响模式发生了极大改变，对国际安全日益构成严峻挑战。
美国是最早关注虚假信息传播和影响的国家之一。美国信息哲学和社会伦理学界对虚假信息现象产生的原因和影响已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被美国政策界所吸纳和采用。美国政府对虚假信息问题的认知日益深入，并对虚假信息进行了明确界定。依据美国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CISA）的相关文件，虚假信息是指旨在误导、伤害或操控某些个人、社会团体、组织或国家而被故意创造的信息；错误信息（misinformation）是指无意伤害而创造出来或分享的错误信息；恶意信息（malinformation）则是指使用基于事实但违背相关语境，旨在误导、伤害或操控受众的信息。2019年，美国国务院发布了针对虚假信息的报告，将虚假信息视作数字时代的“大规模分心性武器”（weapons of mass distraction），并指出外国政府及非国家行为体借助社交媒体平台和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大规模制造和散布虚假信息，会通过影响、说服和误导特定受众，达到扩大社会分歧、激化社会矛盾、侵蚀社会信任，以及煽动不满、恐慌情绪和制造混乱等目的。基于对虚假信息界定、发挥作用的方式及影响途径的认知，美国政府提出开展反虚假信息行动以有效应对虚假信息带来的挑战。根据美国国务院的相关界定，反虚假信息行动是指旨在减轻虚假信息影响力的行动。美国政府文件、智库报告、媒体报道中也常有其他类似概念，如打击虚假信息（fighting disinformation）、对抗虚假信息（combating disinformation）、消除虚假信息（disarming disinformation）等，但在正式文件主要用“反虚假信息”一词来指代应对虚假信息的行动，如美国《反虚假信息及反宣传法》（Countering Disinformation and Propaganda Act）、美国全球接触中心（Global Engagement Center）定期发布的《反虚假信息通讯》（Counter Disinformation Dispatches）等。
美国反虚假信息行动可追溯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反纳粹宣传。二战结束后，随着美苏争霸日趋白热化，针对苏联的反虚假信息行动成为冷战期间美国外交工作的重点之一。里根政府时期推动设立了跨部门的积极措施工作组，试图揭露苏联在世界各地开展的所谓“积极措施”（active measures）是在传播虚假信息和进行恶意宣传，同时对外投射美国的影响力，以打击苏联的国际声誉，并推广美国的意识形态。这一行动被视为冷战时期美国打压苏联对外宣传工作的成功案例。
进入21世纪，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促使信息传播和国际舆论呈现多元化趋势，对冷战结束后形成的美国“话语霸权”构成了挑战。“9·11”事件引发部分美国人对自身软实力的反思，他们认为恐怖组织在互联网散布虚假信息，用来煽动反美情绪并激发恐怖主义行动。2003年，小布什总统签署行政令，成立白宫全球传播办公室（Office of Global Communication），启动针对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世界的“洗脑赢心”（Winning Hearts and Minds）计划。该计划以“反恐”为名，将打击反美虚假信息并借此宣扬美国价值观和叙事作为重要任务。例如，该办公室发布了《谎言的机器》（Apparatus of Lies）报告，旨在揭露伊拉克的反美虚假宣传。打击恐怖组织虚假信息宣传成为全球反恐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美国打击“伊斯兰国”“独狼行动”“网络圣战”“数字圣战”等恐怖主义新形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美国还整合协调国家战略传播体系，通过综合运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及外交等各种资源和手段操控国际舆论、影响社会态度及文化，以强化并维护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政策目标的国际舆论环境。
2016年美国大选引发“外国赞助虚假信息”（foreign-sponsored disinformation）的讨论，关于俄罗斯“巨魔农场”（troll farm）机构在美国散布虚假信息以干涉美国大选的讨论甚嚣尘上。共和党参议员罗布·波特曼（Rob Portman）和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墨菲（Chris Murphy）联合提出《反虚假信息及反宣传法案》，提出要制定反外国虚假信息的“全政府”战略并调动政府以外的专业资源。奥巴马总统在离任前，将这一法案的主要内容纳入《2017财年国防授权法》，并发布行政令在美国国务院下设全球接触中心，负责协调美国政府部门及各类非政府组织的资源，以实质性提升美国应对恶意宣传和虚假信息的能力。
