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后疫情时代全球化的讨论再度兴起，供应链领域的术语“‘连接器’国家”的热度不断攀升。“连接器”国家是指不同于金砖国家的另一组新兴国家，包括越南、波兰、墨西哥、摩洛哥和印尼。这一术语将上述国家定义为满足制造业需求的服务者、技术产业重要零部件或芯片的供应者，以及高收入国家维持生产能力所需原材料的供应者。“连接器”国家的最大特征是得以跨越了新的地缘政治断层线，为碎片化的世界提供制造业支持。
作为“连接器”国家的墨西哥
墨西哥一直以来都在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的演变中扮演重要角色。一方面，作为拉美大国和区域内最重要经济体之一，墨西哥的制造业能力和地位在拉美位居前列，对地区整体制造业发展和工业化转型发挥着龙头作用和风向标意义。另一方面，墨西哥同时也是北美供应链区块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近年来美墨制造业产业链“近岸外包”趋势愈发凸显，美企搬迁至墨西哥进程显著加快，美墨利益融合也更加紧密。
在历经疫情和国际“黑天鹅”事件的多重影响下，墨西哥作为“连接器”国家的身份和地位也越发凸显，随之而来的是其制造业产业结构和布局的深刻变化：一是墨西哥中低端制造业得到快速发展。以此为代表的是劳动密集型的纺织业和玩具制造业等，以及资本密集型的白色家电、电子器械和汽车制造业。这其中的主要考量因素是综合成本的降低，包括墨西哥人力、物力和地价的成本优势。墨政府也正在就此准备一项激励法令，为外资在电子、运输、制药和航空航天业务等行业的投入提供优惠条件。
二是墨西哥制造业开始有意识向高端化迈进。以此为代表的是诸如锂电池和新能源汽车制造，以及半导体和芯片制造等高尖精行业。美国因素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考虑到美墨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具有很大的相关性，同时又出于规避对华脱钩断链带来的负面影响，美国正在布局和培养其供应链盟友，为美提供关键矿产和战略物资等方面的便利，墨西哥是其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
由于墨西哥自身国情的特殊性，近年来未能很好承接和消化美国产业链转移带来的红利，墨本土的中高端制造业也未发生突飞猛进的变化，国民经济依旧以外贸为主，对传统的进出口贸易存在很大路径依赖，特别是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进一步加深。墨西哥财政部长罗赫略曾表示，“我们与美国的商业金融关系占主导地位，除美国以外的国家并非当务之急。”
墨西哥能好好地做一个“连接器”吗？
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的复杂关系具有长期性和曲折性。从历史角度看，自19世纪美墨战争以来，美国疯狂收割战争红利，占据墨西哥大片领土。此后墨西哥一直处在美国“后院”和势力范围中，美墨关系始终笼罩在干涉与被干涉、控制和被控制的阴影下。全球化的发展是促进美墨关系和北美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动力。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到《美墨加协定》的转变升级就是美墨经济关系发展的鲜活见证，包括此前美国总统布什未能实现的美洲自由贸易区愿景，很大程度也是建立在美墨关系的基础之上的。
从现实角度看，当前的美国因素对墨西哥的发展而言既是有利因素也是不利因素。有利的一面体现在美墨关系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当前墨西哥出口的80%面向美国市场，去年以来墨西哥上升为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墨上一年度的经济数据和本年度的经济预测都比较乐观——继2023年增长3.5%后，到2024年将增长2.3%。墨经济已基本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
不利的影响主要有二：一是美墨关于边境移民问题产生的摩擦。今年分别是两国的大选年，无论是拜登还是洛佩斯总统都不希望移民议题成为其竞选总统的掣肘，因此或将在这一方面有所让步和妥协。
二是中美墨三方关系的演变存在不确定性。随着中美博弈进入深度调整期，美国方面在胁迫包括墨西哥在内的拉美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的做法并未改观，反而更具有迷惑性、隐蔽性和欺骗性。由于美墨之间特殊的地缘关系，墨西哥自然被推到了拉美地区风口浪尖的位置。墨西哥既不能承担失去美国这个重要贸易伙伴的风险，也不能随意舍弃中国这个超大规模市场的“香饽饽”。目前来看，墨总统洛佩斯在中美之间还是选择了战略平衡的策略，左右逢源以为墨争取最大利益。但不可否认华盛顿的单边偏执行为很大程度影响了美墨关系的健康发展。
想要“出海”墨西哥的中企要注意什么？
墨西哥将在今年6月的选举中选出下一任总统。可以确定的是，当前墨主要总统候选人对华态度都比较友好，涉华言论也都较为积极，所以预计新政府上台后中墨关系不会出现大的调整，大概率将会沿着此前务实合作的道路进一步深化合作基础、扩大合作范围。但中墨在经贸上的竞合关系也是客观存在的，并不会因为政府换届或者政策中断而有所改变，对此我们应当保持平和的心态。
首先，中拉经贸合作整体稳步向好才是大方向和主流，中墨合作的好坏也只占其中一小部分，不具有全局性和决定性的影响。
其次，中墨经贸关系的体量虽难及美墨贸易的规模，但整体而言也是处在渐进发展的状态中。尤其是疫情这几年，中墨经贸合作一直保持逆势增长的趋势，我们需要对中墨关系的未来保持乐观。
再次，面对中墨关系中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我们的企业也未无所作为，而是做出积极调整，适应变化。近年来中企纷纷“出海”墨西哥，将墨作为开拓美国市场的“跳板”。墨经济部公布数据显示，2023年1月至11月中资企业在墨投资126亿美元，是墨意向投资第二大来源国，预计在未来两三年内将再投资126.16亿美元。华为、比亚迪、海信等国内领军企业等都在墨建立了相关产业链乃至产业园区，并在当地收获了良好的口碑。西班牙对外银行墨西哥分行问卷调查显示，到2025年，进驻墨西哥的企业中，中国企业或将占到近20%。
未来中国发展同墨西哥的关系，仍需要注意中墨关系一些潜在的风险点。一是中国国内产业链持续向墨西哥转移带来的中短期风险。由于产业转移的虹吸效应，我们可能会面临产业链关键环节缺失甚至是产业空心化风险。
二是墨西哥经济民族主义抬头造成的长期风险。预计今年大选后的新政府仍会延续洛佩斯政府主导的“第四次变革”的方向，加大墨国内关键能源矿产部门的国有化，可能会对中企在墨锂矿领域的投资造成损害。
三是警惕美国因素从中作梗。自去年年底开始，美财政部长耶伦大力推动成立美墨外国投资安全审查双边工作组，其主要目的是强迫墨方与美国针对中国的立场保持一致。此举表明美国对于中国即将在墨掀起的投资浪潮表示担忧，未来不排除美国会有更多小动作。
鉴于此，我们要充分评估相关的风险，在此基础上继续巩固中墨务实合作，拓展中墨经贸利好的外溢效应，加大和墨智库、企业界等精英阶层接触，力争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三大全球倡议”方面达成合作共识，同时在墨高度关注的“新基建”行业和“两洋铁路”等传统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尽可能予以指导和帮助。
(章婕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拉美和加勒比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原文载于《澎湃新闻》2024年2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