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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印澳“四边对话”与亚太地区秩序的重构

来源:《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5期    作者:张 洁    时间:2018-10-08

 

美日印澳“四边对话”与

亚太地区秩序的重构[1]

     张  洁

〔提   要〕2017年以来,美日印澳“四边对话”重新活跃。“四边对话”以“印太”为合作地域,以推进海上安全合作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合作内容,旨在通过四国间的协调行动,应对地区形势的显著变化,构建与维护符合自身利益的地区秩序。“四边对话”的重新活跃反映了各国围绕地区秩序在外交、经济与安全领域展开合纵连横与力量博弈的新动向。中国既要警惕其战略意图,同时秉承合作、包容和互利共赢的理念,寻求与拓展各地区机制间的对话、对接,共同维护本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关 键 词〕美日印澳、“四边对话”、“一带一路”、亚太地区秩序

〔作者简介〕张洁,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地区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图分类号〕D815


 

2017年以来,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四边安全对话(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QUAD,下文简称“四边对话”)全面“复活”。[2]“四边对话”是美日印澳四国为统一认知、协调行动、加强合作而重启的对话平台,同时也反映出亚洲地缘政治正在以“印太”区域建构为特征所发生的内在变化。在亚太格局重构的进程中,诸如“四边对话”等多种多边机制将同时存在,并在彼此间不断进行竞争与合作的战略互动,最终形成地区新秩序。本文以“四边对话”为研究对象,分析其最新进展、未来的合作重点与发展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亚太地区秩序重构的趋势与特征,评估这些动向对中国的外部环境以及中国崛起所产生的影响。

 

一、“四边对话”复活的地区背景

 

二战结束至今,美国一直是亚太地区秩序的重要塑造者和主导者。冷战时期,亚太地区形成了以美苏争霸为主的两极秩序,美国建立了以其为中心的双边同盟体系。冷战结束后,美国军事同盟体系在亚太秩序中的地位进一步得到提升,并从冷战时期的“轴毂”模式发展为“扇形”模式,即以美日同盟关系为核心,并基于此巩固与韩国、澳大利亚等国的联系;同盟关系不仅注重安全合作,而且着力加强同盟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并且试图拉拢东亚国家和地区构建一个紧密性的亚太区域合作机制。但是东亚国家,特别是东盟、中国对美国的主导很担心,不支持建立一个内向的亚太区域机制。最终,在“开放的地区主义”指导下,亚太地区的合作呈现“多轮驱动”和“竞争性开放”。[3]因此,到21世纪初,亚太地区的安全秩序仍然是美国的军事同盟占主导地位,而地区经济秩序则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即中国、东南亚国家等新兴力量的崛起,并且这种趋势逐渐从经济领域开始向安全领域延展。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中日力量对比出现逆转以及中美实力对比差距缩小,美国在亚太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开始受到冲击。作为应对,奥巴马政府实施了“亚太再平衡”战略,试图通过加强自身在亚太的存在,巩固同盟关系、构建伙伴关系,更多利用地区多边合作机制等多层次的战略构建,向亚太盟友与安全伙伴展示美国提供安全承诺的决心与“可靠性”,同时“回推”中国在地区影响力的“扩张”。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宣称全面放弃“亚太再平衡”战略,不仅立即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强调重新平衡美国与亚太国家的经济关系,改变美国多年对亚太国家的贸易赤字状态,而且还要求日本、韩国等盟友分担更多的防务责任和成本。特朗普政府“弃旧而不立”,不仅其新亚太政策“千呼万唤不出来,而且美国对于东亚峰会等地区合作机制漠然以对。这些做法极大地消耗了盟友和伙伴对美国在亚太事务中的领导力和安全承诺的信心,使这些国家产生了极大的战略焦虑和不安。