2017年，特朗普政府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提及虚假信息，并将打击“虚假信息”列为“信息治国方略”（information statecraft）的重点之一，提出要“规划并指导开展统一的信息传播行动，以推进美国影响力，并应对来自伊斯兰激进组织和竞争对手国家意识形态的威胁。这些行动将恪守美国价值观，并揭露敌对宣传和虚假信息”。特朗普政府在《美国国家网络战略》中将打击“虚假信息”作为“抵制恶意网络言论和信息行动”的新内容。随后，美国将国家战略传播目标从反恐转向针对中国、俄罗斯等竞争对手国家。
2020年以来，由于社交媒体平台算法推荐机制的发展，围绕新冠肺炎疫情和美国大选的“虚假信息流行病”（disinfodemic）暴发，这加剧了美国公共卫生和社会政治危机。拜登政府认为，虚假信息是“威权主义”对“民主秩序”的挑战，美国需要捍卫事实并击溃谎言。美国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U. S. Advisory Commission on Public Diplomacy）在2020年发布《公共外交及新的“旧”战争》报告，指出虚假信息侵蚀民主制度的公众信心，提出要加大“反国家赞助虚假信息”的力度。拜登政府在2022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首度提及美国面临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危机，并提出要“与有关国家的政府、公民社会、独立媒体和私营部门合作，防止可信信息被排挤，揭露虚假信息，并加强作为繁荣民主基石的诚实媒体环境的完整性”。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拜登政府加大推进“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力度，推动与盟友伙伴共同反击“威权主义”的虚假信息挑战。
通过梳理美国政府对虚假信息的认知，以及反虚假信息行动规划的演变脉络可见，反虚假信息行动一直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且高度配合其对外战略目标，打击对象从苏联到恐怖组织再到竞争对手国家，美国把不利于其战略利益的信息视为虚假信息，通过发动反虚假信息行动，压制反美宣传，输出美国叙事和西方意识形态，提升在舆论控制方面的竞争力，维护其“话语霸权”。
二 美国反虚假信息行动的特点
截至目前，拜登政府尚未颁布反虚假信息战略文件，但通过分析美国联邦政府相关部门的政策与行动可以发现，美国正在加强统筹和协调国内外反虚假信息行动的资源，该行动具有“全政府”协同、“全社会”配合、“全球性”布局的特点。
（一）“全政府”协同
美国多个联邦政府机构如国务院、国土安全部、国防部、情报和安全部门、全球媒体署（USAGM）等均专设部门和团队开展反虚假信息行动，他们的分工各有侧重又相互配合，呈现“全政府”协同态势。
美国国务院主要负责协调对外反虚假信息行动。2016年，美国国务院将“9·11”事件后成立的战略反恐通信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Counter-terrorism Communications）更名为全球接触中心，旨在加强对社交媒体反恐宣传的协调。美国《2017财年国防授权法》第1287条款进一步赋予全球接触中心“领导联邦机构识别、认识、揭露并打击旨在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其他国家及非国家行为体的宣传和发布虚假信息”的使命，将该中心的任务从反恐宣传扩大至应对外国宣传。经过多年的发展，该中心的规模不断扩大，吸纳了来自美国军方、情报部门、全球媒体署、国际开发署等机构的联络官，还向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等提供资金及技术援助，并同其他国家开展政策协调与合作。该中心如今已成为美国开展对外反虚假信息工作的中枢机构。
美国国土安全部主要负责涉及美国国土安全的反虚假信息行动。2018年5月，该部门的国家保护与计划管理局（NPPD）成立反外国干涉工作组（Counter Foreign Interference Taskforce），以防范外国蓄意操控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等对美国国土安全造成负面影响。2021年，该工作组合并至国土安全部下辖的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CISA），并更名为错误信息、虚假信息和恶意信息工作组（即MDM工作组），旨在收集、分析并公布有关美国国土安全的虚假信息，并协同军方、情报部门、国务院等政府机构以及私营部门、社交媒体平台、学术界等，共同管控虚假信息风险。2022年4月，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组建虚假信息治理委员会，却受到共和党保守派的指责，称社交媒体平台对保守言论进行审查，导致该委员会在成立21天后就被迫关停。虽然遭遇挫折，但是美国国土安全部仍在考虑制定一项反虚假信息策略，以加强在社交媒体平台管控对美负面舆论。
