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对美国当选总统拜登的期望是巨大的。美国的盟国希望看到一个更加友善的领导者，而不是火力全开的拆台者。美国的“对手”希望看到一个更加理性的交往者，而不是情绪化、非理性的冒险者。中国则希望看到一个更加稳定、可预测的伙伴，而不是抛却历史、出尔反尔、不断掀起中美关系狂风恶浪的攻击者。可以说，特朗普对现行国际秩序的拆解有多深，对中美关系的创伤有多大，拜登背负的期待和责任就有多重。然而，拜登能抓住中美关系再出发的机遇吗？
拜登对华政策含有积极元素
拜登在参议院任职36年，担任奥巴马总统的副总统8年，从政经验丰富。据美国媒体称，拜登竞选期间组建的人才库有2,000多人，分为20个工作组，在内外政策准备上做了扎实的工作。与特朗普让自己的团队充满局外人的做法不同，拜登准备用尊重政府职能、在相关领域有数十年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士填充政府岗位。这主要包括四类人——长期追随拜登的“嫡系”亲信、奥巴马政府时期的高官和企业家、民主党建制派里的外交人才骨干以及一部分反对特朗普的职业外交家和共和党人。可以预期，拜登将更加依靠团队，更加重视共识，特朗普时期那种总统外交言行和政府政策相互脱节的现象可能会减少，美国对外政策会更加理性、稳定、可预测。
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拜登在制定对华政策时可能会遵循一般外交原则，外交语调有望变得更为职业，对华竞争将更加有序，对敏感议题如台湾问题的处理也将更加谨慎。虽然拜登不大会推翻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但也不大可能实施超常规的极端行动。发生类似关闭领馆、限制媒体等事件的概率降低，这将有助于部分降低中美战略误判的风险。
从政策理念看，拜登及其民主党团队继承民主党的传统自由国际主义，对华态度更加稳健、务实，注重塑造整体性的对华战略，这可能为中美关系带来一定转圜空间。虽然拜登与特朗普一样，也认同中国是美国的“首要战略竞争者”，主张“美国必须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但他认为用极限施压的手段不仅无法使中国屈服，还会造成冷战式灾难，关注点从对中国“下绊子”转向增强美国自身实力。随着更多主流经济学家进入白宫，这些人并不主张打对华关税战或是把金融系统当作遏制中国的工具，并且反对用简单化的“一刀切”办法来认定对美国国家安全有威胁的高科技产品和供应链。如果美方重新考虑对华贸易战，降低某些产品关税税率或豁免某些行业，比如放宽对TikTok的限制、欢迎中国留学生，这将有助于部分释放中美经济、科技关系及人文交往的活力。
最大的变化在于，拜登及其团队愿意与中国开展严肃的战略对话，进行合作，以便从中获利。2020年4月，100多位美国前政要和学者发表声明，在将新冠肺炎疫情归咎于中国的同时，称“美国不能把这次全球危机交给中国处理”，“中美应合作对抗疫情”。当时，拜登团队的国务卿热门人选安东尼·布林肯、苏珊·赖斯、国防部长人选米歇尔·弗卢努瓦等人均签署了这份声明。8月公布的民主党新纲领也写明，为防止“中美竞争使全球稳定陷入风险”，“美国将寻求与中国在气候变化、防扩散等存在共同利益的领域进行合作。”拜登还在多个场合谈及，美国将“与盟友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一同推进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这些合作议题若能落地，可能成为中美关系稳定之锚。
美国对华竞争加剧的趋势未变
美国奉行对华“战略竞争”的路线已确立，这既是特朗普执政遗产，也是美国两党共识，继任者难以推翻。特朗普执政后的各项政策主张充满争议，但他确立对华竞争路线却赢得普遍认同，被美国媒体誉为“第一个敢对中国示强的美国总统”。国会两党恶斗不止，处处叫板，却能以少有的跨党派一致，顺利通过十数项反华议案，用法律手段巩固了对华政策措施。在美国政府、保守派媒体和自媒体的洗脑攻势下，美国对华民意迅速恶化。2020年7月30日皮尤民调显示，高达73%的受访者对中国持负面看法，比仅仅三个月之前高出7个百分点，比三年前同期高26个百分点。这进一步约束了继任者政策转圜的空间。
