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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机遇期的判断与维护

来源:《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5期    作者:王 帆    时间:2018-10-08

 

战略机遇期的判断与维护*

     王帆

〔提   要〕当前形势下,世界性大战在短期内难以爆发,大国因第三国而引发的大战在正常情况下有望得到理性控制。虽然大国关系出现阶段性紧张,不确定性因素增多,但国际社会应对风险的能力也在增强。作为世界上一支重要且不可替代的和平力量,中国实力的增强不仅可以保证战略自主,而且可以进一步拓展战略空间。中国外交正在经历转型,虽然面临诸多挑战,但也存在重塑自身地位的机遇。未来中国能否维护和延长发展战略机遇期,主要取决于自身的战略运筹能力和战略选择。

〔关 键 词〕国际形势、战略机遇期、中国战略、大国关系

〔作者简介〕王帆,外交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D82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2] 正确理解这一论断,对于我们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重大。

 

一、如何研判战略机遇期

 

战略机遇期的研判是战略谋划的核心问题,直接关乎战略决策方向。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研判战略机遇期比以往更具难度和挑战性。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讲话中指出,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3] 这对我们准确研判战略机遇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把握大势

习近平指出,把握国际形势不仅要看现在国际形势什么样,而且要端起历史望远镜回顾过去、总结历史规律,展望未来、把握历史前进大势。[4] 当前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是发展中国家崛起不可阻挡,西方逐渐走向衰落,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处于渐变过程中。西方整体主导力下降,中国等新兴国家影响力上升,但还无法成为新的主导国家,合作型主导将成为主流。未来,或将形成传统大国与新兴国家围绕维持与变革现有国际体系的群体性较量,形成守成与变革规则之间的冲突,建立后西方秩序的可能性上升。

当前的国际体系变革表现出渐进性,转型周期具有漫长性。西方创建与主导的国际体系已无法适应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但变革并非突变与颠覆,而是合法、有序的渐变。经济权力的分配和国际经济体制规则的调整,业已成为国际政治变革进程中关键的方面。[5] 如果变革成本过大,即便现有体系存在不足,体系的稳定仍然得以维持。[6] 国际秩序处于新的演变过程之中,但尚未达到转折点。在这一漫长转型周期中,战争等颠覆性因素难以出现,因而转折点的出现决非易事,渐进往往长于突变。

从历史经验看,霸权衰落是一个缓慢与反复震荡的过程。英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完全丧失世界霸权地位。美国的霸权在世界大战和冷战中成长起来,可谓经过了一定考验,其间又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相对衰落,也曾因几次局部战争而遭受挫折,但霸权地位总体得到维持。关于美国是否衰落的讨论经久不衰,但比较普遍的看法是美国的衰落至多是相对衰落,主要体现在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相对优势缩水方面,而在军事、科技、制度及文化影响力等方面,美国依然具有明显的全球领先优势。此外,庞大的全球联盟体系也为美国霸权提供了重要支撑。

(二)把握本质

习近平指出,把握国际形势不仅要看到现象和细节怎么样,而且要把握本质和全局,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避免在林林总总、纷纭多变的国际乱象中迷失方向、舍本逐末。[7] 研判当今世界趋势的关键在于把握权力关系,它既包括世界主要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也涉及权力构成因素的演变,更涉及对权力作用总体趋势的把握。

世界主要大国力量对比正经历深刻变化,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带动国际力量对比出现“东升西降”态势,其中,作为国际社会积极的建设性力量,中国实力的进一步提升有助于其发挥更大作用。世界主要力量之间形成的国际格局是研判战略机遇期的重要因素。从传统理论来看,权力转移与体系战争因素相关度很高,但随着各国相互依存加深,战争受到了很大制约,制度建设和制度完善的作用得到更大的体现。

从权力构成因素来看,各项构成因素更加复合化。复合视角强调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强调因素影响的权重比例分析及因素间的交叉互动。复合视角不是各因素的简单叠加分析,而是充分考虑系统内各因素的互动变化加以综合研判,尤其是因素自身变化对于形势的影响。

