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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热点外交的新发展

学术探索 | 作者: 崔小涛 | 时间: 2020-11-11 | 责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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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近10年以来,中国热点外交日趋活跃,在具体实践和理念建构方面都取得了新的发展。中国主动参与解决的国际热点问题的数量越来越多,为之提出的政策主张更加全面、具体,专门常设特使机制趋于完善。中国开展热点外交的方式和手段也变得多样灵活,所坚持的基本原则臻于成熟。中国积极开展热点外交是受中国外交战略转型的推动,也是维护国家现实利益的需要以及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中国积极开展热点外交不但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提升国家软实力,也有利于促进全球安全治理转型,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将来应着力加强有中国特色的热点外交理论探索与建设,进一步完善热点外交机制,提升对国际热点问题的运筹能力,增强对国际舆论的引导,以更好地开展热点外交工作。

  【关键词】国际热点问题 中国外交 热点外交

  

  热点即国际热点问题的简称,指的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对国家、地区及全球安全(和平)和经济繁荣(发展)构成直接或潜在威胁,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诱发国际组织、大国(大国集团)进行协调、调解、斡旋或干预的冲突(或潜在冲突)或危机性问题。例如,海湾战争、朝鲜核危机、利比亚内战、罗兴亚人难民危机等。热点外交则是国际行为体围绕热点问题的调解,提出的目标、政策以及展开的外交活动和采用的外交手段。

  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基于国家安全、地缘政治、东西方冷战、意识形态等方面因素的考虑,对当时的各个国际热点问题采取了不同的处理办法,例如对于事关中国国家安全的朝鲜战争,中国采取了直接的军事介入;对于越南战争,中国对越共一方提供了大量的军事、物资援助等;对于亚非拉等地区的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中国视情提供不同程度的道义支持和物质援助。但是,当时世界处于东西方冷战的国际格局下,中国对国际热点问题的处理手段上涉及到军事、政治斗争,受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较重,很难简单地归入冷战后的现代意义上的热点外交的范畴。

  20世纪80、90年代,当时受到基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体发展战略,以及中国国家实力有限、参与多边国际机制的经验相对缺乏等因素的制约, 中国的热点外交在总体姿态上具有相对超脱的特点。但是,中国也开始了现代意义上的热点外交的尝试,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便是1990年海湾战争前夕,中国外长钱其琛为和平解决伊拉克军事入侵科威特问题而进行的为期7天的穿梭外交。面对当时的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等其他国际热点问题,中国没有参与调解。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中国对外战略在继续坚持“韬光养晦”的大前提下,也开始注意加强“有所作为”的一面。中国开始主动参与解决国际热点问题。面对当时众多的国际热点问题,中国有选择性地重点参与了朝鲜半岛核问题、伊朗核问题、达尔富尔问题的斡旋,特别是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上,中国于2003年促成了朝鲜半岛核问题六方会谈机制,在推动朝核问题朝着对话谈判方向解决发挥了重要作用。21世纪头10年间,中国开始主动参与国际热点问题解决的做法引发学界关注和探讨。2010年左右,朱威烈教授、刘中民教授、孙德刚教授对当时中国热点外交(主要是针对中国对中东的热点外交)的机制、经验、意义等进行过梳理和研究。

  2010年以后,国际格局深刻演变,热点地区形势发生新的变化。中国的国家实力空前提高,对外战略更加积极进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的热点外交出现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新发展。中国更加积极地开展热点外交,主动寻求解决各个国际热点问题的“中国方案”,在国际热点问题的解决中发挥越来越积极和重要的作用。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点关注近10年左右中国热点外交取得的新发展,系统梳理发展的具体内容,分析背后的动因,探讨中国积极发力热点外交的意义并尝试提供政策建议。

  一、中国热点外交呈现新的特点

  2010年以来,中国的热点外交日趋活跃。中国积极参与解决众多国际热点问题,主动提出全面的政策主张、派出官员赴当事国及地区国家进行外交斡旋、积极参加相关的国际多边机制、提供人道主义救援等。总体来看,中国的热点外交在具体实践和理念构建方面取得以下新的发展。