虽然拜登属民主党温和派，但他的团队里既有重视地缘政治博弈的强硬派，也有更重视意识形态和人权问题的自由派，将在这些领域加大对中国打压的力度，对华强硬路线仍会延续。虽然拜登表面上不说“美国优先”，但他宣称打造“服务中产阶级”的外交承袭了一些特朗普元素。例如，拜登也强调所谓与中国“公平”“对等”交易，推动制造业回流和“购买美国货”，保护就业和创新，摆脱在关键供应链上的对华依赖。他也承认大国竞争不可避免，寻求遏制中国，将技术竞争置于对华竞争的前沿，旨在确保美国在攸关未来的基础科技方面拥有超出中国的绝对优势。因此，拜登可能不会立刻全面取消对华关税，不会放松针对中国高科技公司的出口管制和投资限制，而是将实施更有分寸、更有选择性的经济和科技脱钩计划。由于拜登代表着美国大企业、金融公司和高科技公司的利益，他可能会更强势地要求中国进行经济制度的结构性改革。上述相关领域的“特朗普遗产”在很大程度上会成为“拜登资产”，成为拜登向中国施压的杠杆。
拜登还将更新对华政策“工具箱”，把此前针对中国的双边、力量型对抗转向多边、制度性围堵。新增“工具”之一是与联盟关系的修复与和解。与特朗普把盟友视为“包袱”不同，拜登把盟友视为“力量倍增器”，外交第一要务是修复一段时间以来受损的联盟关系，可能停止四面出击的贸易战。在此基础上，美国将把“建立美国盟友和伙伴的同一阵线”作为“应对中国挑战最有效的办法”，提升美国的影响力。
“工具”之二是用规则、价值观、意识形态等因素“捆绑”中国，对中国崛起进行遏制。拜登也从所谓“民主”与“专制”的角度看待中美分歧，称要与亚太地区民主国家形成更紧密的捆绑，“在这个决定美国未来的区域推进共同价值观”。可见，印太战略仍将是拜登对华外交的重点支柱。归根结底，美国“不能让数字时代的规则由中国来书写”，要让环境、劳工、贸易、技术、透明度等规则“继续反映民主国家的利益和价值观，确保民主社会繁荣”。如果拜登能推出一项得到盟友支持的多边战略，以美国力量、西方规则、盟友体系为基础，联手对华施压，中美竞争将进入一种更深刻、对中国来说处理起来更棘手的状态。
此外，从现在到拜登上台并非“真空期”，美国大选争议仍存，中美关系仍有可能成为美国党争的“附带损伤”。从普选票数量看，特朗普和拜登分别得到了有投票资格选民中一半的支持，成为史上总统大选中得票最多的落败者和胜选者。这既反映出美国社会分裂、政治极化因大选而更加恶化；同时也折射出，在美国疫情以每日新增10万例、死亡总人数超过25万的背景下，“特朗普主义”依然强劲，说明美国国内反全球化的社会基础依然强大。特朗普除了对选举结果发起法律挑战，仍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来巩固执政成果，打压民主党，并框定下一届政府的政策走向。特别是反华鹰派人物盘踞在特朗普政府中高层，他们寻求绑架新政府对华政策，以此积累自身的政治资本，继续在国内权力结构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可能加大对“中国议题”的政治操弄。11月17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在明知行动时间已不够用的情况下，发布《中国挑战的方方面面》报告，提出美国处理对华关系要完成的十大任务，就是意在给特朗普政府涂脂抹粉，并给继任者划定轨道。
中美双方政府应当抓住机会 力争实现中美关系“软着陆”
拜登承诺要愈合美国的分裂，他上任后的四个优先事项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经济复苏、种族平等和气候变化，外交方向上当务之急可能是修复联盟关系、重返国际议程、重建美国声誉、恢复盟友对美国的信心，对华政策短期内不大可能成为他的优先。这就使得中美关系相对于前一个时期的急速下跌而言，可能存在一个时间上的“喘息期”。如果中美能够围绕抗疫、经济复苏、气候变化等开展务实合作，可能还会带来双边关系转圜的新空间。
另一方面，拜登执政后将面临艰巨的内部整合任务。如果届时佐治亚州的两场补选结果使共和党人控制联邦参议院，这将使他陷入在国会共和党人、民主党建制派和进步派之间“走钢丝”的困境，严重制约他推进外交雄心、调整对华政策的能力，甚至会影响他能否得到国会批准他的内阁最高职位人选。如果拜登不得不更加内顾，外交重点又不完全集中在中国，那么中美竞争的对抗程度有望暂时得到部分缓解。
无论从短期还是中长期看，拜登上台都为中美关系走出“特朗普式”的震荡、重塑关系模式带来了新的机遇。中美双方政府应当抓住机会，主动作为，建立日常联系，重启高层战略对话，聚焦双边和多边议题合作，加强政策协调和沟通，力争实现中美关系“软着陆”。最起码，当今世界力量格局正在迅速演变，当拜登解决国内问题时，包括中国在内的外部世界不会原地等待，而这也将是世界各国拉住美国、促其回到国际合作中来的重要助力。
（沈雅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原文载《紫荆》杂志2020年12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