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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墨制造业“近岸外包”:昙花一现还是大势所趋?

拉美经济观察 | 作者: 章婕妤 步少华 | 时间: 2020-09-28 | 责编: 吴劭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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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令供应链成为世人的关注焦点,“近岸外包”(Nearshore outsourcing)这一特指企业将业务外包给地理、时区、语言相近的邻国或邻近地区的供应链领域专业术语,近期正成为学界、媒体所关注的热词。其中,又以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制造业“近岸外包”现象最为引人注目。

  在当前中美博弈加剧和疫情长期化相互叠加的大变局背景下,美墨制造业“近岸外包”的现状和前景如何?其是否能如美国所希望的那样对冲甚至是取代长期以来中美制造业“离岸外包”(Offshore outsourcing)在全球供应链格局中的重要地位?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近岸外包”是美追求制造业回流的必然选择

  在美国长期产业金融化和制造业空心化的大背景下,促进制造业回流本土(Reshoring)早已成为美两党共识。奥巴马政府甫一上台即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及《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将制造业回流正式提上日程。特朗普政府则力推“美国优先”政策为回流计划加码,除了成立白宫贸易和制造业政策办公室强化政策引领、颁布力度空前的减税方案减轻制造业企业负担外,还将促制造业回流与打压中国捆绑起来,打出中美贸易战、重组北美自贸安排等系列“组合拳”,赋予制造业回流更多地缘意义。而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更进一步加剧了全球供应链重组势头,可谓正中特朗普“下怀”。

  然而美国人也承认,受限于高劳动力成本等比较劣势,制造业大量回流本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在此背景下,向以墨西哥为代表的“近岸”国家(地区)转移产能这一操作性更强的“曲线救国”方案,正逐渐成为美部分企业及决策者的务实选择。美政府近期即宣称正制定所谓“重返美洲”倡议('Back to the Americas' Initiative),计划投资300-500亿美元以鼓励美企将在亚洲的生产设施转移至墨西哥及其他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可见,美墨制造业“近岸外包”等方案已成为当前美制造业回流总体规划中的必然路径与现实选择。

  二、美墨制造业“近岸外包”取得进展但效果成疑

  近年来,众多经济数据均显示美墨制造业“近岸外包”趋势似乎成绩不俗。今年初,美国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发布的第七份《美国年度贸易回流指数报告》中首次新增“近岸离岸贸易比”(NTFR)指标,专门跟踪美制成品进口向墨西哥的转移情况。据测算,2019年的NTFR数值同比暴涨400个基点。墨西哥的天然“近岸”优势似乎已开始逐渐显现。

  美墨间贸易水平的提升无疑在背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据统计,2019年,美自中国制造业进口额同比大幅减少900亿美元,而自墨西哥的进口额却实现了130亿美元的增长。墨显然正成为当前中美经贸摩擦的“大赢家”。2019年上半年,墨超越中国首次成为美第一大贸易伙伴。后虽被中国和加拿大短暂反超,但最新数据显示,墨近期又重回第一宝座,似呈现出慢慢坐稳该位置的势头。

  从企业层面来看,在墨从事制造业的美国公司数量确实在逐年增加。早在2016年,超半数的在墨开展制造业务的美企便是从中国和其他地区转移至此的。其中也不乏部分美国知名企业的身影,比如美第一大运动相机品牌GoPro、著名玩具厂商孩之宝、知名轮胎品牌固铂等均已明确宣布将把大量业务转移至墨西哥。

  基于上述事实与数据,部分美墨两国政学界人士不免乐观情绪高涨,认为美墨制造业“近岸外包”趋势已不可逆转。然而,若对相关经济数据做进一步深入分析则不难发现,这一趋势中其实仍潜藏着不少“水分”,其未来发展仍面临着较大不确定性。

  首先,美墨贸易增长份额(130亿美元)仅占中美贸易缩减份额(900亿美元)的约七分之一,增量和缩量不匹配。相比有限的“近岸外包”至墨的美企,更多企业还是继续选择在亚洲实施“离岸外包”,比如苹果、戴尔、惠普、斯凯奇和盖璞等各领域制造业巨头均已选择将部分产品生产线转移至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亚洲低成本国家。

  其次,美自墨进口增量里的“借道转运”成分难以排除。虽然墨2019年对美制造业出口额同比增长了3倍,达到290亿美元,但其同期国内制造业总产值仅增长98亿美元,增幅为1%。这其中的约200亿美元差额便很难排除是部分生产商为规避关税而先将产品运至墨再原样或小幅改动后以“墨西哥制造”的名义转运至美国的可能性。

  此外,几组重要的墨国内制造业数据也显示出其承接美制造业转移未来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其一,墨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走势并非持续向好。2018-2020年初,该数据呈现出“M”状发展趋势(见图一),表明墨制造业景气程度起伏较大,并未出现持续繁荣。

  

  其二,2018-2019年间,墨“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围绕荣枯线上下震荡,并于2020年初大幅滑落,显示其制造业当前正经历深度回调(见图二)。

  

  其三,墨制造业就业形势堪忧。2019年,墨制造业就业人数一反2018年的增长势头,同比减少约7.7万人,约占当年总就业人数近8%,显示出墨制造业从业者总体呈缩减态势。

  三、美墨制造业“近岸外包”短期内难对中国构成挑战,但中长期风险无法排除

  种种证据预示,以美墨制造业“近岸外包”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美国对华产业链“脱钩”战略在短期内难以得逞。这首先要得益于中国经济社会所展现出的强大韧性优势。在目前疫情仍在其他国家肆虐的背景下,中国却已率先驶入经济复苏“快车道”,再次惊艳世界。再加上其庞大的人口基数、巨大的消费市场、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些都将为包括美企在内的外资在华投资兴业持续注入信心。近期“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公布的《中国商业环境调查报告》显示,87%的美企无计划将生产搬离中国。相反,一大批美跨国公司如沃尔玛、特斯拉、埃克森美孚等反而正加速扩大其在华布局。

  此外,墨西哥经济社会治理体系落后也将为美墨“近岸外包”前景蒙上阴影。墨营商环境一向堪忧,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经济政策反复无常,社会治安问题始终严峻。此次疫情中政府应对举措迟缓,经济复苏前景黯淡。这些无疑都将加剧美投资者对墨投资环境稳定性和安全性的担忧。

  尽管短期内将确保无虞,但中国对美墨制造业“近岸外包”所蕴含的中长期潜在风险仍不可不防。今年以来,中国政府明确将“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作为“六保”任务的重要一环,首提努力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此政策调整充分表明,中国已开始对产业链外迁压力保持警惕,也从侧面印证了以美墨制造业为代表的“近岸外包”等全球产业链新变化所带来的挑战丝毫不容小觑。一方面,疫情的负面效应仍在持续发酵。美已开始着手将部分关键医药、医疗设备生产制造业务迁回本土。鉴于墨在该领域所具备的较强比较优势,不排除美将部分业务外包至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新北美自贸安排逐渐深化利好于墨。尤其是“美墨加协定”中的原产地规则无疑将进一步巩固发展美墨间汽车、纺织品等产业合作,从而通过贸易转移效应损害中墨在上述领域的合作。另外,中国不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以及全球范围内制造业自动化的必然转型也预示着“近岸外包”的发展势头已然不可避免。

  (章婕妤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拉美和加勒比研究所研究实习员,步少华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拉美和加勒比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原文载“拉美经济观察”微信公众号,2020年9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