  (一)参与调解的国际热点问题数量增加、类型多样

  根据2018年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所(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MERCIS)的统计,2010年至2018年,中国参与解决的国际热点问题数量呈整体上升趋势。2010年,中国参与3个国际热点问题的解决,分别是朝鲜半岛核危机、巴以问题、南北苏丹问题。2018年,中国参与解决的国际热点问题增加到9个。这些国际热点问题具体包括朝鲜半岛核问题、伊朗核问题、阿富汗问题、叙利亚问题、南苏丹问题、缅甸北部问题与罗兴亚人难民问题、巴以问题、巴基斯坦与阿富汗的冲突、也门危机。

  中国参与解决的国际热点问题的类型十分多样,涵盖了国家内战(乱)、地区国家间冲突、核问题、恐怖主义问题、难民问题,涉及的地区包括了东亚、南亚、东南亚、中东、非洲。目前,中国的热点外交涉及了当今世界上大部分的热点问题,囊括了当前国际热点问题的大部分类型。这直接反映出,近10年来中国在实际行动层面积极主动地参与解决国际热点问题。

  (二)常设专门特使机制建设日趋完善

  2002年9月,中国设立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这是中国首个就周边以外地区的重大热点问题设立特使工作机制。5年之后,中国于2007年设立了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2010年及以后,中国设立特使的频率明显加快,基本上间隔至少1年、至多3年便设立一个常设专门特使,相继设立了中国政府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中国外交部亚洲事务特使、中国外交部阿富汗问题特使、中国政府叙利亚问题特使等4个与国际热点问题相关的特使或特别代表。

  截至目前,中国共设有6个参与国际热点问题解决的特使或特别代表机制。这些特使通过在热点问题当事方之间斡旋、走访地区国家、协调世界大国的立场、参与联合国及国际社会建立的相关多边机制等方式,分别在参与调解巴以问题、南北苏丹问题、苏丹达尔富尔问题、朝鲜半岛核问题、罗兴亚人难民问题、阿富汗问题、叙利亚问题、也门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现有的特使机制基本上覆盖了中国参与解决的国际热点问题。常设特使可以就特定国际热点问题集中精力进行长期的斡旋努力,具有专门性强的特点。同时,特使可以与外国官员、国际组织、国际媒体、非政府组织等多方开展工作,灵活性高。特使制度的不断完善有助于增强中国对国际热点问题的调解力度,体现出中国对热点外交的日益重视。

  (三)开展热点外交的方式和手段多样灵活

  一是国家领导人直接斡旋并提出政策主张。2013年5月,中国先后邀请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华。在会见阿巴斯时,习近平主席提出了解决巴以问题的四点主张,成为中方为推动巴以和谈采取的重大举措。

  二是外长和特使(特别代表)开展斡旋努力。2013年伊朗核问题日内瓦第三轮谈判期间,王毅外长与美国、俄罗斯、伊朗等国外长广泛接触,努力缩小分歧,推动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为推动叙利亚问题和平解决,中国政府叙利亚问题特使多次会见叙政府和各反对派代表,劝和促谈。

  三是支持并积极参与旨在解决国际热点问题的多边机制。中国积极参与旨在解决叙利亚问题的维也纳、日内瓦国际会议,参加旨在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国际原子能框架和六国机制等。在阿富汗问题上,中国支持阿富汗问题伊斯坦布尔进程,并于2014年在北京承办该进程第四次外长会。

  四是主动创设多边机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中国为了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而发起“六方会谈”机制。

  五是主办一点五轨和二轨主场活动,为国际热点问题的解决提供支持。中国分别于2006年、2013年、2017年举行巴以和平人士研讨会。与会者讨论巴以问题形势,寻求解决方案,并在2017年的研讨会上达成了名为《以两国方案为基础推动解决巴以冲突》的共识文件。2018年5月,中国主办“叙利亚问题的出路与前景”国际研讨会,来自联合国、中国、英国、法国的叙问题官员及中国、美国、英国、叙利亚、土耳其、埃及的专家学者与会,为解决叙问题出谋划策。2019年11月,中国主办中东安全论坛,寻求解决中东热点问题的综合方案。

