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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中国外交理论建设

来源:《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5期    作者:杨洁勉    时间:2018-10-08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外交理论建设

     杨洁勉

〔提   要〕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外交理论建设在实践、继承、累进、总结、探索和创新中,形成了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的外交思想,而习近平外交思想则是其集大成者。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一个内涵丰富、思想深邃、系统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明确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的历史使命、总目标和必须坚持的一系列方针原则,深刻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本质要求、内在规律和前进方向。在新时代,中国外交需要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下,提高实践和理论自觉,科学客观地认识国情世情,把握历史发展规律,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有效应对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挑战,在继续改革开放中,开创中国外交的新局面。与此同时,中国学界在这一伟大实践和理论建设中,既要提高政治站位,也要加深学术厚度,作出更多的学术贡献,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

〔关 键 词〕改革开放、外交理论、国际战略、习近平外交思想

〔作者简介〕杨洁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20

 

 

 

改革开放40年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经受了国内国际形势变化的考验,在波澜壮阔的实践中增强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中国外交在不同阶段的理论继承、累进、总结、发展、探索和创新中,形成了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的外交思想,而习近平外交思想则是其集大成者。当前,中国外交站在新的起点上,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下,正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努力和贡献。

 

一、不忘初心,与时俱进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引下,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改革开放中不断砥砺前行。

(一)启动和坚持改革开放

1978年12月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邓小平在全会主题报告的讲话中强调:“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1] 全会公报提出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2] 习近平对此给予高度评价:“改革开放是怎么搞起来的?很关键的一条是我们党正确判断世界大势。由于对世界大势作出了正确判断,我们党确立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认识,才有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移,才有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开启。”[3]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后,中国面临国内外形势的严峻考验。在此环境下,还要不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的报告中对此作出了坚决和明确回答:面对新的国际形势,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继续积极发展对外关系,努力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4] 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在外交上打破美西方的“制裁”和围堵,制定和落实了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和多边外交的战略布局,扩大对外开放并在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发挥了负责任大国的作用。

进入21世纪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改革开放。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猛烈冲击世界时,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的中流砥柱,向世界彰显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胡锦涛强调:“改革开放始终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我们必须毫不动摇推进改革开放,永不僵化、永不停滞。[5] 在此期间,中国经济总量不断递升,从2003年世界第五到2010年跃居为世界第二。这一阶段的国内改革开放的重点是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外交的重点是坚持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的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新阶段。习近平提出“要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6] 他还指出:“中国人民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打开国门搞建设,成功实现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转折。中国在对外开放中展现大国担当,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共建‘一带一路’,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作出重大贡献,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促进了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7] 总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鲜明主题。

(二)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方针

改革开放40年里,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不结盟,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方针。

1981年718邓小平在会见香港客人时首次提出“中国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8] 中国在1989年政治风波及此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时顶住美西方压力,在外交上坚持独立自主。邓小平指出:中国永远不会接受别人干涉内政。我们的社会制度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的,人民拥护,怎么能够接受外国干涉加以改变呢?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9]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决实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江泽民在新形势下从世界多样性理论上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江泽民在不同的场合反复强调,“要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当今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都有权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发展战略和生活方式。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人民自己作主,国际上的事情要同大家商量解决。[10] 此外,江泽民还在实践和理论上发展了中国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方针,有效应对了“炸馆”、“撞机”和“9·11”事件,完成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历史进程,维护和扩大了中国的国家利益。

在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综合国力持续增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不断显现,中国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方针进一步深化。中国政府在2005年和2011年两次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从实践和理论角度阐述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问题。2005年的白皮书指出:“中国对内坚持和谐发展,对外坚持和平发展,这两个方面是密切联系、有机统一的整体,都有利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中国国情的必然选择……是基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必然选择……是基于当今世界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11] 2011年的白皮书进而指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最鲜明的特征是科学发展、自主发展、开放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中国和平发展打破了‘国强必霸’的大国崛起传统模式”[12]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更加全面和辩证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方针。习近平强调:“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我国的发展道路、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价值观念。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走和平发展道路,同时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13]

(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在改革开放的40年里,始终存在要不要搞社会主义和怎么搞社会主义的问题,在外交上则是如何向世界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就和历史的必然性。

邓小平指出,我们搞改革开放决不是要抛弃我们的理想,“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14] 邓小平还充满信心地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15] 江泽民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以科学发展观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美西方政治经济社会危机日益加深形成鲜明对照,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勃勃生机。

习近平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此,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作了最精辟的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6]


