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军方消息人士11月30日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名高级指挥官在伊拉克与叙利亚交界处遭无人驾驶飞机袭击身亡。几天前，伊朗核物理学家穆赫辛·法赫里扎德遇刺身亡。尽管尚无组织或个人宣布制造此次袭击，但伊朗方面认为此次袭击由以色列策划实施，并指控幕后有美国身影。
“美伊对峙下的中东局势”一时间再度“刷屏”，与2020年伊始美军袭杀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事件形成“血色呼应”。2020年成为中东格局与秩序深度重构的一年，地区局势虽在部分时间和部分区域稍有缓和，但治理、信任、和平、发展四大“赤字”仍深度困扰各方，中东仍在命运抉择的路口徘徊。
域外力量新变化
一方面，受美国大选年影响，特朗普政府在中东频刷“存在感”，成为搅动地区局势的核心变量，美国中东政策呈现出一些新特点。比如，在区域侧重上，将军力重点部署在海湾地区，强化对海湾战略要道控制；在武力运用上，愈加热衷用智能武器对敌“定点清除”，以节约动武成本，管控政治风险；在手段选择上，紧抓地区反美力量经济软肋，以经济讹诈挤压对手生存空间。
特别要指出的是，美国在短期内“撮合”部分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既表明美国在中东的地区塑造力和对地区盟友的整合力仍不容小觑，也反映出地区盟友对美国的安全依赖、改善同美国关系的愿望不减反增，特朗普政府以安全划界的地区政策一定程度上收到效果。
未来，若新当选总统拜登入主白宫，美国中东政策有可能出现较大变化。如果拜登依其竞选时宣称的那样行事，即在中东重拾“奥巴马路线”，重回伊核全面协议轨道，或有利于中东地区总体局势缓和。但这也可能使美国重新陷入奥巴马时代的中东政策困境，即转圜了同伊朗关系，却疏离了与海湾阿拉伯盟友及以色列的关系，后两者出于遏制伊朗的地区影响力、维护自身安全需求等考虑，反而可能采取更多“先发制人”的手段同伊朗对抗。
法赫里扎德遇刺表明，特朗普政府及其中东盟友愈发难以按捺对伊朗“先下手为强”的冲动，这有可能让地区反伊朗势力造成“生米煮成熟饭”的既成事实，提高拜登政府对伊实施“新政”的门槛。这反映出美国在中东“撤而不离”的长期战略趋势，以及中东各主要国家间地缘争夺“阵营化”对抗趋势的加强。
另一方面，域外大国干预中东的能力与意愿总体而言均有一定减弱。从近期形势看，大选一度牵扯了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精力，疫情引爆美国新的经济金融危机，社会撕裂加剧，美国对中东等地区干预有些力不从心；俄罗斯国内防疫形势仍很严峻，油价低位徘徊导致俄财政状况恶化，纳卡冲突等迫使俄方不得不抽出大量精力来应付周边安全挑战，难以在中东耗费过多；欧洲国家既忙于扑灭疫情“火灾”，又仍为英国“脱欧”等问题争论不休，内部问题形成掣肘。
域外大国干预力度相对减弱，客观上使中东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松绑”，这有助于地区国家增强政策自主性与独立性，但同时也增加了其不受控制和约束地采取先发制人手段应对安全威胁的几率。
地区阵营化对抗加剧
当前，中东地区主要矛盾正从传统的“阿以冲突”转向“阿以对抗伊朗、土耳其”，即美国主导下的以色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对抗伊朗、土耳其领衔的地区什叶派与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力量，正成为中东地缘博弈新主线。
首先，伊朗与地区反伊朗势力的战略僵持加重。一段时期以来，伊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等地区反伊势力围绕“什叶派新月地带”的包围与反包围，成为中东地缘争夺主要矛盾之一。经过长期缠斗，双方均显疲态，陷入战略僵持状态。在全面对抗代价过高的情况下，地区反伊势力愈发热衷于采取“非对称”手段来打击伊朗。