  总体来看,中国开展热点外交的方式和手段高低搭配、官民配合、相互补充,显示出多样、灵活的特点,从不同层次、不同方面为国际热点问题的解决发挥作用。

  (四)提出综合、全面的政策主张

  在20世纪80、90年代,针对国际热点问题,中国一般是在国家领导人国事会见、外交部发言人表态、联合国框架内等进行一般性、原则性的立场表达,较少主动提出具体、全面的解决原则或政策主张。近些年来,中国对国际热点问题的立场表达开始融入中国自身对解决思路的思考,并对越来越多的国际热点问题提出全面、完整、综合的政策主张。

  2012年,中国提出了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六点主张。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解决巴以问题的四点主张,并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于2017年再次提出了解决巴以问题的新的四点主张。2013年,在伊朗与六国启动全面协议的谈判之际,中国提出了全面解决伊朗核问题的五点主张。2015年,在北京举行的阿富汗问题伊斯坦布尔进程第四次外长会上,李克强总理提出了解决阿富汗问题的五点主张。2015年,王毅外长出席“支持伊加特南苏丹和平进程专门磋商”时提出了解决南苏丹问题四点主张。2017年,中国提出了三阶段解决缅甸若开邦问题设想。针对朝鲜半岛核问题,中国从一开始就提出了反对半岛出现核武器、通过对话协商与和平方式实现半岛无核化、解决朝方在安全和民生等方面的合理关切等政策主张,并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适时提出具体解决方案,如为重启六方会谈提出“三步走”方案、为实现半岛局势降级提出双轨并进、双暂停等。

  综合来看,中国针对国际热点问题提出的政策主张涉及到停火止暴、政治解决、人道救援、国际社会支持、经济民生等方面,既聚焦热点问题本身的发展又关注问题发生的根源,既主张以当事各方为主寻求解决方案又强调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支持帮助,既关注政治层面的协商谈判又关注普通平民的人道状况和遭遇,有利于全面、长远地解决所针对的国际热点问题。

  (五)解决国际热点问题的基本原则臻于完善

  一是坚持对话和协商,通过政治手段和平解决危机,反对任何军事和暴力手段。中国关于各国际热点问题的解决主张都鲜明地指出要通过政治途径和平解决,反对暴力冲突。中国提出的解决阿富汗问题的五点主张中,第二点即主张推进政治和解。中国关于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六点主张中提出,叙利亚政府及有关各方应立即、全面、无条件停止一切暴力行动。

  二是尊重当事国主权、独立。尊重他国主权、不干涉他国内政是中国外交坚持的一贯原则和传统。中国在对国际热点问题进行调解和斡旋时,也坚决奉行尊重当事国主权、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中国主张通过当事国人民主导、当事国人民所有的政治途径达成解决方案。例如,中国关于阿富汗问题的主张指出要坚持“阿人治阿”。在叙利亚问题上,中国支持“叙人主导、叙人所有”的政治解决进程。在伊朗核问题上,中国反对伊朗拥有核武器,同时也认为作为主权国家,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

  三是坚持多边主义,尊重联合国的作用,并注重发挥地区国际组织的独特作用。中国一贯支持联合国及相关机构在解决国际热点问题中发挥积极作用,并积极参与联合国在热点地区开展的维和行动,通过联合国渠道提供人道救援。地区国际组织更了解本地区情况,对当地国家更具亲和力与影响力,在热点问题的解决上具有独特优势。中国尊重它们的独特作用。例如,在解决南苏丹冲突过程中,中国支持非洲“政府间发展组织”发挥斡旋主渠道的作用,并为其提供协助。

  四是重视与大国、地区国家的沟通协调,兼顾和平衡各方利益。世界大国和地区国家在国际热点问题中有自身的利益和影响力,问题的解决不可能绕开它们。中国注意与世界大国和地区国家协调沟通,凝聚共识,为国际热点问题的解决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五是人道援助与经济发展并举。中国关注国际热点问题中平民的不幸遭遇,主动为受影响的平民提供人道援助,减轻危机中普通民众所遭受的苦难。同时,中国关注问题发生的经济、民生方面的根源,考虑危机的长远解决。