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综合实力的持续上升,尤其是从2013年以来提出并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所展现出的经济影响力,以及在东海、南海维权所展现的安全影响力,令日本、澳大利亚等亚太国家感到警惕,担忧在缺少美国对华制衡下它们将不得不接受中国实力“胁迫”下形成的地区新秩序。因此,最初从日本和澳大利亚开始,它们试图通过合作以填补美国留下的力量“真空”以及遏制中国影响力急剧的扩大。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在2017年6月举行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议(简称“香会”)中所指出,“在新形势下,我们不能依赖大国维护我们的利益,我们必须担负起自身安全和繁荣的责任,与可信赖的伙伴与朋友共同承担集体领导的重任……为了保持本地区的活力,我们必须维护基于规则的地区架构。这意味我们需要合作,而不是通过单边行动获取或是‘创造’新的领土,以及对有争议的地区进行军事化”。[4] 因此,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制定本国的地区新战略的同时,重启美日印澳“四边对话”,试图将美国“留在”亚太,并拉拢印度以共同应对中国的崛起。

印度对此作出了积极回应,因为“四边对话”的重启符合印度的国家利益和战略需求。近年来,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印度的国力和地区影响力得到极大提升,尤其是政治强人莫迪执政后,不仅誓言建设“安全、繁荣与强大的新印度”,而且要让“21世纪成为印度世纪”。在以国内经济发展为重中之重的同时,印度开始将外交战略视野从印度洋这一利益核心地带向西太平洋拓展。2014年11月,莫迪政府正式宣布将“东向政策”调整为“东向行动政策”,希望通过持续的双边、区域和多边接触,促进与亚太国家的经济合作、文化联系以及战略关系,最终以平等身份融入亚太政治与经济秩序,同时在地区安全架构构建中拥有一席之地。[5]而“四边对话”的重启则是美日澳对印度作为崛起的亚洲大国的认可,同时也为印度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更多的运作平台。

此外,在过去的十年中,美日印澳四国之间的双边、多边合作取得相当进展。除了已有的美日、美澳军事同盟得到加强,美国与印度双边关系发展迅速。在“亚太再平衡”战略实施期间,印度的作用开始受到美国的高度重视,以2016年印美签署《后勤交流备忘录协定》为标志,印度和美国的战略与军事合作向纵深发展。[6]同时,自安倍和莫迪分别在日本和印度执政后,印日关系进入“蜜月期”,两国首脑多次互访,并确立了“特殊的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尤其是日印共建“亚非增长走廊”的动作,反映出两国印太战略和对非政策的契合,以及对中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担忧。[7]在三边层面,美日澳从2005年开始进行三边对话,美日印三边对话在2011年启动并于2015年9月正式升格为外长级,2015年6月印日澳启动了副外长级三边对话。通过双边和三边培育出的“合作的习惯”为“四边对话”的重启提供了便利,而“四边对话”的推进,不仅有利于四国加强政策与行动的协调,而且也能够进一步深化已有的双边与三边合作。

因此,正是为了应对中美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及其引发的亚太秩序重构,日本和澳大利亚作为推手,本着留住美国、拉拢印度、抗衡中国的意图,成为“四边对话”重新复活与加速合作的根本动力。

 

二、“四边对话”的合作进展、特点及实质

 

“四边对话”的最早构想可以追溯到2004年印度洋大海啸事件。当时,为了应对灾后救援的巨大挑战,美国倡议和推动与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协调行动,加强灾后救援合作。此后,在第一轮执政时期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于2006年提出了四国合作的愿景,与他倡议的“价值观外交”和“自由与繁荣之弧”遥相呼应。2007年5月,美日印澳四国在东盟地区论坛会议期间举行了首次安全对话; 9月,四国加上新加坡在孟加拉湾举行了联合海上军事演习。但是,不久后随着陆克文担任澳大利亚总理,澳大利亚首先宣布退出四边对话”,紧接着由于日本、印度的国内政局也相继发生变化,“四边对话”就此偃旗息鼓。[8]在当时,“四边对话”仅是一个非正式的战略对话,并没有形成实质性的联盟,但是究其形成的原因,除了有进行功能性合作的现实需求外,也暗含了对中国崛起和影响力的担忧。而在2007年到2017年间,这两个因素的重要性都有了显著上升,尤其是后者更为突出。[9]