法赫里扎德遇刺一定程度上就凸显出，地区反伊国家似乎视特朗普下台前这段美权力过渡期为对伊先下手为强的最后“机遇窗口”，且行事愈发激进，暗杀手法似正由一种过去被人们视为“非常规”的极端手段，变成现在反伊势力打击伊朗的“惯用套路”。但本国高级军政要员一再被暗杀，无疑是不断挑战伊朗的忍耐极限，在一些观察人士看来总有一天会招致伊强力反弹，而其报复手段可能也会是暗杀、无人机攻击、非国家武装突然袭击等“非常规”手段，这将导致各方行为更不具可预测性，从而加剧地区冲突和各方误判风险。
其次，在地区强国纷纷收缩地区战线的背景下，土耳其的行为显得格外高调：在叙利亚构筑“安全区”，争分“战果”；在东地中海“科考”“勘探”，做实与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海上划界协议的法律效力；强化对利比亚内战的干预，助力政府军大举反攻。
地区国家则愈发倾向于采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抗衡土耳其：叙利亚政府军猛攻伊德利卜；沙特、阿联酋不惜砸重金在利比亚战场上与土“死磕”；阿联酋高调援助叙利亚政府及伊朗抗疫，既增强叙巴沙尔政权反攻土耳其的底气，又想以伊制土；埃及、约旦等还同以色列共建“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阿以在应对土耳其问题上形成罕见的“统一战线”。土耳其的强势出击与地区国家“自行其是”式的反击，增加了地区冲突的风险。
再次，“代理人冲突”持续影响地区和平。近来，中东代理人较量出现新变化，对地区局势产生深刻影响。
一是代理人战争仍存失控风险。利比亚战场攻守易势，土耳其从幕后走向台前，近期交战双方虽达成“永久性停火协议”，但鉴于此前莫斯科、柏林两轮和谈的实际效果有限，此番协议能否得到有效执行存疑；也门“南方过渡委员会”在4月份宣布“自治”，给也门战局火上浇油；伊德利卜的争夺一度白热化，叙利亚和土耳其险些直接兵戎相见。
二是被争夺国家内部政治矛盾更趋尖锐。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大爆炸一度引发黎国内新抗议浪潮，导致迪亚卜政府总辞职，哈里里再度出山，不仅表明黎渴求国家改革发展出路，也反映出黎亲叙利亚和伊朗的势力与亲西方的力量之间争夺更趋激烈；美国、伊朗、沙特竞相拉拢伊拉克，伊拉克国内政争恐出现新变化。
三是代理人较量折射各方复杂的竞合关系。美国加大对伊德利卜问题发声，利用俄罗斯与土耳其的矛盾加紧笼络后者，实则想破拆俄土同伊朗的三国组合。伊朗、阿联酋近来借“抗疫外交”拉近了彼此关系，且似乎已对也门局势达成某种默契，双方似拟共同填补沙特抽身后的权力空白。
最后，巴勒斯坦问题的发展趋势，折射出阿拉伯世界自身的演化。一方面，阿拉伯国家对外部威胁的认知正发生重大变化，即由以色列转为伊朗、土耳其。另一方面，阿拉伯民族可能也在探索某种国族建构的自我进化之路。阿以关系演变的根源，在于阿拉伯国家政治与外交范式正发生根本改变，“本土主义”“本国主义”正超越“泛阿主义”，成为各国新的“政治正确”。
不过，虽然巴勒斯坦问题会被“淡化”，但不会被“淡忘”。特别是其“道义属性”仍能左右阿拉伯国家的民心向背，各国与以色列的走近实属“官热民冷”。这是中东“冷和平”的最典型注脚。
总体来看，中东各国虽均希望避战求安，但受制于互信水平有限，各国、各阵营间难以达到“热和平”的程度，仅仅是出于争斗疲态愈显、国力日益不支等原因，被迫与对手寻求某种新的共存模式，达成一定程度的“冷和平”。“零和博弈”思维盛行使得中东地缘冲突对抗未实质缓解，解决问题的固有逻辑与范式未变，“冷和平”恐成中东局势新常态。
经济社会转型举步维艰
疫情蔓延与油价暴跌重创中东经济，各国经济多元化转型更加困难。从历史经验看，低油价非但不能成为中东经济多元化转型的助推器，反而会成为拖累此进程的阻力剂。此外，富裕产油国资本外流和财政困难，不仅使本国食利型高福利社会模式难以为继，还会因“囊中羞涩”而难再向巴勒斯坦、黎巴嫩、伊拉克等“穷兄弟”进行财援，富裕产油国难再寄望用传统“拿钱买稳定”“砸钱掩矛盾”的办法维持本国和地区的表面稳定。