  二、中国积极开展热点外交的动因

  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度提高,中国外交政策也在发生变化。中国对国际热点问题的思路由总体超脱、有所作为逐步向主动参与、积极有为转变,主动寻求解决国际热点问题的“中国方案”。中国更加积极的开展热点外交,主要是出于以下原因:

  (一)中国外交战略转型的推动

  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与中国外交战略的转型成为中国积极开展热点外交的大背景和根本推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了中国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力的空前提高,特别是在2010年左右,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快速崛起带来了国际权力结构的变化。

  在这些背景下,中国主动对自身外交战略的审视与调整。中国外交逐渐实现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向“奋发有为”的战略转变。中国积极拓展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开始从聚焦自身向放眼全球转型,思考中国能够为世界提供什么,能够为世界发展承担怎样的责任,贡献怎样的方案,提供怎样的路线,做出怎样的努力。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此后,这一外交思路进一步转变为对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的探索与追求。2013年,王毅外长撰文表示,“当代中国正在积极探索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并明确指出“中国将更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处理,为维护世界稳定与安宁承担应尽的责任”。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明确表示:“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我们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对外工作理念,使我国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2016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17年,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要“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积极开展热点外交、探索国际热点问题解决的中国方案是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意。正是基于国家顶层的外交战略判断和方向指引,中国的热点外交才不断发力。中国积极开展热点外交不仅是中国主动承担大国义务、展现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安全治理,向世界贡献国际热点问题解决的中国方案等公共产品,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手段。

  (二)维护自身现实利益的客观需要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和与世界交融程度的加深,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利益也在不断拓展延伸。众多国际热点问题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中国的经济、政治、安全利益,让中国很难再置身事外。

  一是经济利益。中国在许多国际热点问题当事国及所在地区有着投资、能源、贸易等方面的巨大现实利益,不希望热点问题持续和激化,最终使中国经济利益受损。例如,中东是中国最重要的海外能源供应地、重要的商品和劳务出口地和工程承包市场,中国不希望伊朗核问题、巴以问题、也门问题等失控和恶化,导致中东地区局势紧张,故而加强了热点外交的力度。2013年以来,中国相继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一系列全球和地区发展倡议,这些倡议的顺利实施需要稳定安全的地区环境。例如,阿富汗形势稳定与否直接影响到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顺利推进有赖于缅甸局势的稳定以及缅甸和孟加拉国关系的友好。“一带一路”倡议所经过的南亚、中东等地存在着民族、宗教、恐怖主义、地缘政治等方面的矛盾,是多个国际热点问题的发生地。中国有必要加强热点外交,为这些发展倡议的顺利实施保驾护航。

  二是政治利益。许多国际热点问题的当事国及所在地区对中国有重要的政治和地缘战略意义,是中国撬动与大国之间关系、开展大国间协调与合作、进行大国博弈与竞争的重要支点。阿富汗、缅甸、朝鲜作为中国邻国,在中国外交“四个布局”中意义重大。阿富汗地处连接中东与远东的关键位置,是“文明的交汇之处”、“中东的桥梁”,地缘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中东是中国“大周边”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际政治中重要的地缘板块,是牵制西方霸权的重要战略屏障;中东国家是中国重要的战略依托和国际事务中重要的合作伙伴。非洲与中国传统友好,与中国的关系历经各种风雨考验而牢固不破,始终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可信赖的伙伴,在许多国际场合给予中国积极配合和支持。这些地区形势的变化地牵动着中国的政治和地缘战略利益,使得中国有必要加强对这些地区的热点外交。

  三是安全利益。朝鲜半岛核问题的走向直接关系着中国的战略安全。阿富汗局势影响中国西部地区的安全和反恐形势。2013年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在迅速崛起,势力在叙利亚、伊拉克等国不断扩展,出现与中国新疆等地的恐怖组织呼应、合流的苗头。中国境内恐怖组织部分成员流窜到中东地区,加入“伊斯兰国”所谓的“圣战”。中东地区成为中国打击遏制“三股势力”、严防其回流的前沿阵地。缅甸北部的冲突已经数次波及到中国南部边境地区的安全。这些地区的热点问题的不断发展演变促使中国必须加强热点外交,尽可能化解国门周边的风险。