为应对中日力量对比发生逆转的新态势,日本首相安倍复出初始,于2012年12月再次提出构建由美日印澳四国组成的“民主安全菱形”(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但是在当时,美国主导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作为美国盟友的日本和澳大利亚,以及作为美国伙伴关系国的印度都被纳入到了这一战略中,“四边对话”也就缺乏“用武之地”。因此,直到2017年初,随着“亚太再平衡”战略被特朗普政府抛弃,美国与中国的地区影响力“一降一升”态势明显加强时,“四边对话”才开始真正“复活”,并以两次四国共同参加的磋商会议为标志,逐步走向务实合作。

两次磋商会议分别在201711月和2018年6月举行,都是由美日印澳四国的外交部门司局级官员参加。第一次会议以“自由、开放的印太”为主题,就七个核心议题进行讨论。[10]虽然最终没有形成共同宣言,而是由四方在会后分别发表声明。但是,对于会议的核心议题——“构建安全和繁荣”与合作的基础——“共同的民主价值”,四方基本达成共识。[11]第二次会议较为低调,从会后日本发表的声明来看,这次会议至少有两个重点,即支持东盟在地区机制构建中的中心地位,以及推进地区可持续经济合作。[12]这表明美日印澳四国试图以“四边对话”为核心,逐步扩大“联盟”范围,东盟则是重点争取和拉拢的目标,消除东盟担心“四边对话”可能削弱其中心地位的疑虑则是首要之举。同时,“四边对话”将以加强经济合作为重点,这在2018年7月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于“印太工商论坛”(Indo-Pacific Business Forum)上的演讲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呼应,他宣布美国将通过1.13亿美元的新计划,支持未来数字经济、能源和基础设施领域。加强经济合作的目的仍在于安全利益,蓬佩奥表示:“致力于保持在印太地区的经济交往是因为它对美国人民和我们伙伴的国家安全有利。正如特朗普总统的国家安全战略所阐述的,‘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13]

迄今,“四边对话”的基本目标与合作内容已经逐渐明晰,主要包括: 以“印太”为合作的地理范围;从安全与经济领域双管齐下,强调保障印太海域的航行与飞越自由的同时,试图加强在本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的合作;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基于规则的、自由、开放的地区秩序。[14]

首先,从“亚太”到“印太”的转变是“四边对话”在地域方面的突出特征,这反映了本地区秩序解体与重构在地缘政治方面的大趋势。[15]美日印澳四国出于各自的战略考量,近年来纷纷提出各自版本的“印太”战略或政策,尽管这些版本在细节上有所差异,但基本理念一致,强调“印太的重要性,支持以“印太”概念取代“亚太”。正如美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宣布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正式更名为美军印太司令部(Indo-Pacific Command)时所指出的,印度洋及太平洋地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对于全球海上安全至关重要。[16]不仅如此,从2018年“香会”来看,“印太”概念正在逐渐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并被各国纳入外交政策议程中。这种趋势凸显了印度洋的重要性,印度在世界经济中分量的增加,以及随着印度洋和太平洋日益增长的连接,印太地区正在融合为一个广泛的战略区域。值得关注的是,“印度洋—太平洋”一线正是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主要路线,这既说明各国对地缘政治变化的共识,但也反映出各方在印太区域谋篇布局的竞争态势。

其次,“四边对话”首要关注安全领域的合作,强调共同维护印太海域的开放、自由和繁荣,这是四国合作的利益基石。例如,2018年1月,由印度外交部和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共同组织的第三届瑞辛纳对话会在印度举行,虽然这是一轨半对话,但是美日印澳四国的现役军方高层均出席,并将“中国威胁”作为讨论主题。[17]四国代表认为,中国破坏了“印太”地区的繁荣、开放和包容,要从安全合作入手,通过加强四国军事合作扭转“印太”地区大国力量对比失衡的态势,应对中国的力量崛起,迫使中国改变行为模式。[18]在实践中,“马拉巴尔”军演曾被认为有望成为打造四边军事合作的“典范”,这一军演由美国和印度在1992年发起,日本从2007年加入其中,迄今美日印三国已经数次共同参加。2018初,据称澳大利亚将加入其中,但印度最终没有发出邀请。

最后,四边对话注重加强经济领域的合作,尤其是集中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美日印澳提出推进“高标准、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倡议,反对国有企业“垄断商业合同”,宣称将从资金支持和技术保障两方面为地区国家提供更多可选择的“替代方案”。

