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坛“代际分歧”

环球 | 作者: 张腾军 | 时间: 2020-05-09 | 责编: 吴劭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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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无意外,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将在73岁的共和党籍现任总统特朗普和77岁的民主党籍前副总统拜登之间展开,这也是美国历史上“最高龄”的一次“大选PK”。

有分析认为,在国家处于危机状态时,美国民众可能会自发团结在总统身后,这对特朗普而言是利好。另一个事实却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下,特朗普的领导力和执政力危机凸显,美国政治和经济的衰退似难以避免,急切呼唤新变革时代的到来。

以“千禧一代”为主力的新生力量,正试图对美国传统政治势力发起冲击,引领新的变革,为摆脱“美国危机”寻找出路。

美国政治经历“老龄化”危机

当前美国政治的突出特点在于政治极化,表现为意识形态上的剑走偏锋与社会经济政策上的极端对立。国会山的两边,“否决政治”代替了建国先贤们精心设计的“妥协政治”,冲突不断。但仔细观察两党最高权力阶层,会发现令人惊奇的相似之处,即普遍的“老龄化”。

参议院方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今年78岁,少数党领袖查尔斯·舒默69岁,年纪最大的是86岁的民主党参议员戴安娜·费恩斯坦,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初的大萧条时期。众议院方面,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多数党领袖斯特尼·霍耶同为80岁。在2019年1月3日第116届国会开幕时,参议员的平均年龄为62.9岁,众议员平均年龄为57.9岁,而法定门槛分别为30岁和25岁。

特朗普政府的老龄化现象同样严重,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迈的内阁,特朗普本人则以70岁高龄成为当选年龄最大的美国总统。从2020年大选看,民主党方面的拜登现年77岁,不久前退选的参议员桑德斯78岁。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可能将呈现两个“70后”之间的对决,无论谁胜出,都将再创当选年龄最大的纪录。

美国政坛的“老龄化”意味着什么?

一是助长无休止的政治恶斗。在过去二十年里,两党领导层呈现较高的稳定性和延续性。一方面,作为数十年的政治对手,彼此十分熟悉,惯常使用极限施压手段迫使对手做出让步。另一方面,在长期掌权的过程中,两党领导层形成各自政治利益集团,每走一步都牵扯巨大,谁也不愿轻易妥协。这种党争思维导致立法工作低效,僵局频现,甚至导致政府关门不时出现。

二是表明当前美国政治体系内部的上下流动并不通畅,民主机制的新陈代谢功能减退。政党大佬大权独揽,不利于中青年力量的成长,造成言路堵塞和民主机能的退化。当下,老迈政治精英的思想僵化与固执己见,使其成为民粹运动首要敲打的对象,引发风起云涌的反建制运动。

从这个意义上看,恐怕正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所言,美国最重大的政治分歧,不是政党分歧,也不是州际分歧,而是代际分歧。

“千禧一代”在困惑中崛起

美国政治的变迁,系于当权者所处的政治世代(与年龄段有关),而每个世代都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与使命。过去三十年间,美国政治的主导者是出生于1946-1964年间的“婴儿潮”一代,他们以极强的个人主义塑造美国政治生活。其后生于1965-1980年间的“X世代”逐渐成为中流砥柱,如得克萨斯州联邦参议员泰德·克鲁兹、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密苏里州联邦参议员乔西·霍利、阿肯色州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等人。

近年来,美国政坛频频“爆冷”,即初入政坛的年轻人不时将党内元老“挑落马下”。中西部小城市的市长摇身一变成为万众瞩目的总统参选人,最年轻国会女性议员的纪录不断被刷新等等,这些“奇迹”的缔造者是出生于1981-1996年间的“千禧一代”,他们正快速崛起为不可忽视的新生政治力量。

对“千禧一代”来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他们正处于人生中最绚丽多彩的时期,人口数量在所有世代中居首位,贡献劳动力最多,受教育程度最高,政治上更为独立,种族上更为多元,更精通互联网等技术,更具包容性和创新精神。在“千禧一代”的推动下,美国的政治理念、经济生产方式、文化生活、社会交往等正发生显著改变。

与此同时,“千禧一代”也经历了冷战结束以来最为动荡的年代,比“X世代”和“婴儿潮”世代更困惑不安。他们的记忆里既有“9·11”事件后近十年的反恐战争,也有2008年金融市场的崩溃,还有全球气候变暖的威胁。与他们的成人礼相伴随的,是经济不平等、社会不公、种族矛盾加剧、价值观撕裂对立,直接体现为沉重的学生债务负担、高企的失业率、更低的医保覆盖率,以及对个人前景的迷茫与焦虑等。

美国民调机构皮尤中心2011年的调查显示,只有三分之一的“千禧一代”认为美国是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英国民调机构舆观2017年的调查发现,近45%的“千禧一代”称更倾向于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远高于“婴儿潮”世代的相关数据。盖洛普从2010年到2019年的跟踪调查也印证了年轻人对“资本主义”支持的降低。

“千禧一代”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是普遍医保、免费教育、经济适用房和应对气候变化。他们认为,上一代人建立和维护的国家治理体系已然失败,难以解决21世纪的新问题,必须用新的体系和理念取而代之。而要推动他们期望的变革,就必须主动参与和影响政治,这是新生代力量崛起的思想根源。

美国新生代政客画像

自21世纪初起,逐渐进入成年的“千禧一代”在选民结构中的比例持续上升,到2008年,他们的政治参与达到首个高峰,成为前总统奥巴马胜选的基本盘。但此后,“千禧一代”的投票热情出现下滑,这部分源于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也源自政党机器的打压,如高度政治化的选区重划,还有年轻人频繁流动带来的投票不便等问题。2016年大选中,希拉里仅得到51%的“千禧一代”选票,比2008年奥巴马竞选时低了9个百分点。当年初选时,不少年轻人支持桑德斯,其中部分人因此放弃大选投票,间接“助攻”了特朗普。