、把握规律,顺势而为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从来就不是简单地描述世界现状,而是努力探索世界发展的规律和方向,并在此基础上改造世界。在改革开放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晶——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中国把握了国际形势和世界趋势的规律,在外交上不断克服困难和胜利向前。

(一)善抓重点,纵深发展

20世纪70、80年代,国内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因势利导地提出全党和全国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工作。邓小平在深刻分析当时的形势后得出有可能避免世界大战的结论,并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江泽民和胡锦涛在把握国际大势方面又有新的发展,从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等方面对“二十年战略机遇期”进行了理论分析,并且在时代潮流、非传统安全、地区和国际合作等方面不断提出新分析和新理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又以更高的政治和战略站位,更加积极营造内外战略机遇,并明确指出“综合判断,我国发展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最大的机遇就是自身不断发展壮大,同时也要重视各种风险和挑战,善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17]中国外交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全球治理、国际体系和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等方面上更加主动进取。中国提倡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所有这些都是对国际大势的最新认识和主动营造。

(二)立场鲜明,道义指引

中国外交理论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属性,代表世界发展的方向和时代进步的意义,因而体现了立场和道义的进步性。

首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中国外交的政治纲领。早在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就在一次重要的国内会议中明确指出:80年代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18] 1982年821,他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又进一步强调:“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的真实政策,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纲领。”[19]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坚决反对以强凌弱和以大压小,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中国还一再表态,中国在强大以后也决不会谋求霸权和称霸。

其次,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是中国外交的一贯立场。改革开放以来,秉持公道、伸张正义贯穿于中国对外关系的全过程,而且随着时代特点和外部环境的变化,不断充实、丰富、发展,中国在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后更是增强了将理念变为现实的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更加强调在全球和地区制度上保障国际公平正义,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以及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多边合作机制中不断提出和落实各种理念、制度和措施。

最后,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是中国外交的基本理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仅从经济上而且从政治上坚持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伍。中国还推动了金砖国家机制,增强了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力量以缩小了南北差距。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更加重视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习近平为此指出:“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天然同盟军,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做好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大文章。”[20]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中非合作论坛、中阿(拉伯)合作论坛、中拉合作论坛、中国和许多国家的双边及多边合作都是其重要载体和平台。

(三)实事求是,分步推进

中国在对外关系中遵循求真务实的原则,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中国外交的目标和能力并不完全一致,而且国际形势又瞬息万变。因此,中国外交特别强调要在世情和国情的前提下行稳致远。

中国外交理论重视量变质变的辩证关系。中国在倡导国际体系改革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时把奋斗总目标分解为一系列的地域和领域的目标,通过循序渐进和积小胜为大胜,分步累进实现总目标。例如,中国既提倡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提倡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等理念。又如,中国在朝核问题和南海问题上倡导的“双轨”思路。有鉴于此,越来越多国家认同和响应中国的近、中、远期外交目标,愿意同中国一道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战略理论,战略思维

 

在中国外交理论宝库中,战略理论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是中国外交的大思路和大方略,也是运筹和实现外交总目标的系统性安排和长期运作。

(一)审时度势,战略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继承优秀传统战略思想,强调世界的大势和趋势,提出富有时代感的国际战略理论,赢得了战略的主动。

邓小平在20世纪70、80年代就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和战略态势的发展变化,在和平与发展、国际格局多极化、综合国力竞争、科技革命、社会主义前途等时代命题上深化和创新了国际战略理论,为中国改革开放开创了必要和有利的国际环境。江泽民在带领中国走向21世纪时,提出了“三个着眼于”的战略思想:要着眼于世界战略格局运筹大国关系,着眼于地缘战略态势积极经略周边,着眼于扩展战略空间大力开展多边外交。[21] 胡锦涛在21世纪头十年的内政外交工作中提出了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命题,强调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不断提高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能力[22]两个统筹”拓展了中国国际战略思想的地域和领域范畴,用崭新的战略思维指引中国从地区大国走向全球大国。

习近平在领导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时十分重视科学和客观地分析国际战略。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对外工作中,他提出“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23] 简而言之,正确历史观是要知往鉴来,正确大局观是要把握本质和全局,正确角色观是对中国要有准确战略定位。上述“三观”是对国际战略态势的高度理论总结,也是指引中国外交在最好发展期和严峻挑战中不断胜利前进的理论指南。

(二)战略目标,战略定力

中国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国的体制和机制优势,以坚定的战略耐心和定力,一如既往地努力实现战略目标。