从“复活”之际,美日印澳就将经济合作纳入“四边对话”的主要议程。据报道,2017年10月美国高级官员就曾表示,希望能够尽快召开会议,恢复四边对话机制,在深化安全合作的同时,协调筹措有别于中国的区域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19]2018年2月,澳大利亚媒体引述一位美国高级官员的消息称,在访美期间,澳大利亚总理特里布尔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了“四边对话”中加强基础设施投资合作、寻求“一带一路”替代方案的可行性。[20]2018年4月,美日印三方又讨论了如何在印太地区共同参与第三国基础设施开发。三方达成共识,未来将统一在同一地区和国家拓展业务,统筹政府所属金融机构的出资,以高效应对亚洲的基础设施需求。同时,三方还特别强调自身在投资透明性和业务可持续性等方面所具有的优势。[21]这难免让人联想到它们对于中国贷款不透明、造成投资所在国的“债务陷阱”等无端指责。因此,尽管美日印澳不承认它们的经济合作意在抗衡中国,美澳双方特别强调针对“一带一路”的方案是“替代”(alternative)而不是“对抗”(rivalry),[22]但其意图显然是欲盖弥彰。

那么,“四边对话”是否完全意在针对中国、遏制中国?美日印澳的表态和实际行动反映了其矛盾性、复杂性与不确定。较言之,“四边对话”在安全领域针对和遏制中国的意图较为明显,在经济领域则体现了接触与遏制的双重特征。美日印澳认为,中国拒绝承认中菲南海仲裁案裁决的“合法性”,不断进行南海岛礁建设和军事化部署,以及近年来试图利用“一带一路”沿线港口和工业园区的建设,实现军事基地的海外布局等行为,破坏了以国际规则为基础的地区秩序,因此四国必须加强合作,推”中国在本地区安全影响力。这种安全认知在短时间内很难改变。

在经济领域,美日印澳担心中国把“一带一路”作为经济工具, “胁迫”其他国家以实现自身的战略和安全目标。[23]因此,“四边对话”强调基础设施项目的透明性问题,实质是指责“一带一路”项目的不透明、不公平。例如,2017年10月日本外相河野太郎表示,“四边对话”的目的之一是与中国的“一带一路”经济构想和海洋强国战略相抗衡,要通过主导制定贸易规则的权力对抗资金丰富的中国,“让中国按照开放、透明的国际标准进行基础设施投资”。[24]而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更是将对“一带一路”的防范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25]此外,印度在马尔代夫问题上对中国指责,澳大利亚批评中国对南太平洋岛国的援建,无一不是异曲同工。在国际舆论炒作的同时,美国智库还积极献计献策,建议美国政府应设立基金用于资助盟友和补偿诸如韩国乐天集团等企业因抗衡中国的“胁迫性”经济行为而遭受的经济损失,其中还重点指出要利用“四边对话”机制作为向盟友与伙伴国家筹募资金的平台。[26]

“四边对话”是否最终能形成合力“狙击”“一带一路”倡议还不得而知,但是,美日印澳四国单兵作战的影响力不容小觑。按照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说法,在东南亚,按外来投资单一来源累积法计算,美国是最大的来源国,超过了中国、日本和欧盟。[27]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深耕多年,在投资存量方面远远领先于中国;印度对南亚地区、澳大利亚对南太平洋国家的影响力更是不言而喻。因此,如果美日印澳四国在经济领域实现有效合作的话,那么对地区经济秩序将产生重大影响。而较之于安全领域四边合作的“显性”与务虚,经济领域的合作更为低调而务实,并且对地区新秩序的构建更具有持久而广泛的塑造力。