从权力作用的总体趋势看,要确立综合研判视角。国家实力变化无疑深刻影响国际形势,但不能仅由此判断事物发展变化的方向,这是综合研判之要义。力量重组的前景不仅取决于个别国家力量,也取决于力量重组和新的多边机构作用,因而需要关注系统的叠加效应、积累效应、连锁效应、突变效应。

权力因素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受权力政治学说影响,人们往往将关注点放在国家力量消长起落之上,忽略了其他非物质实力要素作用。换句话说,权力政治学说寻找简化规律,刻意屏蔽了多种因素互动的现实,而一些全球性挑战虽与国家面临的挑战不尽相同,但仍具有重大影响力,人口失衡、贫富分化、移民政策、气候变化、卫生安全治理等终将对国家政策产生影响,也必然限制着国家未来的选择。

总体来看,军事因素的作用犹在,但不等同于国家的实力和影响力;发展模式和对外合作的作用上升;科技、经济、文化等因素的作用增强。

(三)认清自身

习近平指出,把握国际形势不仅要冷静分析各种国际现象,而且要把自己摆进去,在我国同世界的关系中看问题,弄清楚在世界格局演变中我国的地位和作用,科学制定我国对外方针政策。[8] 在当前国际力量对比演变中,中国变量引人关注。中国实力增长推动其国际地位提升,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不断增强,成为世界舞台中举足轻重的国家。目前,中国GDP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百分之三十。[9] 此外,中国还是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二大对外投资国。随着中国实力不断增强,无论是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集团,还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希望与中国深化合作、加强协调。各种力量对中国的借重显著上升,在全球经济治理、环境和气候变化等重大国际议题上,中国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上升,这种现象在十多年前难以想象。[10]

无疑,中国变量正在客观改变着当今国际体系和大国关系。然而,中国影响世界的能力仍有限度:中国的实力和资源转化为解决问题的能力尚需提升;美国虽然在国际事务中出现一定程度的“卸责”,但并不意味着中国能够全面接盘。阿查亚认为,“美国世纪的终结”并不意味着“新兴大国”能够以单独或集体的方式填补空缺。[11] 至少在未来10年,中国等国仍无力改变美国主导世界体系的局面。此外,中国在多边舞台中的作用不断增强,但大多并非发挥主导作用。中国推进的主要倡议和机制(如“一带一路”、亚投行、亚太自贸区等)以及提出的处理国际关系的一些原则(如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等),都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有益补充,与现有国际组织、国际规范是共存共荣的关系。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综合实力差距的缩小,给中国发展和运筹大国关系提供了更大空间。外部环境变化与自我能力提升使中国仍然拥有一个有利的战略机遇期。从力量对比变化看,中国实力(尤其是经济实力)发生的变化不仅具有经济意义也具有政治意义。与此同时,美国实力虽相对下降,全球影响力犹在,其保守政策仍可能对国际形势产生重大影响。欧盟依然是国际社会的重要力量,没有消亡也没有崩溃。因此,国际秩序发展只能说是接近于转折点,这正是习主席强调“中国正在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12]的深刻含义所在。

 

二、中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战争风险、国际格局演变趋势以及时代发展潮流是综合研判战略机遇期的主要因素,综合分析这些因素,剖析其对中国发展的影响,可以发现在未来较长时期中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一)大国战争风险相对较低

战争风险是研判大国崛起战略机遇期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也是中国能否捍卫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决定性因素。当前,国家间战争风险因历史、现实、民族、宗教等因素依然存在,但总体上没有增强之势。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着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严峻挑战,且将持续较长时间,需要各方携手合作加以应对。相较于大国与小国或小国与小国之间的战争,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概率更低。

大国之间爆发体系战争的可能性较小。核武器和技术革命使战争的破坏力空前增加,战争的成本难以承受,相互确保摧毁(MAD)和“战争无赢家”的新战争观大大制约和降低了大国之间战争的可能性。大国之间的常规战争或局部战争也因核武器的相互威慑以及战争爆发后核风险升级等因素受到极大限制。然而,随着竞争与冲突的加剧,大国之间冲突的形式日益多样化。其一是以小国“代理人”形式发生的区域之争。中东地区战争从来不乏大国博弈的身影,东亚地区岛屿争端也难以规避大国区域主导权争夺的战略考量。其二是通过一些非传统战争形式展开竞争,贸易战、网络战、金融战等将成为大国较量的主要形式,其所造成的伤害可能高于传统战争。

