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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定位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

来源:《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5期    作者:卢 静    时间:2018-10-08

 

 

国际定位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

     卢  静

 

〔提   要〕国际定位是中国外交战略制定的重要前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定位在“变”与“不变”中发展。中国从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成为崛起的新兴大国,从国际体系边缘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从国际事务的被动参与者成为发挥一定引领作用的负责任大国。同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等国际定位始终保持不变。中国国际定位的变化性和稳定性影响到中国外交,使其在观念、政策、方式、风格等方面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仍保持基本战略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关 键 词〕国际定位、中国外交、改革开放

〔作者简介〕卢静,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北京市对外交流与外事管理研究基地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20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场伟大变革,它不仅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深刻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坚持科学判断国际形势和外部环境,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改革创新中不断开创新局面。随着中国日益全面而深入地融入外部世界,中国外交在观念、政策、方式和风格等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与此同时,总体战略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得到继续保持。究其原因,中国的国际定位是一个重要因素。国际定位一直是中国外交战略制定的重要前提,“对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发生错误判断的人,起码不会有一个正确的国际战略”。[2] 因此,从国际定位的视角考察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外交的变革与延续。

 

一、国际定位的内涵

 

在国际关系中,国际定位一般是指对一国在特定时期所处国际位置的基本认知和评价。它决定了该国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具体来说,国际定位在内涵上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国际定位呈三维一体格局。一国的国际定位主要是指该国在国际权力体系、国际制度体系和国际文化体系的三维格局中所处的位置。一国在国际权力体系中的位置,是以该国的领土面积、人口规模、资源禀赋等为基础,以经济、军事和科技等综合实力为核心。一国在国际制度体系中位置,具体体现为该国是处于国际制度体系中心地位的主导者,还是争取向中心靠近的积极参与者,或者处于边缘地位的被动参与者。一国在国际文化体系中的位置,是该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观念和身份认同,显示出该国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等。

国际定位的三维格局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统一体。一国在国际权力体系中的地位决定了该国在国际制度体系中的位置,因为物质性实力往往是制度性权力的基础和先决条件,缺乏坚实的物质性实力也不会真正获得或巩固在国际制度体系中的优势地位。而一国的国际制度性权力反过来服务于物质性实力,强化其地缘政治地位。一国在国际制度体系中的地位也会影响其身份认同和在国际文化体系中的位置。因为国际制度是一套以原则、规则、规范和行为方式为核心要素的构成体,体现为一定的价值理念和价值追求。而由国际制度塑造并影响的国家身份和文化认同,同样也反作用于国际制度本身。所以,一国在国际权力体系、国际制度体系和国际文化体系中的定位呈三维一体格局。

第二,国际定位是主观认知与客观事实的统一。国际定位直接来自于主观认知,尤其是国家领导人和主要政治力量对本国所处国际位置的认知。因此,领导人和决策者的个人气质和背景经历对国家的国际定位有着重要影响。但是,任何主观认知一定是建立在客观事实基础之上。决定国家定位认知的客观事实主要包括上述三维格局中实力、制度和文化的客观存在。国家的物质性实力,基本都是可操作化和定量化的客观实在。国家在国际制度体系中的地位,也可以通过其所占份额以及投票权和发言权而得出客观判断。国家的文化属性虽然属于主观理念范畴,但也具备客观事实,主要体现为已经成为共识的、无需争辩或加以论证的事实,比如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东方文明古国等属性。因此,科学的国际定位是基于客观事实基础上的认知和评价,这也决定了国际定位是客观事实与主观认知的统一。

评估一国的国际定位,既要认识决定国际定位的客观事实基础,也要掌握该定位主要来自于谁的判断和认知,并要分析此人(或一个集体)的基本世界观、主导价值理念、身份背景、观察视角、思维逻辑、性格特征等,尤其是他(或他们)的国家利益观。国家利益是国际定位的核心要素,本身就是客观存在与主观认知的统一。任何国家都有其作为“国家”所具有的根本的、客观的国家利益,并且所有国家对国家利益的理解和追求都必须以客观国家利益为基础和前提。[3] 客观上,每个国家的具体国家利益都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主观上,每个国家也都根据国际环境、自身实力、科技水平和认识水平来判断国家利益。[4] 国家利益的主客观统一性也反映到国际定位的认知和评价中。