关于“四边对话”的性质,各方观点差异性很大。有分析认为,“四边对话”已经构建了一个初具轮廓的“准同盟联合体”框架,[28]更有观点认为,“四边对话”不但是同盟关系,而且还是亚洲版的“小北约”。[29]但是,也有不同意见认为,目前“四边对话”是战略伙伴关系,不是一个正式的联盟。[30]本文较为认同的观点是,“四边对话”目前的意义在于为美日印澳协调政策提供了一种机制,而不代表一种单一的、固化的战略。而它是否能够走向联盟,仍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既受制于成员国各自的政策考量,也受到地区整体局势的发展,尤其是中国的政策演变的影响。[31]而仅从四国内部来说,印度的政策与立场所具有的不确定性最大。虽然在2017年中印洞朗对峙之后,印度出现利用“四边对话”机制对抗中国的苗头,但是,进入2018年以来,中印关系出现明显的回调,4月底中印两国首脑在武汉举行了会晤。在6月份的“香会”上,莫迪虽然表达了对“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的支持,但是同时对“四边对话”只字未提,强调“印度并不把印太视为一个战略或是少数国家的俱乐部”,而且也不考虑把“印太”作为一个寻求主导地位(dominate)的集团或是直接反对任何国家的工具。[32]

“四边对话”机制常常被与美国的“印太战略”相提并论。还有不少学者认为,“四边对话”是特朗普政府推出的“印太战略构想”的组成部分,是初露端倪的“印太战略”的重要进展,标志着“印太战略”在共识上有了重大突破。[33]虽然 “四边对话”的成员、合作目标、主要合作内容在相当程度上与美国提出的“印太战略”一致,但是,从合作动力、进展等方面分析,“四边对话”与美国的“印太战略”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四边对话”的主要推动力是日本与澳大利亚,而非美国。2016年日本安倍政府正式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后,20174月日澳双方在举行第七次“2+2对话时强调指出,欢迎美国增强在印太地区的存在。日澳推动“四边对话”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多边机制“留住”美国,对于美国来说,则是一种被动的接受和加入,似乎也更符合特朗普政府主张的让盟友分担更多的安全责任。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 “香会”上表示,“四边对话”的出现恰逢其时,美国对此100%的支持。但是同时他又承认,在最初准备的发言稿中,差点忘了提及“四边对话”。[34]而从时间与行动效果上比较,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11月才抛出“印太战略”的构想,迄今仍然缺乏更多行动。不仅如此,特朗普政府对“印太战略投入的意愿和能力遭到普遍质疑。美国退出TPP后,并没有制定一个积极的贸易政策,在批评“一带一路”倡议的同时,也没有为本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可替代的投资来源。蓬佩奥宣布美国将通过1.13亿美元的新计划支持未来的基础领域,将之作为美国对印太地区和平与繁荣的新时代经济承诺的定金。尽管是作为定金,但是对于印太地区庞大的基础设施需求来说,1.13亿美元不可谓不是杯水车薪。[35]因此,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各方对美国是否有意愿和能力继续维持战略领导地位缺乏信心,进而认为美国的“印太战略”何时可落实,更是不知可否。[36]因此,从目前来看,“四边对话”是独立于美国“印太战略”的地区对话协调机制,而由于有日本和澳大利亚的推动,“四边对话”或许会更快于美国的“印太战略”在经济与安全领域同时推进。

 

三、中国的应对

 

随着新兴大国的崛起,国际力量多元化、经济全球化成为大趋势。现有的国际治理框架难以适应新格局、新形势的发展,其结果必然是旧秩序或早或迟的崩溃。[37]亚太地区秩序的解构与重组是世界秩序重构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因为这一地区不仅目前以及未来将是全球经济最强大的动力之一,而且还是中美两国利益交汇集中的地方。亚太地区秩序的走向,将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全球化与多边主义的未来。

从奥巴马政府时期开始,美国主导下的亚太地区秩序就受到挑战与冲击,到特朗普执政后,解构与重构的进程明显加快。“四边对话”正是在这一进程中出现的新机制,是由地区秩序发生重大变化而催生和复活”的。从“复活”之际,“四边对话”就担负着建立地区新秩序的“使命”,这一使命是否能够实现,取决于其合作是否能够进一步机制化,进而将其主张的理念与组织框架演变为地区新秩序的内核。而跟踪研究“四边对话”进程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的“复活”反映了亚洲地缘政治正在发生的、以“印太”区域建构地区新秩序的大趋势。以“印太”为地缘政治特征,基于多样的驱动力,生成多重的结构,出现更多“竞争性”地区秩序新方案将会是本地区未来的基本走向。