美国国防部主要负责涉及军事安全的反虚假信息行动，但其任务目标并不局限于军事领域。国防部组建影响力与认知管理办公室（Influence and Perception Management Office），负责通过反虚假信息行动影响并塑造目标受众的认知。美国“拦截”（The Intercept）网站依据获取的内部资料指出，该办公室正是美国国防部利用反虚假信息行动对外开展认知战的机构。国防部还发布了《公共事务社交媒体的官方使用》（Official Use of Social Media for Public Affairs Purposes）指南，用以指导美军官兵参与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宣传与反宣传，以配合美军的战略行动。此外，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设立了媒体取证（Media Forensics）、语义取证（Semantic Forensics）、社交媒体战略传播（Social Media in Strategic Communication）、虚假信息展板（DINFOS Pavilion）网站等项目，并投入巨额资金开发基于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深度伪造”等技术，用于检测、识别及揭露虚假信息。
美国情报界也将反虚假信息作为打击“外国恶意影响”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情报总监办公室成立了“外国恶意影响”应对中心（Foreign Malign Influence Center），主要负责监测、整合和分析造成所谓“恶意影响”的情报，以提升应对外国行为体在美国散布虚假信息和恶意影响力的能力。2017年，美国联邦调查局成立了外国影响力工作组（FITF），该工作组主要负责协调反恐、反间谍以及应对网络犯罪等工作，并同国际合作伙伴及科技企业等密切合作，识别和打击外国针对美国的虚假信息行动。
作为美国对外传播的重要机构，全球媒体署也是反虚假信息行动的重要主体。该机构成立于冷战时期，获得国会专项拨款，以对外输出美式价值观为主要任务，其监管的媒体包括“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自由欧洲电台以及专门针对古巴的马蒂广播电视台等，这些媒体在国际舆论塑造和意识形态渗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针对快速变化的新媒体市场环境，全球媒体署从主推短波广播节目转向更多地利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极大拓展了发挥影响力的手段和范围。全球媒体署首席执行官阿曼达·贝内特（Amanda Bennett）在美国国会作证时指出，美国的虚假信息战正处于“转折点”，强调全球媒体署将在全球反虚假信息行动中发挥关键作用。
此外，美国财政部、国际开发署、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等联邦政府机构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反虚假信息行动。美国将虚假信息视为关涉其国家安全的挑战，统筹外交、军事、情报、对外传播等部门，发挥其各自的资源优势，共同应对虚假信息传播。
（二）“全社会”配合
美国将虚假信息视为全社会面临的问题，在美国政府的引导、支持和施压下，充分调动私营部门和社会资源参与其中，形成“全社会”配合的反虚假信息行动架构，美国互联网企业、事实核查机构、智库在其中分别发挥着独特作用。
美国互联网巨头掌控着社交媒体平台上海量的信息和数据，互联网是虚假信息传播的主要场所，也是美国反虚假信息行动在社会层面的“第一道防线”。美国政府通过多种途径对互联网企业施加影响，包括推动互联网企业采取不同程度的内容审核措施，对可疑账号进行标注、限流甚至封禁，以及通过私下施压和资助等方式，与互联网企业开展反虚假信息合作。近年来，美国一些社交媒体频频披露政府操纵的内幕。例如，2021年的“脸书数据门”（The Facebook Files）和2022年的“推特文件门”（The Twitter Files）就爆出美国军方、全球接触中心、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等机构秘密向美国社交媒体平台施压，要求其参与政府的反虚假信息行动，包括默许美国政府散播虚假信息，限制“敌对国家”账号发布部分言论。另外，有调查显示，美国一些社交媒体在发文之前，会先将相关内容提交给美国中央情报局进行审查。