  (三)国际社会对中国发挥独特作用的期待

  一是中国日益提高的国际影响力。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国际社会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抱有越来越大的期待。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就是中国应巴勒斯坦前领导人阿拉法特之期望并考虑国家外交总体需要之后设立的。进入21世纪后,“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等形形色色的“中国责任论”甚嚣尘上。这些言论背后不乏有对中国进行“捧杀”、想甩给中国更多责任的考虑,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国际社会希望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期待。特别是近些年,中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国际社会对中国发挥更积极作用的期待明显上升。

  二是中国的热点外交在价值标准和政策举措上独具优势。西方国家所鼓吹的民主、人权的理念标准和制裁、军事干预等政策手段已经越来越显示出局限性,在很多情况下不但无助于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反而会使问题更趋复杂。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开展热点外交时,在价值标准上不会以人道、人权为借口干涉当事国内政。在政策举措上,中国不会动辄进行经济制裁、军事威胁和干预,更不会公然要求推翻别国的合法政权。中国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公平正义的原则,基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做出判断,进行客观公正的斡旋。同时,中国开展热点外交坚持国际道义,不谋求一己之私利,而是更多的为地区国家的稳定和平民的遭遇考虑。这些因素使得中国被地区国家视为公正的调解者而更加受欢迎。例如,在叙利亚问题上,部分西方国家公开支持反对派武装,要求推翻阿萨德政府,并利用人权、人道、化武等问题不断对叙政府谴责、施压,在这样的立场下进行调解与劝和促谈,自然本能引发叙政府的不信任。与其形成对比的是,中国客观公正的立场和调解原则受到叙政府和地区国家的欢迎。

  三是中国没有历史包袱。在许多国际热点问题的发生地,西方国家有着不光彩的殖民历史,甚至一些国际热点问题是西方国家殖民扩张历史留下的各种矛盾延续至今的产物。直至今日,西方大国仍然是一些国际热点问题的引发者或助推手。许多国家对当下西方大国借解决国际热点问题之名在地区扩展影响力、干涉地区国家内部事务十分反感。西方国家进行斡旋调解,很可能遭遇当事方的不信任和抵触。中国则没有这方面的历史包袱,开展热点外交时更容易赢得当事方的信任。

  三、中国积极开展热点外交的意义

  中国根据自身与世界关系的发展变化,与时俱进,积极开展热点外交,不仅有助于维护不断拓展的国家利益、展现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也为全球治理、多边主义贡献了中国理念和中国智慧,对中国和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

  第一,有利于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在事关中国切身利益的国际热点问题上,中国开展热点外交,主动设置议程并提供解决方案,可以引导热点问题的发展方向,推动热点问题的解决,切实维护自身利益。在中国海外利益大幅度扩展的情况下,中国积极开展热点外交,可以更主动、深入的了解热点问题的根源,密切跟踪热点问题的发展演变,并影响当事各方,以便在必要时刻及时采取预防性或介入性的措施,以维护国家安全、经济、投资、海外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等利益。中国通过开展热点外交,可以不同程度地参与到相关热点问题的解决进程之中,与大国、地区国家进行沟通、协调,参与相关多边机制,避免成为“局外人”,更好的维护自身利益。

  第二,有利于增强中国软实力。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热点问题的解决,既承担了广泛的国际义务,又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为地区与全球安全作出贡献,有利于展现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为中国赢得良好的国际声誉,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第三,有利于弘扬多边主义。近些年来,全球局势波谲云诡、乱变交织,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保护主义思潮推动下的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之争更加尖锐,强权政治和霸凌行径四处横行。甚至有的大国在本国利益至上原则的指导下,奉行单边主义和退出主义,大肆推卸自身的国际责任。中国的热点外交积极倡导多边主义,主张发挥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积极作用。这有利于平衡国际上的霸凌主义、单边主义,维护多边主义和联合国等国际机制的权威。

