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周末是（解决医疗危机的）黄金时间。”这是韩国医生们为抗议医学院扩招而大规模离开医院后的第一个周末，很多韩国人迫切希望找到解决这场医疗危机的突破口。他们可以如愿吗？韩国政府日前宣布将从2025学年高考开始增招2000名医科学生，这一决定引发众多韩国医生的不满，因此递交辞呈的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一度超过9000人，超过这一群体总人数的70%。大量医生离岗致使韩国的医疗系统陷入混乱，如果不能及时予以解决，这场医疗危机很可能上升为一场国家级的医疗灾难。
面对医生群体对扩招方案的抵制，韩国政府针锋相对，采取勒令返岗和威胁惩戒等手段，同时对医生群体展开道德批判。不少媒体和民众（尤其是病患家庭）对辞职医生的行为也表示极度不满，指责他们只顾保住自己的高收入和精英地位，将国民生命和健康绑为“人质”。医生团体则纷纷喊冤，称政府正在扭曲事实，对医生职业进行“妖魔化”。
这一次的医疗危机将韩国的社会矛盾又一次放到聚光灯下。除了地域矛盾这一顽疾，韩国的性别矛盾、世代矛盾和不同社会群体的矛盾日益突出，2023年，“教师权利”和“学生权利”之争一度成为社会热点。不同社会群体利害关系各异，产生矛盾本是正常现象，多数问题可以通过协商和相互妥协得到缓解或者解决。但如今韩国各社会群体之间的“包容度”越来越低，解决问题的方式越来越趋于极端化。
经济活力下降给韩国社会矛盾激增提供了部分原因。在经济结构调整迟滞、生产效率提高乏力、人口下降等因素的影响下，韩国经济增长预期被不断下调。“蛋糕做大”越来越难，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更容易陷入“零和博弈”，自然就会对保住自己的现有利益表现得更加焦虑和敏感。
医生群体抵制扩招，有着实实在在的“利益分配”因素。私营医疗在韩国占据主导地位，在总体医疗需求不变的条件下，医生人数增加将意味着整体收入下降。而且政府和医学界对未来医疗需求的预期有着完全不同的侧重点。韩国政府指出，人口老龄化将使韩国在2035年面临1.5万人的医生缺口；医生们则认为，少子化和人口下降将最终使医疗需求萎缩，出现医生“过剩”。
韩国政府在疏导、缓解社会矛盾方面也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注重“理念”的保守政权在内政外交上都践行着阵营逻辑，这一点在尹锡悦刚上台时就能看出端倪。在2022年5月的就职演说中，尹锡悦只字未提“统合”（韩语直译，语义与“团结”相近）和“沟通”，受到舆论诟病。同样在这篇就职演说中，尹锡悦提出“快速增长”才是解决两极分化和社会矛盾的突破口。经济增长当然能为缓解社会矛盾提供物质支撑，但它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充分条件，“快速增长”的口号仿佛只是给韩国政府提供了轻视社会和解及与民沟通的借口。
上台已近两年，尹锡悦政府不仅没有为调和党派矛盾和不同社会群体矛盾付出足够努力，反而亲自下场做起“对撞”的先锋。2023年以来，尹锡悦多次指责“反国家势力”对韩国“自由社会”进行“扰乱”，甚至把一些政策分歧也上升到意识形态斗争的高度。这种“非友即敌”“非黑即白”的政治逻辑在韩国社会起到了相当负面的示范作用。
更大的问题在于，韩国政坛各党派不仅无意解决社会矛盾，反而可能为了选票而利用社会矛盾。早在2022年大选之前，尹锡悦所在的国民力量党就提出一系列讨好男性青年的选举公约，试图利用男性青年对“反向性别歧视”的不满而赢得该群体的支持，其结果是进一步点燃性别矛盾。从选战的角度来说，充当“和事老”不利于拉选票，只有旗帜鲜明地支持握有大量选票的群体，才可能提高胜算。此次医学院扩招政策在离4月国会选举仅有两个月的时间点公布，不免让人对其政治用意有所联想。
此前的一项调查显示，高达89.3%的韩国民众赞成医学院扩招，这或许让执政党看到了拉选票的机会。至于该决策是否科学，医生群体会不会因此成为众矢之的，相较于赢得选举而言就不那么重要了。而当前的剧本发展似乎也符合执政党的预期。民调机构韩国盖洛普23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对尹锡悦的施政好评率从2月初的29%上升到当前的34%，“扩招医科学生”高居好评理由的第二位。执政党或许会从中得出“民意在我”的结论，继续与医学界斗下去，而这场大混乱导致的社会代价恐怕要由韩国民众承担了。
（李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原文载环球网2023年2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