当然,战争也可能因战略误判或突发事件而发生。兰德公司研究报告认为,战争风险具有传导性,它带来恐惧和压力,使决策者易于出现误判和错误决策。即便如此,这种战争仍可通过各种危机管控机制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不致引发大国间的世界大战。[13] 除战争方式外,霸权国也可能采取其他方式应对崛起国。20世纪80年代,美国通过经济手段实现对日本的打压,使其经济长期萎靡不振,不再对美国构成威胁。2018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战,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当年打压日本经济崛起的政策翻版。

(二)国际格局演变总体有利

国际格局演变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国际力量对比变化被认为是影响国际形势的重要因素之一,也被认为是权力转移的风向标。主要大国物质力量对比与组合的变化是影响国际形势的重要因素,也是研判战略机遇期的重要变量。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国际力量对比调整加速,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中国成为世界经济重要引擎,GDP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一超多强”局面虽在延续,但呈现“一超走弱、多强易位、中国影响突出”的态势。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和西方国家整体相对衰弱,导致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东升西降态势有利于中国等国获得更好的发展机遇。

(三)大国关系总体求稳

在国际体系转型期,大国关系趋势性紧张不可避免。当前,虽然一超多强、西强东弱、北强南弱的总体格局没有改变,但力量对比变化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国家间尤其是大国关系,出现了美国维持霸权地位与其他国家影响力不断发展壮大的矛盾。

目前,中美关系正在经历深刻复杂变化。美国连续出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美国国防战略报告》《美国核态势报告》,将中俄定性为战略竞争对手。美国两党形成共识,认为过去对华接触政策已经失败。即便如此,中美相互依存的局面和长期合作的基础仍将发挥限制冲突的重要作用,两国间竞争与合作交织的状况仍将持续。对中国而言,积极维护两国间的战略稳定尤其重要。

中美俄三边关系不会形成新的相对两强争夺相对较弱一方的局面。中俄两国并非结盟关系,但双方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仍有望不断增强。美国同时将中俄作为战略竞争对手,客观上也会强化中俄之间相互借重。此外,中日关系自2017年下半年以来出现转寰迹象,中印关系自今年4月底两国元首武汉会晤得到明显改善。

从当前全球主要力量的经济、军事、科技增长率研判,在未来五到十年间,大国多将以全方位外交为重,大国关系发展和新的组合一般不会以牺牲另一组大国关系为代价,大国关系总体呈现求稳态势。国家间力量对比虽出现变化,但没有达到替代关系。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G20)与传统的多边机制仍将处于并行发展阶段。随着主要大国间实力差距逐渐缩小,大国间关系呈现复杂组合、相互倚重制衡局面,竞争性接触仍将是大国间互动的主流方式。

(四)全球化进程不会逆转

全球化浪潮整体上加速了世界经济发展,增进了人类福祉。但从历史视角看,全球化始终处于不断调整变化之中,其发展演变充分体现了全球势力在此消彼长过程中不断形成新的均衡。[14] 当前,全球化进入了新阶段,在中国等后起之秀不断推动全球化进程的同时,传统大国开始推行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潮流盛行,但全球化进程不会因此逆转。