第三,国际定位是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统一。国际定位既是一个共时性概念,具有静态、横向性特征,也是一个历时性概念,具有动态、纵向性特点。它既显示一国在特定历史时期中在既定国际体系结构中的地位,也表明该国在国际体系发展演变进程中与其他国际行为体互动演进中呈现的位置。共时性和历时性并不是二元对立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特定历史时期是从一个动态的时间过程中抽离出来的,而发展的时间进程也是通过特定时间点得以展现。

所以,分析一国的国际定位,既要进行历史维度的动态分析,也要进行空间维度的静态分析。国际定位的历史维度分析,展现出一国在历史发展长河中所处的阶段,可以显示其发展方向是进步的、停滞的还是倒退的,其身份认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而国际定位的空间维度分析,则展现了该国在国际体系结构中的位置,表明其影响力的辐射范围。

第四,国际定位体现了一种内外认知的交互间性。一国的国际定位是在自我认知和他者认知的交互作用中形成的,是内外认知的互动统一。如上所述,国际定位是基于客观事实基础上的一种主观认知,认知主体的心态、心境和视野,以及观察视角和思维逻辑等都对国际定位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不同认知主体对同一国家在相同时期的国际定位也有不同的认知结果。尽管如此,对于明智的决策者来说,需要“敏感地意识到认知差异并尽力缩小这样的认知差异,以便改善决策环境,使决策意图得以更大程度上的实现”。[5] 所以,一国的国际定位往往需要在自我认知与他者认知的不断调试修复中完成。

事实上,一国国际定位的外部认知是该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和国际社会对其关注度的一种反映。在当今信息化时代,外部认知在塑造国家形象进而影响国家利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几乎所有国家尤其是大国都非常重视他者眼中的自己。由此,即使外部认知与自我定位存在巨大差距,且并不符合甚至违背自身需要,也不可忽视,而应认真分析其原因,找到解决办法,弥合国际定位的内外差距,更好地与外界打交道。

总之,国际定位是在多种因素共同影响作用下形成的,且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复杂性、多元性和变化性是其突出特点。任何一个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都具有多元化的国际定位。要在复杂、多元的国际定位中做出正确选择,主要取决于国家利益。国家利益也是多元复杂、动态变化的,但国家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国家利益排序,基本的国际定位应从其根本的、核心的国家利益出发。从国家利益出发的国际定位,是国家制定对外战略的基本前提,也可以说,国际定位是国家对外战略的重要构成。

 

二、中国国际定位的演变及其对外交的影响

 

中国的国际定位主要是中国政府尤其是国家领导人立足本国国家利益,从基本国情出发,顺应国际大势和时代潮流,综合考虑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以及国际社会认知反应等因素,对中国所处国际位置的基本认知和评价。它不仅“在动态的、比较的意义上明确中国在当代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明确中国与现有国际体系、国际秩序的关系”,而且也“标示自身在社会制度和价值取向上的特质”。[6] 根据国际形势、国情和领导人三个影响中国国际定位的关键因素,可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国际定位演变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一)改革开放初期(1978—1989年)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在判断国际形势和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基础上,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决策,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随着改革开放战略的实施,中国的国际定位从高度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封闭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转变。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认为,发展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当时中国最首要的国家利益。他明确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7] “中国搞社会主义,是谁也动摇不了的”。[8] 但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生平”。[9] 因此,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10] 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11] 1982中共十二大确立了经济建设在国家利益中的中心地位。要发展经济就要对外开放。“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12] 与此同时,国家主权、国家安全也始终是中国最根本的国家利益。邓小平坚持“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13]反复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14]

改革开放使中国外交的主要目标从推进世界革命转变为在维护和巩固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同时,促进和平、发展合作,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为此,中国摒弃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教条,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发展与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友好关系。对此,邓小平指出,要建设,没有和平环境不行”,[15]我们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争取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要求,也是我们搞建设的需要”。[16] 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明确指出,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因此,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争取一个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国在国际上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改革开放使中国开始谨慎地参与西方国家主导的现有国际体系。作为一个缺乏与西方国家打交道经验且贫穷落后的国家,中国在参与国际经济体系初期实际上处于无权的边缘地位,中国以谨慎好学的态度努力学习和适应外部环境,寻求与外部世界的合作。与此同时,中国庞大的人口、领土和资源等优势以及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使中国自然地成为地缘政治大国,特别是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更强化了中国的地缘政治大国地位。所以,当时的中国尽管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处于弱小无权地位,在参与国际政治体系和文化体系中经验不足,但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却是几乎所有世界大国都不能漠视的事实,这也是中国与其他世界大国打交道的基础。