就外交战略目标而言,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外交上一张蓝图干到底。40年来,中国外交一直坚持邓小平提出的宏伟战略目标,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营造有利的内外环境。当然,中国的外交战略目标也会根据现实变化进行适当调整,从而更加符合形势变化的需要。正如习近平在2018年6月22日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那样:“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面对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我国对外工作攻坚克难、砥砺前行、波澜壮阔,开创性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经历了许多风险考验,打赢了不少大仗硬仗,办成了不少大事难事,取得了历史性成就。”[24]

中国在确立和实施战略目标的进程中,还十分强调战略定力。中国有信心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但深知实现的道路将是漫长和曲折的,因此需要战略定力。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以及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属性将长期不变。他对当时的国际形势突变作出了精辟的论断,及时提出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等战略方针。[25]江泽民和胡锦涛都有过类似的论述,强调要充分考虑到困难和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际形势又有新的变化,中国在从地区大国向全球大国、乃至全球强国过渡时遇到了更加复杂和严峻的挑战,不仅有诸如东海问题、南海问题和中美贸易战等问题,而且还面临美国把中国列为战略竞争者以及美西方的集团性战略压力等战略挑战。为此,习近平反复强调对外工作要坚持战略自信和保持战略定力。[26] 中国充分认识到挑战越严峻,中国就越要戒骄戒躁和排除干扰,咬定青山不放松,朝着既定战略目标前进。

(三)战略重点,问题导向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提倡实践和理论的问题导向。马克思主义者历来重视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因为“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27] 习近平在“7•26”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在迅速变化的时代中赢得主动,要在新的伟大斗争中赢得胜利,就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和把握国家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28]

问题导向在此主要有三重意义。其一,战略理论的关键在于能否解决实际问题。外交具有极其强烈的应用意义,往往要在紧迫的条件下作出迅速和正确的反应。因此,中国外交的战略理论不能光从理论到理论或从逻辑推理出发。相反,战略理论必须在实际和实践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为实践服务并且接受实践的检验。其二,中国外交必须抓住战略重点问题。中国外交面对的问题千头万绪,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抓住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其他方面就会迎刃而解了。在此战略思想指导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外交上一直把大国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和周边关系作为战略重点问题对待和处置,近些年来又增加了全球治理和国际体系问题。其三,增强议题设置能力。中国在国力还不很强大的时候,就站在时代潮流的前沿,倡导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和加强地区经济整合,争得了不少话语权。中国在综合国力成倍提升后,先后提出要在经济全球化问题上趋利避害,要更加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经济增长、自由贸易和单边主义等重大全球性挑战,日益为国际社会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提高站位和学术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界在国际关系和外交的学术理论建设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也存在许多明显不足。例如,中国外交学术理论缺乏体系性和原创性。

当前,中国学界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下,正在从学术和专业上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实践和理论,加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建设。中国学者的研究和分析,各有侧重,但可大致分为“阶段论”、“总体论”和“体系论”。

“阶段论”者大都以重大历史时期或党的重要会议归纳总结中国的外交理论。高飞认为40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是“独立自主,不结盟”。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至党的十八大)是“和平发展,互利共赢”。[29] 岳鹏认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外交观念上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的转变:第一阶段(1978—1992年)是“服务经济,韬光养晦”。第二阶段(1992—2001年)是“责任担当,构建互信”。第三阶段(2001—2012年)是“促进和谐,服务为民”。第四阶段(2012年— )是“主动进取,务实创新”。[30]

“总体论”者从改革开放4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跨度总结中国外交的理论发展,但研究的重点是习近平外交思想。苏长和指出:“40年来,中国外交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推进理论创新。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理论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内涵、逻辑特征、制度基础……中国同世界各国各方建立了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关系体系……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大国外交发展模式,成为新型国际政治文明的重要代表。中国外交理论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重要思想理论资源。”[31]

“体系论”者有两类。一类是从一般意义上的体系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着手进行研究。例如,王红续从外交本体、外交认识、外交过程切入,研究中国特色外交。[32] 另一类是从主要理念着手。又如,秦亚青认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主要以时代观、秩序观和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基本定位为重要前提。[33] 再如,王栋、朱晓凡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新的国际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思想,兼具“使命意识”、“时代精神”、“创新思维”和“战略意识”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得以形成。[34]

笔者在借鉴“阶段论”“总体论”“体系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外交理论建设的体系要素论”,即从中国外交理论体系的内外环境和历史使命、总体思想和基本理论、战略思维和战略布局、政策原则和工作方法等四大要素进行研究。[35]