中东民粹主义持续发酵，各国追求治理能力现代化前路漫漫。疫情肆虐、经济滑坡、粮食减产及供应中断等，诱发中东新一轮民粹主义，给各国转型和地区安全带来消极影响。
极端主义势力“借疫还魂”，冲击中东地区安全。疫情被“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视为在中东全线反攻的机遇窗口，它们大肆渲染所谓“真主惩罚论”，煽动民众对各国政府、不同教派和其他国家的仇恨，企图恢复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所谓“势力范围”，数月间疯狂袭击伊拉克和叙利亚多处城镇和军事设施，壮大有生力量，加大对地区其他国家的恐袭力度。
令人担忧的是，“伊斯兰国”还同“基地”组织等原先存在竞争关系的极端组织势力建立起某种战略性合作关系，收编这些组织骨干力量充实自身队伍，力图“合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地区反恐力量似在收缩。美国只重短期武力反恐，不重长期去极端化和参与当地重建，易造成地区“恐情”反弹。地区各国要么因忙于抗疫而难顾反恐，要么其军事力量主要被用于其他战事，地区反恐供给严重不足，直接威胁地区安全。
难民恐将成激化中东国家内部矛盾的“灰犀牛”。难民处于中东各国卫生体系的盲区，生活条件恶劣，防疫物资匮乏，更易加剧病毒传播。黎巴嫩的叙利亚难民营中有近50万难民缺少最基本生活物资，国际资金援助实际到位率不足30%。利比亚国内难民超20万，众多医疗机构和设施遭战火破坏，抗疫形势危急。若难民疫情得不到有效控制，不仅将激化难民同其所在国民众矛盾，引发社会动荡，还会使多国费尽心血所获抗疫成果化为乌有，造成疫情反弹，冲击各国社会秩序，加剧难民来源国与接收国间关系紧张，威胁地区稳定。
希望仍存
尽管存在种种艰难挑战，中东也仍有不少能推动局势缓和、推进各方合作的领域。
比如，抗疫合作成为当前中东地区合作显著亮点。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今年的抗疫合作令人眼前一亮；阿联酋不顾美国和沙特的压力，向叙利亚政府及伊朗援助大量抗疫物资，实现同两国关系的突破；沙特、阿联酋、黎巴嫩等借抗疫合作频向叙利亚政府示好，帮助叙防控疫情、筹划参与叙经济重建。
上述各方行为虽动机各异，但客观上达到了给局势降温的效果，为各方开展合作、斡旋热点问题提供机遇窗口。下阶段，针对新冠病毒的疫苗研发、试验、商业化推广等，将成为域外各方同中东国家合作的重中之重，在此基础上，地区各国的常态化复工复产，也有望助推地区形势缓和。
此外，“求稳定、谋发展”已成地区普遍共识。维护政治安全稳定是中东国家当务之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中东国家核心诉求，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实现国家与社会现代化转型，系中东各国最重要的时代命题。
为实现这些目标，地区国家一方面对内纷纷推出经济多元化战略，努力摆脱“能源食利型”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来提升就业，提升经济发展可持续性及对外抗压性，为权力平稳过渡、加强政权合法性奠定民意基础；另一方面对外愈发渴求重塑中东力量均衡与安全秩序，在确保互不侵犯基础上抱团取暖，做大地区合作“蛋糕”，逐步实现地区包容性发展，故而不断实行“平衡性经济外交”政策，在对各主要经济体多向取利的同时，致力推动各种区域、次区域经济合作，形成地区发展合力。这为各方通过“以发展促和平”“以发展求安全”来助力地区稳定与合作提供了新机遇。
（刘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原文载《环球》2020年第2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