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宕多舛的2020年让国际社会对非传统安全风险有了更真切的体会。在各国联系愈发紧密的今日，恐怖袭击、极端主义、气象灾害，以及肆虐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无一不拷问着国际社会携手应对共同挑战的意愿与能力。恐怖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滋生的毒瘤，对国际安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构成严重威胁，是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和重点防范的非传统安全主要风险之一。各国合作反恐事关人类未来与世界和平，在这场斗争中各国休戚与共。
受新冠疫情影响，多国陷入经济衰退，失业率高企，民生多艰。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战乱国家，政府公共服务缺位、疫情应对不利，给了极端组织、恐怖分子可乘之机。线上，恐怖组织通过社交媒体传播极端思想和仇恨情绪，大肆进行恐怖宣传和成员招募；线下，极端组织一方面打着“人道主义”旗号，通过提供微少的基本卫生服务诱骗民众对其支持，一方面攻城略地，在叙利亚、伊拉克、西非、东非等地迅速扩大势力范围。疫情给世界按下暂停键，但恐怖分子并未因此有丝毫停歇。
打击恐怖主义需要坚持多边主义，坚持综合施策。当前国际恐怖主义联动态势明显，需要在全球、地区和国家层面步调一致地采取反恐对策。打击恐怖主义单靠一国是行不通的，多边主义是唯一正确选择。在全球层面，应积极发挥联合国的核心协调作用，严格落实安理会各项决议，借用联合国平台凝聚共识、交流经验。在地区层面，充分发挥各区域性国际组织作用，在组织框架内完善合作机制，推动开展具体的反恐演练与联合行动。
打击恐怖主义必须坚持统一标准，反对利用恐怖主义进行地缘博弈。“双重标准”问题一直是困扰国际反恐合作的重要障碍。部分国家将恐怖主义与特定民族、宗教相联系，将暴恐行为与政治体制、地区政策相挂钩，导致国际打恐合作失焦，恐怖组织借机洗白、流窜。历史的教训是惨痛的，不少恐怖组织最初的发展壮大往往是获得了妄图利用恐怖主义实现自身地缘政治意图的国家的支持与帮助。恐怖主义是全人类的公敌，不论以何种形式出现，不论何时何地，都必须予以坚决打击。借恐谋利，必将遭其反噬。
恐怖组织“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以下简称“东伊运”）是被联合国认定的国际恐怖组织，对我西部边境的安全与稳定造成重大挑战，是我国反恐的核心关切。近年来，“东伊运”趁中东安全失序之际，在叙利亚伊德利卜省与阿富汗境内加大活动，加紧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及基地组织的勾结，伺机参与跨国恐怖活动。经过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特别是在新疆各族同胞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对“东伊运”恐怖组织的打击取得重要成果。新疆已连续四年没有发生暴恐事件，人民过上了和谐安宁的生活。中国打击恐怖主义是对生命权和发展权的尊重与维护，是发展和保障人权的生动体现。
然而近期，特朗普政府决定在美国国内法中撤销“东伊运”的恐怖组织定性。此举违背国际共识，破坏了近二十年来中美反恐合作的重要基础。美国欲借此强化反华宣传，配合国内亲“东突”议员群体和所谓的“维吾尔友好小组”，加大在涉疆问题上对中国施压，是典型的政治操弄。
回顾历史，美国已不止一次在打击恐怖主义的问题上实施“双重标准”。诚然，国际上对恐怖主义的定义仍存不同理解，但这并非各国摒除分歧、通力合作的障碍。事实上，各国透过联合国平台，在反恐问题早有共识。二十余年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1267、1390等一系列决议案及制裁名单，并据此搭建起一套综合反恐机制，对恐怖分子、组织进行资金、武器、旅行等全方位制裁，籍此斩断恐怖活动的命脉。作为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通过的安理会正式决议，其对联合国所有会员国都有着毋庸置疑的约束力，也构成了国际反恐合作的最大公约数和重要法理基础。“东伊运”迄今仍是被联合国明确列入制裁名单中的国际恐怖组织。
令人遗憾的是，自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大肆奉行单边主义政策，无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肆意践踏国际法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背弃自身国际义务和承诺。此次美国政府宣布撤销“东伊运”的恐怖主义定性，企图以其国内法洗白、纵容“东伊运”的暴力恐怖活动，是其奉行极端功利主义政策的又一例证。历史经验已经表明，任何支恐、利恐、企图“祸水东引”的短视做法，最终必定殃及自身；以“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看待国际反恐合作，只会让国际社会面临更为严峻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威胁。
面对日益严峻的恐怖主义威胁，国际社会需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将去极端化与打击恐怖主义相结合，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施策，推动地区热点问题和冲突的解决，从根源上消除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国家之间可以有竞争，但更应该有合作。特别是打击恐怖主义问题上，迫切需要国际合作与协调，为实现人类共同安全而不懈努力。
（李子昕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原文载环球网，2020年12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