首先,内外环境和历史使命。内外环境主要指客观存在,但还包括对其的认识和判断。内外环境是中国外交理论产生、发展和创新的基础,也是最终予以判断、作用和检验的根本。因而,改革开放以来的内外环境就是当代中国外交理论体系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由此可见,中国外交的历史使命就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其次,总体思想和基本理论。抓住总体思想和基本理论就是抓住中国外交的本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体思想是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努力维护和推进国家利益,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的基本理论是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当代世情国情相结合的结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后者在外交领域则主要体现为邓小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

再次,战略思维和战略布局。外交战略的主要任务是要对总体思想和基本理论进行全面、系统和长期的部署,主要包括战略思维、战略目标、战略条件、战略布局和战略途径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战略就是根据这些战略思路进行的,在大国关系、周边关系、发展中国家关系和多边外交的基础上,向领域外交、全球治理、一带一路、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向拓展。

最后,政策原则和工作方法。中国外交政策具有原则性和灵活性高度结合的特点。中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主要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公平正义原则和正确义利观等。但是,中国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而体现出足够的灵活性。此外,中国对外关系的工作方法是落实外交政策原则的主要途径,特别注重整体和局部、长远和当前、中方和他方、重点和一般等的辩证关系,这些正确的工作方法也是中国外交在改革开放40年里不断取得进步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结语

 

在改革开放的40年里,作为中国全局工作重要组成部分的外交,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在思想理论建设方面也取得了重大成果。在改革开放的不同阶段,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科学地分析国内外形势,积极营造有利的内外环境,成功应对各种挑战,不断开创中国外交的新局面,有力地推进了世界的和平发展事业。

在人类社会进入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际,习近平外交思想应运而生。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一个内涵丰富、思想深邃、系统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明确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的历史使命、总目标和必须坚持的一系列方针原则,深刻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本质要求、内在规律和前进方向。

当前,中国外交既存在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着日益增多且更加严峻的挑战。因此,中国外交更需要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下,提高实践和理论自觉,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科学客观地认识国情世情,把握历史发展规律,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有效应对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挑战,开创中国外交的新局面。从更长远的时间框架和地域、领域的范畴看,中国外交还要在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加强实践和理论建设,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在此历史大背景下,中国学界任重而道远,肩负历史重任,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建设中既要提高政治站位,也要加深学术厚度。中国学界只有提高政治站位,才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下,成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建设者和贡献者。同时,中国学界只有加深学术厚度,才能实现政治理论和学术理论的融会贯通,建成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促进相关专业的教学和研究,加强社会主义智库建设,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以自己的专业知识贡献于世界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事业。

 

【完稿日期:2018-9-4

【责任编辑:姜胤安】

 

 



[1]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3页。

[2]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3/65371/4441902.html(上网时间:2018年8月15日)

[3] “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第1版。

[4] 《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2页。

[5]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2年7月24日。

[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9页。

[7] “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8年4月11日,第3版。

[8] 韩振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究竟是何时提出的”,《北京日报》2008年7月22日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0/49152/7542100.html。(上网时间:2018年8月15日)

[9]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9页。

[10] 《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0页。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200512月。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20119

[1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443页。

[14]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5页。

[15] 同上,第320-321页。

[16]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0页。

[1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442页。

[18]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9页。

[19] 同上,第417页。

[20] “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人民日报》2018年6月24日,第1版。

[21] 《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52-356页。

[22] 《胡锦涛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45页。

[23] “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24] “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25] 钱其琛:“深入学习邓小平外交思想,进一步做好新时期外交工作”,王泰平主编:《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7页。

[26] “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9页。

[2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62-63页。

[29] 高飞:“改革开放40年中国外交的历程与启示”,《当代世界》2018年第5期,第17-18页。

[30] 岳鹏:“改革开放40年中国外交观念的与时俱进”,光明网2018年6月13日http://share.gmw.cn/www/xueshu/2018-06/13/content_29258021.htm?from=singlemessage。(上网时间:2018年8月1日)

[31] 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中国外交在改革开放中积累的宝贵经验”,《人民日报》2018年6月22日,第7版。

[32] 王红续:“关于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若干思考”,《当代世界》2011年第6期,第32

[33] 秦亚青:“关于构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若干思考”,《外交评论》2008年第1期,第9页。

[34] 王栋、朱晓凡:“浅析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及实践”,《国际展望》2017年第6期,第113页。

[35] 参见杨洁勉:《中国外交理论和战略的建设与创新》,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3-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