(二)改革开放深化期(1989—2012年)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均发生了剧烈变化。国际上,苏东剧变和冷战结束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空前危机,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开始极力构建单极霸权下的世界秩序,敌视并遏制仍坚持社会主义的中国。在国内,1989年的政治风波在国内外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西方世界联合起来对中国实施制裁,而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均发生深刻调整,各种矛盾凸显。在复杂且艰难的关键时刻,邓小平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等对外关系指导方针。通过对国际战略形势的冷静观察,中国政府认为,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世界两大主题,社会主义在世界始终站得住,中国社会主义的红旗也不会倒。因此,中国继续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指导思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对外政策的宗旨依然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国对外工作总的战略部署是要营造一个有利于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国际和平环境。由此可见,尽管冷战结束带来了国际国内形势的重大变化,但中国对国际形势和国家利益的基本认知和判断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中国仍然是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中国外交仍继续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继续发展同各国的友好互利合作关系。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认为,经济优先已成为世界潮流。这是时代进步和历史发展的必然。当前对每个国家来说,悠悠万事,唯经济发展为大。发展不但关乎国计民生、关系国家长治久安,也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经济的确越来越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中最首要的、关键的因素。[17]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也一直强调,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了更好地发展经济,中国政府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积极实行全方位的和平发展外交战略方针,并把加强与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提到了重要位置。江泽民指出:“我们要善于处理好同各大国的关系,尽可能地趋利避害,寻求扩大同各方的利益汇合点,加强同这些国家的政治对话、经济合作和科技交流。” [18] 同时,“我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的根本利益一致,有着共同的历史遭遇,面临着维护民族独立、发展经济的共同任务。……第三世界国家是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主要依靠力量。与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相互同情和支持,是我国巨大的政治优势。” 所以“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是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对于周边邻国,“要从大局出发,坚持原则,加强交流,求同存异,增加信任,发展合作,努力寻求和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19]

中国政府还认识到,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勇于和善于参与经济全球化竞争,充分利用好国外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市场十分广阔,发展潜力很大。此种认识使中国加大了对外开放步伐,开始大力开拓非洲、拉美、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以及东欧和独联体国家市场,“走出去”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做出的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与此同时,中国积极参与现行国际经济制度体系,特别是2001年年底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中国能够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

进入21世纪后,随着国力持续增强、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显著提升,中国不再是处于国际体系边缘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向国际体系的积极建设者转变,开始对国际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主张。江泽民提出了“世界多样性”观点,主张维护世界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他还积极倡导中国的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胡锦涛在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基础上提出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表达了中国渴望和平发展,愿做负责任大国的心声。“中国将始终不渝地把自身的发展与人类共同进步联系在一起,既充分利用世界和平发展带来的机遇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国将一如既往地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履行国际义务,同各国一道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20]

(三)改革开放新时代(2012年至今)

2012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大是在中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全球合作向多层次全方位拓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这为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另一方面,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经济体普遍遭受重创,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中国在2010年第二季度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同时面临着严峻的结构性压力和挑战,不少国家将中国视为“准超级大国”或“世界第二大强国”,有的高呼“中国威胁论”,有的呼吁“中国责任论”,有的希望中国成为发展中世界的领袖,有的担心中国或将挑战现有国际秩序。中国的国际定位面临着的巨大的内外认知差异。

要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中国需要认真对待并尽力缩小国内外认知差异,在客观评估世情和国情基础上调试自身的国际定位。关于国际环境,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认为,尽管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深刻复杂变化,但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大判断没有改变”。[21] 对于基本国情,习近平多次强调指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最大的基本国情”,中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但同时他也指出,“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鉴于此,中国政府继续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定位,中国外交仍然服从和服务于国内发展大局。作为一个崛起大国和对国际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国家,中国从世界发展的大势和自身历史传统和社会主义属性的要求出发,提出了做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的新的国际定位。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定位,意味着中国政府在为本国人民负责的同时,也要向国际社会负责;在追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也要兼顾其他国家的发展,要有效地协调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国内责任和国际责任,以此尽力缩小和弥合中外对中国国际地位认知的差异。