第一,当今全球化出现的变化趋势不应被视为全球化的倒退或逆转,而是一种调整,全球化转型这一表述更为准确合理。资源的自由流动、自然配置被人为阻隔,但难以中断经济全球化业已深入的进程。第二,国家行为体一直在全球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当前这一作用被进一步强化。在一些非国家行为体长期共存与冲击下,民族国家的重要性和政治影响力被重新强化。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势力在回潮,但还远没有成为各国社会的主流意见或主要大国的战略选择。第三,区域一体化受阻直接冲击了全球化趋势。地区多极化发展导致全球化分化为以区域为中心的局部全球化的集合。第四,相互依存因素对全球化的正向作用有可能下降,但仍将发挥相对积极的作用。随着反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相互依存对于冲突的限制作用可能下降,但对多数国家间相互依存的制约作用仍会增强。第五,新一轮全球化集中于面向发展中国家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者主要为新兴大国。阿米塔阿查亚认为,中国的崛起和发展将引领全球化进入全新模式,不同于以往多关注贸易,新型全球化将更多地关注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共同发展。过去的全球化基本上由西方国家主导,而新型全球化将更多地由东方世界主导,中国、印度等国家将发挥更大作用。[15]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入新一轮调整,全球产业链和补偿机制、全球治理也将随之出现调整,经济全球化进入转型期。传统发达国家对经济全球化的驱动力量减弱,新兴国家成为新的推动力量,并将由此带来与新兴国家发展相适应的观念更新,例如更加强调公平、公正与均衡发展等。

 

三、如何维护和延长战略机遇期

 

客观分析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国际形势,我们认为中国仍处于战略机遇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对外工作具备很多国际有利条件”。[16] 但不可否认,在现实主义回潮与经济全球化转型背景下,维护战略机遇期的难度明显增加。

随着中国实力和影响力不断扩大,来自外部的竞争和压力也在增加。中国既要抓住机遇、有所作为,又要避免风险,尤其是潜在的重大战略风险。习近平在2018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中强调,“对外工作要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战略自信和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推进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坚持战略谋划和全球布局,坚持捍卫国家核心和重大利益,坚持合作共赢和义利相兼,坚持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17]这是把握战略机遇期的重要指导原则。

为维护和延长战略机遇期,中国在对国际形势发展进行预判的同时,对国家威胁进行主次重点分析和目标定位,有针对性地论证、设计、调动、部署、分配和应对,强化和完善如下几方面举措。

一是努力把握系统性、整体性深层次改革。中国要防止系统性失灵、强化整体性稳定与发展。新时代要有大格局、大布局、大空间,从全球系统层面思考和把握问题,拓展战略回旋空间。在百年未有之变局中,中国需要深度参与国际体系调整与重塑,强化全球治理能力,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推动国际秩序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新一轮全球化转型中,美国出现了卸责倾向,这对中国既是机遇也是风险。中国应主动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积极引导国际秩序变革;同时应把握好动态平衡和趋势性因素,防止系统失灵,预防可能的被动卷入,在变局中把握主动,顺势而为。

二是努力实现自身更大发展,提升战略能力。发展自身与把握机遇相辅相成。自身强大即是最大的机遇,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办好即是核心。打铁还需自身硬,要将中国机遇转化为世界机遇,世界机遇转化为中国机遇。[18] 中国具有强有力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具有综合调动战略资源的能力优势,当务之急是要更加积极地谋划和使用好这些战略资源,加快实现战略资源向战略能力的有效转化。

如何更加有效地实现战略资源向战略能力的转化是把握战略机遇期的核心命题。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关键在于促进国家实力向战略能力的转化,促进中国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日益匹配。这需要发挥举国体制动员能力和集中能力办大事的优势,合理适当地运用外交资源,把有限的资源用在最亟需、最具战略性意义的领域和场域。通过把握前沿、占据先机、统筹兼顾,合理调配使用资源,争取实现超越式发展。

三是努力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点在于平衡好大国关系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形成有利的互促互动模式。

其一是协调好大国关系。随着国际体系发展演变,大国关系在转型期呈现渐进而深刻的变化。对中国而言,解决好中美关系矛盾和地区热点问题至关重要。中国要在中美关系与周边热点问题上寻求新的突破口。

其二是推动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兼容并蓄的联动发展。中国在非洲、拉美、东南亚的发展合作事关未来发展战略全局,强化大国关系良性互动,保持新兴国家整体发展势头,中国将在新兴国家群体发展中得到发展,并将带动新兴国家群体发展。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要扶弱合强,与发展中国家共谋发展,改变以往大国的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为扶小合大、协调发展。