虚假信息泛滥问题推动了美国事实核查机制的发展，美国涌现出一批第三方事实核查机构。根据美国杜克大学记者实验室（Duke Reporters’ Lab）的数据，截至2023年9月，全球约有417家正在运营的事实核查机构，其中美国就有74家。这些机构大部分是非营利组织，其中较为著名的有PolitiFact、FactCheck、Snopes、NewsGuard、波因特研究所（Poynter Institute）等，它们为新闻媒体和互联网平台鉴定发布内容的真伪，为美国政府提供反虚假信息对策。但实际上，美国政府深度介入了事实核查机构，从核查标准、内容选择、结果发布等方面对之施加影响。例如，波因特研究所下属的国际事实核查网络（International Fact-checking Network）就接受了美国国务院、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等的资助。有报道指出，这些事实核查机构受政治倾向驱动，会出于政治目的对不同媒体进行虚假信息评分。近年来，美国主流媒体也纷纷设立专门的事实核查部门，试图充当新闻“守门人”的角色，在反击异见、输出自身观点和意识形态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美国智库则为反虚假信息行动提供智力支持。近年来，美国智库加大对虚假信息的传播理论和应对策略的研究，并设立虚假信息专项研究项目，与美国政府的反虚假信息行动同步推进。例如，美国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发布的“抵制真相衰退”（Countering Truth Decay）倡议、“确保民主联盟”（Alliance for Securing Democracy）的“汉密尔顿68”（Hamilton 68）信息平台等，均定期发布关于“民主政体”被虚假信息危害的报告。美国政府也表达了对这些项目的支持。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考尔（Michael McCaul）致信国务卿布林肯，指出美国政府资助了全球虚假信息指数（Global Disinformation Index）、战略对话研究所（Institute for Strategic Dialogue）、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的数字取证研究实验室（Digital Forensic Research Lab）、“月球拍摄反暴力极端主义”（Moonshot CVE）等智库机构，并质疑美国政府“对自由言论和不利观点进行有补贴的审查”。美国政府机构和智库还呼吁要加大“全社会”反虚假信息框架的建设，认为这将是美国反虚假信息行动的重点。
（三）“全球性”布局
美国利用其在媒体、科技领域的优势地位以及“话语霸权”，在全球范围开展针对敌对行为体的反虚假信息行动，并依托其同盟体系加强与相关国家在反虚假信息方面的合作与协调，旨在形成“全球性”反虚假信息布局，塑造有利于美国霸权地位的国际舆论环境。
一方面，美国在全球范围开展反虚假信息行动。美国凭借其遍布全球的传统媒体站点和新媒体网络，利用移民国家的优势，深入不同国家、不同群体之中进行信息传播活动，力图达成扩散美国思想以及分化瓦解竞争对手的目的。近年来，随着大国竞争战略的深化，美国在世界各地加大反虚假信息行动力度，与对手争夺影响力。美国全球媒体署发布的“2022—2026战略计划”将主题定为“事实战胜虚假行动：支持自由和民主”，计划将反虚假信息行动覆盖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开通涵盖62种语言的节目频道或网站，对近4亿成年受众进行有针对性的信息传播。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指控“全球南方”受到虚假信息“侵害”，并以此为由加大在发展中国家开展反制俄罗斯叙事的行动力度。同时，美国还在世界范围与中国争夺舆论影响力。拜登政府在《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中提出，“支持中国台湾地区及其他国家和地区抵制中国旨在投射影响力的‘虚假信息’宣传活动”。实际上，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炮制虚假信息的“影子产业”正急剧扩张，这些产业为客户提供在目标市场传播虚假信息并推广影响力的服务。
另一方面，美国与盟友伙伴加强反虚假信息的双边及多边合作与协调。北约是美国最早与其开展反虚假信息国际合作的成功实践对象，北约卓越战略通讯中心（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Centre of Excellence）主要应对包括虚假信息在内的混合威胁。近年来，美国同北约组建针对所谓“威权政府资助虚假信息发布”的快速反应小组，还将反虚假信息纳入信息战、舆论战和心理战的联合军事演习环节，强化同北约盟国间的情报共享和宣传协调，快速生成大量亲北约的信息内容，并反击对自身不利的信息。美国也同七国集团（G7）建立了应对虚假信息的快速响应机制，并在2023年5月举行的七国集团首脑峰会联合声明中，将应对虚假信息作为捍卫西方民主的议题之一。美国通过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U. S. -E. U. 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同欧盟加强反虚假信息协调，合作反击针对美欧及第三方的虚假信息，共同输出西方价值观。美国还同一些欧洲国家签订相关协议，例如，美国与北马其顿正式签署了“创建战略反虚假信息伙伴关系的谅解备忘录”。全球接触中心特使詹姆斯·鲁宾（James Rubin）表示，美国将与更多国家签署反虚假信息协议。美国同亚太盟友也加大了反虚假信息协调。例如，在美日韩领导人戴维营会晤中，反虚假信息议题是三边安全合作的内容之一。此外，美国全球接触中心于2022年推出一项国际反虚假信息议程，这项议程将协同美国9个联邦政府机构，并广泛召集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日本及欧盟、北约卓越战略传播中心等十多个伙伴国和政府间组织组成国际工作组，旨在激励多方共同关注反虚假信息策略方法的研究、讨论及合作。