随着全球性相互依存空前加强,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一枝独秀,这就要求各国同舟共济、和衷共济”。[22] 在此形势下,习近平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愿景,其内涵包括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要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要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2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出中国积极参与解决世界难题的大国担当意识,也表达出中国追求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强烈愿望,同时也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提供了解决思路。

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大力倡导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努力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在政治安全上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在经济上积极共建“一带一路”,谋求在互联互通中合作共赢。同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念,为解决全球问题积极贡献中国力量。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也愿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24]中国人民张开双臂欢迎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25] 让中国发展成果更多惠及世界。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定位及其对外交影响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多种国际定位,有的国际定位随着时间的发展发生了重大变化,比如中国从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成为崛起的新兴大国,从国际体系边缘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从国际事务的被动参与者成长为发挥一定引领作用的负责任大国;有的国际定位则保持着基本稳定性,比如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等定位始终保持不变。中国国际定位的“变”与“不变”深刻影响着中国外交,使中国外交在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也保持基本战略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三、从国际定位看中国外交的延续与变革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国际定位在“变”与“不变”中发展,中国外交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与时俱进,在继承和延续中不断变革创新。今天,随着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外交的风格、气派和特色日益鲜明,但其宗旨、目标、核心价值理念等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这也使得中国外交保持了总体战略的稳定性和延续性。中国国际定位的演变及其对外交的影响,概括起来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属性没有变,中国外交服从和服务于国内发展的基本目标定位也没有变,但随着对发展内涵认识的变化,中国外交的目标内涵和政策手段等发生了显著变化。

40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使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的发展速度和规模优势极大提升了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和经济治理格局中的地位,这也使得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定位产生了质疑。中共十九大明确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中国的发展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仍然是突出问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也有待加强。[26] 因此,尽管中国国力自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极大提升,但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定位并没有变,这决定了中国外交的基本目标仍然是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发展大局。

与此同时,中国对发展内涵的认识不断丰富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物质资源的极大匮乏和物质生活水平的低下,使中国追求的发展以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和发展经济生产力为核心。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的发展观提升到追求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进入21世纪,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得到更广泛认同,“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7] 习近平在坚持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的同时,宣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突出强调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28] 对发展内涵认识的不断深化和丰富,使中国外交在服从和服务国内发展大局的前提下,方式和手段发生变化,目标内涵不断丰富,从经济外交到环境外交、公共外交、领事外交等,中国外交在继续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目标基础上,增加了外交为民、建设和谐世界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内容。

第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属性定位没有变,但发展阶段的不同使中国对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产生了不同答案,也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不断创新和发展。

社会主义是新中国自成立以来始终未变的本质属性。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始终致力于对内追求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社会和谐;对外主持公道、伸张正义、践行平等。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初,对于国际事务和国际问题,贫困落后的中国仍坚持从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是非曲直独立自主作出决定,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积极主张建立公正、平等、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和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政治新秩序。

发展阶段的不同也使得中国对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产生了不同答案,对社会主义首要任务的不同认知也反映在中国外交实践中。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9] 社会主义虽然有很多任务,但根本的首要的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国只有改变落后状况,才能对人类作出比较多的贡献。为此要实行改革开放战略,这就要求“我们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30]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遭遇危机,国际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国际社会中各种价值理念竞争异常激烈,在此背景下,中国在世界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力求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并以此视为中国的历史责任和时代担当。由此,中国外交特别突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引领作用,并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31]由此可见,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重要创新和发展。

第三,中国作为国际体系参与者和国际秩序维护者的国际定位没有变,但随着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变化,中国的国际角色和作用发生了重大变化。

改革开放战略实施后,中国逐渐深入参与到国际分工和竞争中,也参与到西方主导的以国际制度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中。最初,能力不足、地位低下和戒备心理使中国持谨慎参与、认真学习态度。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认识到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与以开放的、市场导向为政策基础的西方主导的原则和发展目标是一致的,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历史大趋势已使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于是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经济体系。2001年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实现了从国际贸易“体制外”向“体制内”身份的转变,这也使中国更加坚定地维护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与此同时,中国也全方位、多领域地参与到国际政治安全体系和社会文化体系中,成为现有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建设者。