  第四,有利于推动全球安全治理转型。中国热点外交中提出的理念和开展的实践有助于寻求国际热点问题解决的中国方案,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中国智慧。中国热点外交的所提倡和体现的新安全观、正确义利观、综合治理理念、以和为贵等理念和主张,蕴含着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经典智慧,体现了中国的价值理念和外交政策原则,明显有别于西方国家热点外交所坚持的民主、人权、人道等价值标准和动辄进行经济制裁、军事威胁的政策实践,丰富和发展了全球安全治理理念、规范和实践,有助于推动全球安全治理朝着更多元、有效、务实的方向转型。

  第五,有利于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热点外交带来了与众不同的解决国际热点问题的理念、原则、政策主张和实践,体现出中国外交所具有的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是向世界展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和实践的重要窗口和机会。同时,在各国相互依存、相互联系日益密切和加深的大变革时代,中国积极开展热点外交,努力推动世界和平、稳定、合作,体现出了浓厚的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的意识和担当,有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四、挑战与建议

  可以预见,将来中国的热点外交会继续发力,中国将继续积极参与解决国际热点问题。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对国际热点问题的长期介入相比,中国开展热点外交时间短,在理论与学科建设、经验积累、机制完善、对国际热点问题的运筹、国际话语权等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努力、补足短板,以更好地开展热点外交工作。

  一是加强中国特色热点外交理论的研究。热点外交的本质属于危机管理范畴,涉及到预防外交、斡旋外交、危机和冲突管理等领域,背后需要大量的理论研究及学科支撑。西方国家在这方面开展较早,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理论与学科体系,并将其价值与理念付诸到具体的外交实践中,时常占据话语权的高地。作为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应该基于自身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外交理念,从外交和危机管理角度加强热点外交的理论探索和研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热点外交理论,并加快相关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以更好地服务和指导热点外交的开展。

  二是加强运用国际热点问题调动和运筹大国关系的能力。国际热点问题受关注度高、影响范围大,世界各大国、地区国家不同程度地涉及其中,这为中国利用国际热点问题运筹大国关系、与相关地区国家的关系提供了契机。中国应该加强研究,根据不同国际热点问题的不同特点,以对国际热点问题的参与为抓手,尝试以不同的方式主动引导大国间的协调、合作,影响相关地区国家,配合国家总体外交战略的实施,更好的服务国家利益。

  三是进一步完善热点外交相关机制。在热点外交的机制建设层面,中国热点外交总体机制框架基本成型,但在内部各机制间的相互协调,例如官方的一轨机制与研究机构、高校、媒体等二轨之间的机制的配合可以继续探索优化。在特使(特别代表)的职能范围、运作机制、配套班子等方面,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做法并考虑我国外交实际需要,进一步完善。

  四是以具体方案投石问路。在中国参与解决的程度较深的国际热点问题上,如朝鲜半岛问题、罗兴亚人难民问题、伊朗核问题,中国不但提出了全面的政策主张,而且提出了可操作性很强的解决方案并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调整更新,对推动这些热点问题朝着解决的方向发展起到了建设性作用。对其他国际热点问题,中国提出的解决思路大部分尚停留在政策主张层面。今后,如果中国要深入参与其他国际热点问题的解决,可以根据热点问题的具体情况和发展变化,首先实现从政策主张到具体解决方案的细化,为将来的更加深入地参与该问题先行试探。

  五是坚持原则、把握分寸,注意保护自身利益。特别是在涉及周边、战争、宗教、恐怖主义等复杂、敏感的国际热点问题上,要掌握好介入和调解的原则和尺度,避免引火烧身。同时,要时刻警惕域外敌对势力借机将归罪的矛头引向中国,避免成为众矢之的。

  六是加强国际话语权。在国际舆论方面,西方国家的媒体、智库等对中国的热点外交存在着不少不实指责和故意抹黑,例如指责中国的调解努力背弃了西方的人权、民主理念,声称中国加大热点外交力度是为了扩展地缘政治影响力等等。针对这些抹黑和误解,中国需要调动媒体和研究机构,解释中国开展热点外交的原则和立场,扩大与国外政府、学术机构、民众的沟通与交流,加强针对国际社会的媒体宣传和舆论引导,消除国际社会的误解。

  

  (崔小涛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秘书处助理研究员,原文载《学术探索》2020年第9期,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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