美国战略界认为上述各类行动仍不足以实现其目标，又提出进一步强化反虚假信息行动统一协调的战略部署。例如，2021年12月，美国国会两党联合组建的“网络空间日光浴室委员会”（Cyberspace Solarium Commission）发布《打击美国面临的虚假信息》白皮书，提出更为激进的“防御前置”（defend forward）策略，试图提前打击摧毁境外针对美国发布“虚假信息”的基础设施，以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和利益。兰德公司则将反虚假信息视作信息战，建议美国举全国之力，集政府、军方、企业及相关盟友伙伴一道共同应对“虚假信息的威胁”，以确保美国国家安全以及在信息战中的优势。如此看来，今后美国反虚假信息行动可能将进一步整合升级。
三 美国反虚假信息行动的手段
美国反虚假信息行动主要从内容、技术和规则三个方面着手实施。具体而言，美国政府主要通过在传播内容上反制对其不利的言论，在技术上压制竞争对手的宣传与媒体传播，并在规则方面争夺主导权，遏制竞争对手发声，以维护并强化其国际“话语霸权”。
（一）内容反制
内容反制或称“反宣传”（counter-messaging）是美国反虚假信息行动的重要方式之一，主要从攻与防两个方面着手，通过揭批彼之言论、渲染己之叙事，塑造有利于自身的舆论环境。
一方面，美国惯用先发制人的操纵舆论策略，抢先给竞争对手贴上“散布虚假信息”的负面标签，并揭批对方发动虚假信息的意图、谬误和策略，以达到反制对方宣传的目的。美国国务院全球接触中心开设了“消除虚假信息”（Disarming Disinformation）专栏，矛头直指中国、俄罗斯等对手国家。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对俄罗斯展开猛烈的反虚假信息攻势，全球接触中心接连发布揭批“俄罗斯散布虚假信息”的系列特别报告，并称2022年为俄罗斯的“谎言之年”。美国也试图将中国的宣传活动污名化为“虚假信息”，全球接触中心发布报告诬称“中国官方和媒体传播放大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声音”，试图煽动欧洲国家对中国的不满，恶化中国的外交环境。美国政府还动员国际主流媒体和盟友伙伴国家配合其展开针对中俄等国的反虚假信息攻势。美国社交媒体的默许还助长了针对中国的所谓“大翻译运动”（The Great Translation Movement），一些匿名账户专门选择中国互联网上的极少数极端言论，将其进行政治包装后翻译成其他语种，在国际互联网上传播，刻意诱导国际社会曲解中国的主流民意并煽动反华情绪。美国将对手标签化，力图通过这一手段削弱对手国家新闻媒体的可信度及对外传播的国际公信力。
另一方面，美国主动输出亲美言论，构建美国霸权秩序“合法性”。从提出“美利坚治下的和平”到“善意的霸权”等理念出发，美国不断编织“正义的国家”叙事，塑造自身的“完美形象”，削弱各类反映美国真实负面信息的可信度，这正是美国广义上的反虚假信息行动，是其进行思想灌输及在战时开展舆论攻势的基础。在数字时代，美国借助其占压倒性优势的社交媒体平台在世界范围进行舆论渗透。由斯坦福大学网络观察室（Stanford Internet Observatory）和社交平台分析公司Graphika联合发布的《未闻之声：五年亲西方秘密影响行动的评估》研究报告显示，美国利用社交媒体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和地区开展秘密改变影响力行动，该计划在脸书、推特、照片墙（Instagram）、Youtube等8个社交媒体平台和即时通讯应用软件上运营了近5年，主要发布宣扬美国价值观的内容，散布抨击其他部分国家的虚假信息，这是目前为止开源研究人员分析过的社交媒体中影响范围最广的亲西方秘密影响力行动。另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脸书母公司Meta称发现有账户发布虚假信息，这些账户在社交媒体平台宣扬亲西方的言论，诋毁中国等国家，美国军方也参与了相关活动，导致美国国防部迫于压力，不得不宣布将对美军实施秘密信息战的方式进行审查。美国宣称用“事实”来反击虚假信息，但以上行动表明美国正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加大意识形态渗透，试图挤压不利言论的空间，并塑造有利于美国叙事的舆论空间。
（二）技术压制