如今,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与外部世界关系已经达到高度利益交融和安危与共。中国清楚地认识到,自身的发展得益于现有国际体系,得益于国际社会,中国愿意以自己的发展为国际发展作出贡献。中国积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力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在逆全球化风潮涌动,保护主义、民粹主义高涨的今天,中国顺应历史大势,积极推动建设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在国际格局深刻调整背景下,中国大力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在全球治理面临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等危机面前,中国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念,为有效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总之,中国外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努力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四、结语

 

在近70年的外交实践中,中国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找准自身的国际定位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法宝,国际定位也成为中国外交战略制定的一个重要前提。通过上述分析和考察,我们认识到国际定位是一个复杂多元、动态发展的概念,看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定位的“变”与“不变”及其对中国外交的影响。此外,我们还应认识到如下三个问题。

第一,中国外交运行在一个复杂的动力系统中。学术界对于中国外交发展的动力源持不同看法,有的坚持国内政治驱动说,认为外交是内政的延续;有的坚持外部环境决定论,认为中国外交根本上是对外部环境反应的结果;有的主张个人推动说,认为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和领导力是中国外交发展的根本动力;还有力求在国家与国际体系的实践互动和动态演进中解释中国外交的动力问题。不同的解释说明了中国外交发展动力的复杂性、多元性和变化性,而国际定位概念的复杂、多元和动态性特征,反映中国外交处于一个复杂的动力系统中。

第二,中国的国家利益在发生变化。国际定位主要取决于国家利益,它是一国在特定历史时期核心的、优先的国家利益的一种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定位的演变,反映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国家利益的发展变化。改革开放之初,追求以物质生产力为核心的发展利益是当时中国的首要国家利益。随着物质性财富增长,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发展利益成为主要的国家利益追求。与此同时,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使中国在追求自身发展利益的同时有了更高的价值追求,为人类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成为中国国家利益的一个重要延伸。与此同时,由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定位一直未变,发展利益始终是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也一直是中国的国际定位。

第三,中国的和平外交理念内涵不断丰富和发展。新中国自诞生以来一直奉行和平外交理念。改革开放后,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理念,积极谋和平、促发展,实行和平发展的外交政策。但在当时的国情和世情下,中国主要强调保障自身安全与发展利益的应对型和平理念,追求不冲突、不对抗、非战、稳定等消极和平目标。进入21世纪后,随着全球相互依存日益加强,中国国力持续增长,中国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和平发展外交理念,提出了和谐世界理念,中国坚持的和平发展不再仅着眼于自身利益,而是以实现世界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为己任,体现出勇担国际责任的积极和平观念。随着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取代了和谐世界理念,表达出中国追求全人类真正和平、实现全人类共同发展的积极作为的新全球观。中国的和平外交理念在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完稿日期:2018-8-28

 【责任编辑:李  静】

 

 

 



 

[1] * 本文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项目批准号:15JZD032)的资助。感谢《国际问题研究》编辑部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

[2]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76页。 

[3] 邢悦:“国家利益的客观性和主观性”,《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5期,第28-33页。

[4] 阎学通:《国际政治与中国》,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8-31页。

[5] 秦亚青:“主体间认知差异与中国的外交决策”,《外交评论》2010年第4期,第3页。

[6] 蔡拓:“当代中国国际定位的若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第132页。

[7]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1页。

[8]  同上,第328页。

[9]  同上,第10页。

[10]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4 页。

[11]  同上,第276页。

[12]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7页。

[13]  同上,第348页。

[14]  同上,第3页。

[15]  同上,第233页。

[16]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

[17] 《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14页。

[18] 《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7页。

[19]  同上,第372-373页。

[20] 胡锦涛:“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5年9月16日,第1版。

[21] 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求是》2016年第1期,第3页。

[22] “习近平外国专家代表座谈时强调:中国是合作共赢倡导者践行者”,《人民日报》2012年12月6日,第1版。

[23]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929日,第2版。

[24] “习近平出席2016年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6年9月4日,第1版。

[25] 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月18日,第3版。

[26]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1028日,第1版。

[27]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850页。

[28]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9]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30] 同上,第116页。

[3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