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6日，吉尔吉斯斯坦再次一夜变天，其剧情与2010年吉爆发的“二次革命”几乎如出一辙。反对派指责10月4日举行的议会选举存在大量舞弊，拒不承认选举结果，要求重选，其支持者愤而冲破警戒线占领总统府和议会所在地，释放获刑在押的前总统阿塔姆巴耶夫等一众前政要，并迫使现任总理、议长辞职，要求总统交权。吉中选委随后宣布本次议会选举无效，将择日重选。此次议会选举危机再次暴露出吉体制弊端及其内在矛盾，表明吉在探寻适合本国国情发展道路上仍任重道远。
吉议会选举危机的深层原因
引发吉此次议会选举危机的直接引信是反对派对选举不公强烈不满，但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是吉迄今仍未能找到一条符合本国国情民意的发展道路。从第一任总统阿卡耶夫力图树立中亚民主样板，到“郁金香革命”中上台的第二任巴基耶夫执政初期的宪政危机，从2010年吉开中亚议会制先河，到此次议会选举危机，吉政治转型呈现出大起大落的动荡态势，频繁上演惊心动魄的“政治秀”，导致国内政治危机频发，权力争斗此伏彼起。吉是中亚激进改革的先锋，其实施的“先政治，后经济”的转型之路背离了吉自身实际，也与民众的愿望相差甚远，这是导致吉政局动荡的主要根源。同时，在建立中亚民主之岛的过程下，吉成为中亚非政府组织最多的国家。在历次吉重大政治危机中都有非政府组织活跃的身影。大量非政府组织都有美国及西方背景，其存在和活动对吉政治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吉素有南北矛盾，两地发展极不平衡，吉独立后往往是靠在南北政治势力之间权力分配的相对均衡来维系的，一旦平衡被打破，便极易引发政治危机，此次入围吉新议会的政党均为“南方派”，由此引发“北方派”反对党的强烈不满。同时，吉部族观念根深蒂固，极易形成家族统治，任人唯亲，这也成为吉政治危机频发的重要诱因。
独立近三十年来，吉一直内耗不断，经济久无起色，现已沦为中亚地区积贫积弱的国家。今年新冠疫情更使吉经济雪上加霜，预算赤字达到GDP的10%，外贸降幅22.4%，支撑财政的侨汇收入减少近50%，失业人口骤升，民众生活陷入困顿。社会经济问题日趋严峻，加之日益猖獗的腐败和大国介入等因素，使吉政局隐患重重，险象环生。
吉议会选举危机对中亚的影响
吉议会选举危机是今年中亚地区发生的最为引人注目的政治事件，它将地区安全风险推向一个新高。今年疫情暴发以来，中亚地区安全风险呈现多重威胁叠加局面。新冠疫情对各国公共卫生安全构成巨大压力，凸显流行病对地区国家稳定的严重威胁，标志着中亚安全威胁多元化、复杂化。而疫情危机下“三股势力”出现重趋活跃之势，中亚国家已破获多个极端组织“网络基地”。更有甚者，今年5月，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再次爆发激烈的边界冲突，给地区安全蒙上阴影。此次吉议会选举危机无异于火上浇油，使本已紧张的地区安全局势更趋险恶。但同时也要看到，此次吉议会选举危机的“外溢”效应是有限和可控的，难以动摇地区稳定根基。
从吉议会选举危机本身看，此次事变并未发展成大规模暴乱，局势总体处于可控状态，有望重回正轨。10月9日，热恩别科夫总统已下令宣布首都进入紧急状态，严禁集会和示威游行。吉武装力量和强力部门承诺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中亚其他四国总统一致表示支持吉实现稳定与发展。中美俄三大力量也明确表态不希望吉再现动乱。目前，有利于吉恢复稳定的因素明显大于不利因子，吉出现内乱的可能性不大。
从地区层面看，吉议会选举危机主要是由内部因素引起的，与前两次“革命”相似，吉此次事变在中亚也属于特例，很难在地区扩散。其他中亚国家目睹吉独立以来的政治乱象，纷纷根据本国国情选择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和改革之路，力避重蹈吉的覆辙，并对吉“革命”外溢严阵以待，从而对吉选举危机影响形成强力阻隔。
从大国关系看，中俄都是吉的近邻，是吉主要贸易伙伴和投资国。吉还是俄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和集安条约组织成员，是“一带一路”的积极参与者。只要中俄保持和加强战略协调，加之上合组织的作用，吉就能有效抵御“颜色革命”和“三股势力”的侵袭和干扰。
（邓浩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秘书长，原文载《大众日报》2020年10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