“四边对话”提出的建立自由、开放、基于规则的地区秩序,与美国主导的现行亚太秩序相比,虽然在合作地域上有所扩大和调整,但是两者的理念基本相同,可以说,“四边对话”是对现行亚太秩序上的一种继承、发展与“优化”,目的是在美国权势衰落的情况下,以集体合作维护美日印澳共同认同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对于中国而言,需要特别关注的是,这一地区秩序构想的“负面性”,即大有把中国作为对立面或是假想敌的趋势。

虽然中国表示“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38]但是,随着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中国被“判定”为正在和俄罗斯共同尝试改变国际秩序,挑战美国的权力、影响力和利益,尤其在印太地区,中国正寻求取代美国的地位,拓展中国的经济模式,重塑地区秩序。[39],这种“判定”是在本地区人为地制造“两个阵营”的对立,出现向“冷战”的回摆,也称之为“新冷战”[40]。因此,中国需要将“四边对话”放置于地区秩序调整这一广阔的时代背景以及中美关系的大格局中加以分析和应对。

首先,在管控中美战略竞争的同时,在全球层面避免过度挑战既有利益格局,在地区层面规避中小国家的制衡倾向,避免在本地区形成军事和经济集团的对抗。[41]这与中国始终强调自己是国际与地区秩序的维护者是一致的。

其次,寻求与包括“四边对话”在内的、多种地区机制的对话与合作。由复杂的历史传统和地理环境所决定,即使是在以美国军事同盟为主导的地区秩序中,仍然形成了多种多边对话机制,诸如亚太经贸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等等。长期以来,这些机制是地区繁荣与稳定的重要保障。应该说,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主导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四边对话”都属于为了应对地区变化而新生的多边机制。这也是符合亚太地区特性和形势变化的。毕竟在亚太地区,新关系与秩序的构建可能不是通过建设单一的亚太区域机制来实现,而是在互利合作与合作共赢的基础上,逐步推动新关系与新机制的发展。[42]而最关键的是,如何使这些机制之间的合作大于竞争,至少不是简单的竞争压倒合作。

以“一带一路”为例,习近平主席曾指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但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中国不打地缘博弈小算盘,不搞封闭排他小圈子,不做凌驾于人的强买强卖。[43]中国外交部也同样表示,基础设施建设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中方欢迎世界各国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希望各方本着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推动相关国际合作,共同促进区域和全球的经济发展,造福各国人民。而“一带一路”倡议是开放包容的倡议,志同道合的国家均可参与。[44]既然“四边对话”也提倡开放与合作,表示四国的基础设施合作规划只是为了给地区国家提供更多的“选择方案”,提供更多的发展资金,而非与“一带一路”倡议竞争,那么中国可以因势利导,本着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推动合作,构建“多路多带”,或许能为构建更符合区域经济发展和各国利益的地区秩序带来更多希望。 当然,在安全方面,情况会有所不同。一方面,“四边对话”所声称的维护印太海域的自由、开放、稳定,并不与中国的新安全观相矛盾。另一方面,如何消除因中国海上力量建设而产生的地区战略性对抗,则需要中国更具有战略定力,既要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又要以实际行动展示中国和平崛起的决心,构建与周边国家的政治与安全互信。

最后,应重视地区其他国家的态度与作用,尤其是东盟。目前,东盟极力避免在中美博弈中选边站队,希望倡导开放、合作的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能与“四边对话”实现对接。从美日印澳四国在2018年的“香会”上的表态来看,东盟是它们构建地区秩序的争取对象,而东盟也有意继续在地区事务中维护中心地位,发挥协调作用。对此,中国也可因势利导,继续支持东盟发挥积极作用。

 

【完稿日期:2018-9-4

【责任编辑:姜胤安】

 

 

 

 



[1]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未来5-10年中国周边安全的风险评估与防范研究”(18AGJ01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简称“QUAD”,不少国外学者将其称为“QUAD 2.0”版。

[3] 相关论述参见吴心伯:“奥巴马政府与亚太地区秩序”,《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8期;吴心伯:“论亚太大变局”,《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6期;张蕴岭:“转变中的亚太区域关系与机制”,《外交评论》2018年第3期;钟飞腾、张洁:“雁型安全模式与中国周边外交的战略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8期。