四是努力推动构建整体全面、层次丰富、领域多元的地缘政治经济环境。中国的战略选择要有全球视野,亚太仍将是地缘政治重心。周边形势风险与大国关系矛盾叠加是中国把握战略机遇期需要面对的关键问题。在战略布局上,既要突出重点,也要强调多元化与多面性,防止新的战略真空出现,努力构建北合南稳、远交近合的政治经济环境。

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推进欧亚大陆的和合之势,向东发展以太平洋为中心的亚太自贸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抓手,是区域间的合作与联通,也是地缘核心区的联合。

在国际安全方面,中国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中国向联合国贡献了最多的维和力量,在许多地区热点问题中发挥着维稳促和的积极作用。中国在维和领域的贡献得到国际社会的充分肯定,应进一步加大相关投入。

五是努力把握好相互依存度与战略自主性的关系。随着中国的发展壮大,对外部世界的依存度也不断增加,如何平衡好相互依存度与战略自主性的关系十分重要。中国在经济上要有更大的自主性和回旋能力,从过多依赖外部市场到更多立足于国内市场,从而改变因对外部市场依赖过多导致的战略选择有限问题。

六是努力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强调共商、共建、共享等理念,坚持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境界,坚持雪中送炭而非落井下石,坚持合作共赢而非零和博弈。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贫富分化问题,中国推动的全球化转型要旨在促进各国均衡发展。中国要与其他国家携手,共同推动全球公共产品的均质化服务,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四、结语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的崛起必然要冲击现有国际权力格局和利益格局,给国际体系带来巨大震撼。[19] 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的发展都将在阻力中前行,对此既要抓住机遇、积极作为,又要量力而行、避免冒进。把握战略机遇期,既要加强战略预案储备,又要提升对于重大突发性危机的战略化解能力,同时增进决策的科学性和战略性以及迅速有效的纠错能力。在危机和乱局中,要避免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在发展上升期,要客观看待战略真空下的战略诱惑,避免战略冒进。面对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历史时期,要避免大冲突,强化战略研判与预判,谋求乱中有序、乱中有度,在变局中把握住、把握好有利态势和发展局面。

 

【完稿日期:2018-8-25】

 【责任编辑:李  静】

 

 

 

 

 

 

 

 



[1]本文为作者主持的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研究”(15JZD032)阶段性成果。

[2][1]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网2017年10月28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17/1028/c64094-29613660.html。(上网时间:2018年8月25日)

[3] “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网,2018年6月23日http://www.xinhuanet.com/photo/2018-06/23/c_1123025867.htm。(上网时间:2018年8月25日)

[4] “习近平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人民网2018年6月23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8/0623/c1001-30078644.html。(上网时间:2018年8月25日)

[5] [美]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1500-1900》,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59页。

[6] [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0页。

[7] “习近平: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8] “习近平: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9] “十九大报告:数字里的中国自信”,光明网,20171018日,http://politics.gmw.cn/2017-10/18/content_26541079.htm。(上网时间:2018年8月25日)

[10] 张蕴岭、邵滨鸿主编:《中国发展战略机遇期的国际环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09页。

[11] [加]阿米塔•阿查亚:《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袁正清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0-41页。

[12] 习近平:“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关于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人民日报》2014年7月14日,第16版。

[13] “智库兰德公司中美冲突可能性提高”,联合早报网2017年10月26日http://www.zaobao.com/news/world/story20171026-805901。(上网时间:2018年8月25日)

[14] Jeffrey D. Sachs, “The Shifting Global Landscape,” Boston Globe, January 22, 2017,  http://www.bostonglobe.com/opinion/2017/01/22/the-shifting-global-landscape/O844Wwn9EYsB5yXGSVPkLK/story.html?s_campaign=bdc:globewell:opinion.上网时间2018年8月25日

[15] [加]阿米塔•阿查亚:“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与复合世界的来临”,《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6期,第14-25页;阿米塔·阿查亚:“特朗普与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第8-13页。

[16] “习近平: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7] 同上。

[18] “刘延东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新华网2016年11月25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11/25/c_1119990468.htm。(上网时间:2018年8月25日)

[19] 胡键:“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历史逻辑、基本经验、未来前景”,《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7期,第38-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