美国凭借其在互联网、人工智能、推荐算法等领域的先发科技优势，在掌控全球数据资源、了解用户偏好、设置网络舆论议程、塑造国际舆论环境等方面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并不断发展更尖端的反虚假信息技术，推出激进的反虚假信息策略，从国内与国际两个层面为强化舆情控制、加大舆论渗透力助力。
美国对内使用内容审核技术强化对网络舆论的管控。美国以维护公民的“言论自由”为由反对针对言论的过度审查，却以打击虚假信息为目的加强内容审核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为避免引发广泛争议，美国政府一直否认将人工智能运用于反虚假信息行动。但2023年5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的年度颁奖典礼上发表讲话表示，美国国务院已研发出支持人工智能的乌克兰在线内容聚合器（Ukraine Content Aggregator）用以收集可验证的“俄罗斯虚假信息”，并与全球合作伙伴分享，促进媒体的独立性和数字化常识的普及。此外，美国政府也同互联网企业合作加强反虚假信息内容审核的技术开发。根据《华盛顿观察家》（Washington Examiner）报道，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和国务院全球接触中心资助的“虚假信息云”（Disinfo Cloud）技术平台向全球虚假信息指数测定机构注资，该机构通过运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对新闻媒体进行反虚假信息审查和评分。美国全球接触中心也设有“技术挑战”（Tech Challenge）项目，一直在为开发和应用反虚假信息的数据分析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
美国还对外输出数字技术，强化实施网络舆论渗透。在全球范围的反虚假信息行动中，美国以帮助对象国提升“数字韧性”为名，向相关国家提供反虚假信息技术，目的在于输出美式价值观，并削弱其对美国打击目标的信任。美国还根据其地缘政治目标，针对目标受众的特点，提供反对当地政府的数字技术。例如，大西洋理事会的一份报告将2018年以来拉美左翼政治浪潮归咎于虚假信息泛滥导致的政治极化和民主衰弱，提出美国应加大向拉美国家提供先进数字技术，以增强其应对虚假信息的“数字韧性”。2020年，时任全球接触中心负责人加布里埃尔（Lea Gabrielle）在国会作证时表示，美国政府联合西方互联网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等，在世界各地加大推广“新闻素养项目”（News Literacy Programs）的力度，通过扶植当地亲西方媒体，对民众提供所谓的媒体教育，以增强应对虚假信息和宣传的韧性。美国全球媒体署下设的开放技术基金会（Open Technology Fund）也打造各种数字化工具，以反虚假信息和反言论监控为名，协助其他国家的个人和组织与当地政府对抗。美国国际开发署制定首份“数字战略”，将通过资助数字技术以提升相关国家的数字影响力，作为美国通过对外援助投射影响力的新工具。此外，美国还开放更具隐蔽性的反虚假信息工具，用以在其他国家开展价值观渗透。例如，美国全球接触中心与国土安全部合作开发了名为“和谐广场”（Harmony Square）的在线游戏，借用心理学的“预防接种理论”（inoculation theory，亦称“思想灌输理论”），通过在游戏中注入美式价值观，增强受众对所谓虚假信息的心理免疫力。这款游戏得到西方多国政府和机构的支持，并以包括中文版在内的多种语言版本在全球发行。在信息技术进步和地缘政治演变的驱动下，美国反虚假信息的策略和技术将会进一步发展。
（三）规则遏制
美国反虚假信息行动不仅注重内容和技术的针对性，还尤为看重对互联网虚假信息的界定标准、规则制定和治理主导权，旨在从根本上实现对竞争对手的“规锁”，并塑造有利于其“话语霸权”的国际秩序。
其一，美国将虚假信息的界定标准“政治化”。美国从意识形态对抗的角度出发，将虚假信息描述为“威权政体对民主政体的威胁”，指控“威权政体”管控媒体和言论，利用民主社会的自由开放，发动“虚假信息攻势”、搅动社会矛盾、加剧社会极化并削弱全球民主状况。美国抹黑竞争对手利用虚假信息干涉美国大选，将自身包装成“虚假信息的受害者”和“民主制度的捍卫者”。美国此举是用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作为标准判定“虚假信息”，将“虚假信息”作为“污名化”对手的标签，并以此为由诋毁竞争对手的形象和声誉。按照此种“政治化”的界定，推特等美国社交媒体将中国等非西方国家的媒体标注为“政府资助媒体”（government-funded media）。与此同时，当推特以政府出资占比高为由，将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美国公共电视网（PBS）、英国广播公司（BBC）、加拿大广播公司（CBC）、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等西方媒体的账号标记为“国家附属媒体”（state-affiliated media）或“政府资助媒体”后，却在西方引发反弹，一些西方媒体以退出推特相威胁，迫使推特取消对其的标记。美国歪曲虚假信息的内涵，以政体形式为标准界定虚假信息，试图垄断真实信息的定义权。