[4] “Keynote Address: Malcolm Turnbull,” June 2, 2017,  https://www.iiss.org/en/events/shangri-la-dialogue/archive/shangri-la-dialogue-2017-a321/opening-remarks-and-keynote-address-fc1a/keynote-address---malcolm-turnbull-4bbe.上网时间2018年6月14日

[5] 参见李莉:“印度东进战略与印太外交”,《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1期。

[6] 关于印度对美日印澳四边对话机制以及美国印太战略的立场,国内近来多有讨论,参看林民旺:“‘印太’的建构与亚洲地缘政治的张力”,《外交评论》2018年第1期;李莉:“印度东进战略与印太外交”,《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1期;杨瑞、王世达:“印度与‘印太战略构想’:定位、介入及局限”,《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1期。

[7] 关于印度和日本双边关系的发展,国内近年来多有研究成果,诸如林民旺:“印日关系进入‘蜜月期’?”,《当代世界》2017年第10期;楼春豪:“‘亚非增长走廊’倡议:内涵、动因与前景”,《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1期。

[8] Tan Ming Hui and Nazia Hussain: “Quad 2.0: Facing China’s Belt & Road?,” RSIS Commentary, No.33, February 2018.

[9] 张锋:“‘印太的想象从哪里来到哪里去?”,FT中文网,2018621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8107?page=2&archive。(上网时间:201881日)

[10] 核心议题包括:亚洲的基本规则秩序、航行与公海上空飞行的自由、尊重国际法、加强互联互通、海上安全、朝鲜威胁及核不扩散、恐怖主义。

[11] U.S. Department of Stat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iplomacy in Action Australia-India-Japan-U.S. Consultations on the Indo-Pacific,” November 12, 2017, https://www.state.gov/r/pa/prs/ps/2017/11/275464.htm;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of India, “India-Australia-Japan-U.S. Consultations on Indo-Pacific,” November 12, 2017, http://mea.gov.in/press-releases.htm?dtl/29110/IndiaAustraliaJapanUS_Consultations_on_IndoPacific_November_12_2017.上网时间2018年6月30日

[12]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Japan-Australia-India-U.S. Consultations,” June 7, 2018, https://www.mofa.go.jp/press/release/press4e_002062.html.(上网时间:201872日)

[13] “国务卿迈克蓬佩奥谈美国对印度太平洋地区经济前景的构想’”,美国驻华大使和领事馆网站2018731日,https://china.usembassy-china.org.cn/zh/remarks-on-americas-indo-pacific-economic-vision/。(上网时间:2018年8月1日)

 

[14] 对此,美日印澳四方在多个场合已经进行了阐述,在2017年11月首次四边磋商会议举行后,四国分别发表的声明比较具有代表性。参见U.S. Department of Stat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iplomacy in Action Australia-India-Japan-U.S. Consultations on the Indo-Pacific”;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of India, “India-Australia-Japan-U.S. Consultations on Indo-Pacific”

[15] “印太”并不是一个新事物,在2010年后美国、澳大利亚就出现过一轮对“印太”概念的炒作并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相关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有赵青海:“‘印太’概念及其对中国的含义”,《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7期;吴兆礼:“‘印太’的缘起与多国战略博弈”,《太平洋学报》2014年第1期。

[16] “马蒂斯国防部长在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司令部变更仪式上发表讲话”,美国驻华大使和领事馆网站2018531日,https://china.usembassy-china.org.cn/zh/mattis-at-u-s-indo-pacific-command-change-of-command-ceremony/。(上网时间:2018年6月30日)

[17] 四国现役军方高官包括时任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哈里森上将、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长河野克俊、印度海军参谋长苏尼尔·蓝巴上将、澳大利亚海军参谋长巴雷特中将。

[18] 刘宗义:“印度瑞辛纳对话会,主办方到底对中国学者做了什么?”,观察者网,2018127日, http://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3332。(上网时间:2018年7月2日)

[19] “美日印澳拟加强基建投资合作 日媒:针对中国‘一带一路’”,搜狐网,20171030日,http://www.sohu.com/a/200874644_115479。(上网时间:2018年4月8日)

[20] Phillip Coorey, “Australia Mulls Rival to China’s ‘Belt and Road’ with US, Japan, India,”  Financial Review, February 18, 2018, http://www.afr.com/news/australia-mulls-rival-to-chinas-belt-and-road-with-us-japan-india-20180216-h0w7k5.(上网时间:201848日)

[21] “Australia, U.S., India and Japan in Talks to Establish Belt and Road Alternative,” Reuters, February 19, 2018,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beltandroad-quad/australia-u-s-india-and-japan-in-talks-to-establish-belt-and-road-alternative-report-idUSKCN1G20WG.(上网时间:2018711日)

[22] Phillip Coorey, “Australia Mulls Rival to China’s ‘Belt and Road’ with US, Japan, India”.

[23] 参见楼春豪:“‘亚非增长走廊’倡议:内涵、动因与前景”,《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1期;林民旺:“印度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及中国的政策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5期;肖炼:“‘一带一路’与‘中美经济博弈’”,《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2期;马建英:“美国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反应”,《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0期;孙君健:“澳大利亚与‘海丝’倡议的对接及其前景”,《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6期。

[24] 林民旺:“‘印太’的建构与亚洲地缘政治的张力”,《外交评论》2018年第1期。

[25]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2.pdf.上网时间2018年4月8日

[26] Peter Harrell, Elizabeth Rosenberg and Edoardo Saravalle, “China’s Use of Coercive Economic Measures,” June 2018.

[27] “国务卿迈克•蓬佩奥谈‘美国对印度—太平洋地区经济前景的构想’”。

[28] 屈彩云:“解析‘日美澳印’战略合作的局限性”,《南洋问题研究》2018年第1期。

[29] 马建英:“‘亚洲版北约’与中国的应对之策”,《领导科学》2008年第3期。

[30] Gurmeer Kanwal, “East Asia Summit: ‘The Quad’ Rises From the Dead to Take on China,” November 14, 2017; Tan Ming Hui and Nazia Hussain, “Quad 2.0: Sense and Sensibilities: the Reborn Quad Should not be Read as a First Step toward an ‘Asian NATO’,” The Diplomat, February 23, 2018, https://thediplomat.com/2018/02/quad-2-0-sense-and-sensibilities/Grant Wyeth, “Why Has Australia Shifted Back to the Quad?,” The Diplomat, November 16, 2017, https://thediplomat.com/2017/11/why-has-australia-shifted-back-to-the-quad/.上网时间2018年4月13日

[31] 张锋:“‘印太’的想象: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32]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of India, “Prime Minister’s Keynote Address at Shangri-La Dialogue,” June 1, 2018, http://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29943/Prime_Ministers_Keynote_Address_at_Shangri_La_Dialogue_June_01_2018. (上网时间:201872日)

[33] 吴兆礼:“印太战略的发展、局限及中国应对”,《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夏立平、钟琦:“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构想’评析”,《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1期;陈积敏:“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政策与限度”,《和平与发展》2018年第1期。

[34] Euan Graham, “Mindful Mattis Did Just Fine at the Shangri-La Dialogue,” The Interpreter, June 4, 2018,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er/mindful-mattis-did-just-fine-at-the-shangri-la-dialogue. (上网时间:201872日)

[35] “国务卿迈克•蓬佩奥谈‘美国对印度—太平洋地区经济前景的构想’”。

[36] Josh Rogin, “Trump’s Indo-Pacific Strategy: Where’s the Beef,”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6, 2018陈积敏:“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政策与限度

[37] [加]阿米塔·阿查亚:“‘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与‘复合世界’的来临”,《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6期。

[38]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1028日,第1-5 版。

[39]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40] 何亚非:“在大动荡中构建亚太安全新秩序”,《环球时报》2018年7月23日。

[41] 刘丰:“中美战略竞争与东亚安全态势”,《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8期;孙学峰:“中美战略竞争时代的中国安全战略”,《战略决策研究》2018年第2期。

[42] 张蕴岭:“转变中的亚太区域关系与机制”,《外交评论》2018年第3期。

[43] “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外交部网站,2018410日,http://www.fmprc.gov.cn/web/zyxw/t1549414.shtml。(上网时间:2018411日)

 

[44] “2018223日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主例行记者会”,外交部网站,2018223 http://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t1536996.shtml。(上网时间:20187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