其二，美国将虚假信息规则“武器化”。美国利用其国内法，以反虚假信息为名，对外国行为体进行“长臂管辖”。特朗普政府根据《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要求推广外国政府政治议程的组织机构进行注册，以加大对在美国境内运营的对手国家媒体的审查力度。特朗普以传播“虚假信息”等为借口，签署一系列行政令，限制并打压TikTok和微信等社交软件和应用程序，随后美国许多州和地方纷纷在政府设备上禁用TikTok。美国政府还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敦促互联网企业和社交媒体封禁其他国家的社交媒体账户，不仅要从道德高度上污蔑、抹黑他国，还企图使对手国家“禁声”。近年来，推特、脸书、YouTube等美国社交媒体平台以“散布涉疫、涉港、港疆的虚假信息”为由，肆意封禁和删除大量中国账号。Meta公司在2023年第2季度“敌对威胁报告”中，宣布删除了超过7704个被称为“垃圾讯息伪装”（Spamouflage）的脸书账号、954个脸书页面、15个脸书群组和15个照片墙账号，理由是这些账号传播中国的正面信息并批评美国和西方外交政策以及境外反华势力，但美国社交媒体平台对大量恶意抹黑中国、歪曲事实的谣言和“阴谋论”则放任不管。美国此举反映出其通过对虚假信息规则的选择性利用，将反虚假信息作为打击竞争对手的武器。
其三，美国将虚假信息治理“阵营化”。美国拉拢盟友伙伴推动构建虚假信息治理阵营，加紧建立有利于维护其“话语霸权”的虚假信息治理体系。美国通过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五眼联盟”等“小圈子”，开展应对“虚假信息”的协调行动，采取发布联合公报及倡议等方式，制造所谓的“国际共识”。美国也试图打造基于共同价值观的“互联网联盟”。例如，2022年，拜登政府联合欧盟、英国、澳大利亚和日本等61个伙伴国家和地区发布《互联网未来宣言》（Declaration for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et），提出支持一个“开放、自由、全球性、互操作性、可信和安全的未来互联网”，以增强民主社会应对虚假信息的韧性。拜登政府举办的“全球民主峰会”也将打击虚假信息作为议程之一，用以推行美国主导的网络准入标准和排他性规则。与此同时，美国却诋毁非西方国家对虚假信息的治理。2021年12月24日，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了一项由巴基斯坦发起的题为《打击虚假信息以促进和保护人权及基本自由》的决议，这项决议引发美国的质疑。美国认为非西方国家奉行“技术威权主义”（techno-authoritarianism）和“数字威权主义”（digital authoritarianism），将这些国家打击网络虚假信息的举措污蔑为利用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打压异见、言论审查、侵犯人权等。这表明美国不仅拒绝与非西方国家共同治理虚假信息，而且试图采用“小圈子”战略，压制阻止竞争对手“发声”。
显然，美国社会各方及其盟友伙伴作为西方“话语霸权”的利益共同体，正通过各种手段极力维护虚假信息的界定权和解释权，试图利用价值观的不可妥协性，建构起基于意识形态的虚假信息“话语陷阱”，以维护其权威地位，以便更有效地打击竞争对手。
四 美国反虚假信息行动的影响
从“棱镜门”到五角大楼“泄密门”可以看出，美国通过强大的情报网络和信息技术优势对全球发起网络攻击和舆论渗透，其目的在于向对象国输出美式价值观，影响舆论，刺探情报。实际上，正如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Rand Paul）在国会听证会上所指出的，美国政府才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大的虚假信息传播者”。从这个意义上看，美国反虚假信息行动奉行双重标准，通过将虚假信息界定“政治化”、规则“武器化”、治理“阵营化”的方式，实现以反虚假信息之名、行“话语霸权”之实的目的，这对全球信息治理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首先，虚假信息界定“政治化”破坏国际舆论生态。美国将虚假信息概念的内涵赋予意识形态色彩，这将鼓励西方政客、媒体乃至普通民众将虚假信息作为相互攻讦的武器，助长虚假信息泛滥之风。例如，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国际网络空间充斥着形形色色的虚假信息。美国从政治目的出发，单方面指控俄罗斯散布虚假信息，却刻意淡化西方“激进黑客”（hacktivist）等势力散播的虚假信息甚至“阴谋论”，加剧了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可能引发危机扩大或升级。实际上，“算法认知战”已成为美西方与俄罗斯之间舆论战的新范式，即出现以算法技术为底层逻辑、以认知战为主要特征的新型网络战争，推荐算法加速了社交媒体平台上有关虚假信息的传播，双方“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报复行为升级，甚至引发虚假信息技术的“军备竞赛”。
其次，虚假信息规则“武器化”加剧全球信任赤字。美国积极制定有利于其“话语霸权”的国内国际反虚假信息规则，这些规则可能成为国家之间矛盾冲突的催化剂。随着人工智能、数据挖掘、机器学习、深度伪造等新兴技术的加速发展，虚假的文本信息以及非文本信息（例如，虚假图片、假音频、假视频、假广告、假地图以及假冒网站等）会更快速、更逼真、更廉价地生成，更容易煽动非理性行为与消极情绪，加深国家间和民族及族群间的偏见、误解甚至仇恨。全球网络舆论生态恶化使舆论环境加速滑向“后真相”（post-truth）时代，导致人们不再愿意相信事实和接受真相，更易受情绪、信念和立场等影响，形成“信息茧房”，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认知偏见。公众信息矫正机制失灵会进一步助长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兴起，将加剧国际安全困境，甚至有引发“网络冷战”的风险。
最后，虚假信息治理“阵营化”破坏全球信息治理效能。美国反虚假信息行动煽动意识形态对立和阵营对抗，加深全球信息鸿沟和数字鸿沟，阻碍各国共同应对虚假信息威胁的行动。当前，倡导虚假信息治理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主要服务于西方，这些组织通常聚焦美西方关注的议题，如选举和种族问题，而贫困、内战、公共卫生等发展中国家的民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却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更有甚者，美国不断拉拢“志同道合”的盟友伙伴拼凑封闭的排他性阵营，对其他国家发动信息攻势，加剧“信息殖民主义”和“数字殖民主义”的蔓延，这不仅不利于全球共同治理虚假信息，还会进一步恶化国际信息传播秩序。广大发展中国家和非西方世界处于虚假信息防御的一端，这些国家会出于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考量加强网络信息安全的防范，这将进一步加剧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对抗性和碎片化，导致万维网演变为“分裂网”，从而危害全球信息安全秩序。
结语
在信息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代，国际信息空间已成为大国竞争的新疆域。对于虚假信息这一全球新挑战，国际社会对其成因、作用机制、危害和影响，以及治理方案等尚未形成成熟和统一的认知，全球信息治理赤字上升。未来，随着元宇宙（metaverse）、ChatGPT等新概念和工具的兴起，现实和虚拟世界的边界将更模糊，虚假信息的精准度、蛊惑性和破坏力将显著提升，这引发了人们对“虚假信息2.0时代”到来的担忧，全球虚假信息治理的紧迫性和面临的挑战进一步凸显。美国凭借其在话语权、新闻媒体和科技等领域的优势，先发制人推行反虚假信息行动，意在将虚假界定“政治化”、规则“武器化”、治理“阵营化”，从而维护并强化其“话语霸权”。美国试图建构基于西方意识形态的虚假信息概念和治理框架，忽视非西方国家面临的虚假信息威胁，对外渲染自身提供信息的权威性，试图利用反虚假信息行动压制非西方国家发声，对自身对外发动虚假信息攻势却讳莫如深。这不仅不利于国际社会虚假信息治理合作，还会扰乱国际舆论生态环境，进一步加深全球信任赤字，甚至破坏国际信息传播秩序。
中国作为美国认定的“最严峻的竞争对手”，首当其冲成为美国反虚假信息行动的重点打击对象。加深对美国反虚假信息行动的内涵、特点、实施路径及其影响的了解，可以为中国优化虚假信息治理提供积极启示。一方面，中国亟待从维护总体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出发，探索制定更加有效的反虚假信息法律法规，加强战略统筹、部门协调及国际合作，从内容、技术和规则上综合施策，增强全社会防范虚假信息的意识和韧性，避免陷入美国在虚假信息治理领域制造的“话语陷阱”，并且要尽快突破美国的规则封锁。另一方面，中国应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出发，深度参与并积极助力全球虚假信息治理，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积极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同西方发达国家就虚假信息及新兴技术治理加强沟通对话，在联合国体系及地区和多边国际机制中推动关于虚假信息的概念界定、规则制定和治理机制建设，与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信息空间。
（作者：袁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副研究员，文章载于《当代美国评论》2023年第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