或许是出于对现执政团队表现的不满,美国“千禧一代”的政治热情被再度点燃。2018年中期选举中,“千禧一代”不仅投票率比2014年翻一番,达到42%,其中三分之二投给民主党人,而且主动积极参与竞选,20位“千禧一代”成功当选国会议员。目前,在美国选民结构中,“千禧一代”已超过“X世代”,并将很快超过“婴儿潮”世代成为最大的选民群体。

以“千禧一代”为主力的新生代政客,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人,大致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言行亲民、作风果敢。新生代政客十分擅长使用社交媒体,善于在镜头前表现自己和清晰表达观点,言行十分接地气,能与选民打成一片。

比如,美国史上最年轻国会女议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以“政治素人”之姿击败有望接班佩洛西的众议院民主党党团主席乔·克劳利,赢得纽约州第14国会选区的民主党提名,创造了《纽约时报》所称的“过去十多年来民主党在任议员最为重大的失败”。科尔特斯口才出众、风格犀利,在众议院的首次演讲很快成为C-SPAN(美国有线电视频道)上大受欢迎的视频,社交媒体言论常常引发热烈讨论转发,成为民主党的“流量担当”。

再比如,首位索马里裔国会议员伊尔汗·奥马尔,在2019年初发言批评以色列政府对美国进行游说,认为一些国会议员对以色列的支持是“双重忠诚”,此举震动民主党高层,众议院甚至通过法案要求奥马尔道歉。

二是崇尚自由,更倾向于进步主义主张。新生代政客中民主党人居多,对当前的统治阶层和治理抱有不满情绪,多支持进步主义改革。皮尤中心调查显示,57%的“千禧一代”持一贯或最自由的看法,持保守观点的只有12%。像前总统竞选人布蒂吉格这样的党内温和派,也比以往世代所谓的温和派要更“激进”一些,支持全民医保和免费教育。

以科尔特斯、奥马尔、得克萨斯州国会众议员科林·奥尔雷德等激进左翼为代表的民主党人,倡导全民医保、免费教育、免除学生贷款、绿色新政、反对修建边境墙、刑事司法改革等,以艾奥瓦州国会众议员阿比·芬克瑙尔、密歇根州国会众议员黑莉·史蒂文斯为代表的民主党人则持相对温和的立场,主张改革而不是废除奥巴马医保。

此外,共和党人也在一些议题如气候变化、婚姻平权、大麻合法化等问题上与民主党人保持相对一致。例如,共和党内冉冉升起的新星、纽约州国会众议员埃莉斯·斯特凡尼克,加入跨党的“气候解决方案连线”组织,批评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曾被评为众议院最具跨党派特征的19名议员之一。

得克萨斯州国会众议员丹·克伦肖也认为气候变化的威胁真实存在,人为排放要负主要责任,明显不同于特朗普和多数共和党人反气候变化的论调。在移民和种族问题上,年轻共和党人也与党内元老有所不同,多数人存在种族平等的观念和理解,斯特凡尼克更进一步,反对特朗普的禁穆令和对南部边境发布国家紧急状态,反对歧视LGBT(性少数)群体等。

三是党派性相较之前世代有所削弱,但在关键议题上仍坚持己见。在堕胎议题上,两党新生代政客与本党主流价值观保持一致,党派分歧依然较大。在特朗普弹劾案上,两党投票也呈现党派立场画线。斯特凡尼克在弹劾听证中尖锐质问证人和民主党议员,特朗普对此大赞“一个新的共和党明星已经诞生”。在外交议题上,新生代民主党议员多质疑美国例外主义,反对过多介入国际事务,批评特朗普的挑衅言行,共和党议员则强调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在经济议题上,伊利诺伊州国会民主党议员劳伦·安德伍德强调通过立法加大投资,保障民众的经济和就业安全,纽约州国会民主党众议员马克斯·罗斯侧重保护中产阶级和工人的权益,史蒂文斯突出发展制造业和提升最低工资水平,斯特凡尼克认为政府管制只会遏制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她还被特朗普政府任命为重启经济工作组成员。总体上,各议员对经济议题的态度取决于其所在选区的情况。

从中短期看,由于“婴儿潮”世代仍然掌权,美国政治的代际更替不会很快发生,顶层与底层之间的“脱钩”现象仍将延续,新生代力量的天花板继续存在。但老迈的国会议员们,面对不断更新的政治议程,如加密货币、短视频、大数据等,可能越发有心无力。

即将到来的大选,将再次检验“千禧一代”的影响力。桑德斯退选后,其背后的年轻、进步选民成为拜登实现党内整合的最后一块拼图。奥巴马、桑德斯、沃伦、科尔特斯先后为拜登背书,显然是对其建立党内统一战线的利好消息。但年轻左翼选民对建制派的不信任,难在短期内转化为投票率,而拜登能在多大程度上吸收左翼主张还不得而知。11月大选的结果将能揭示年轻选民对美国总统大位的归属意味着什么。

不过,无论今年大选花落谁家,在接下来的10-20年间,新生代力量无疑将快速成长为美国政治的中坚力量,成为引领未来发展方向的关键群体。伴随美国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少数族裔将成为这个群体的主力。根据美国人口普查预计,2020~2030年,18~64岁的工作人群中,白人将减少9%,而西班牙裔数量将增加8%,亚裔数量增加2.4%。到2030年,50岁及以下的人口中,白人占比将低于五成,西班牙裔占25%,非裔占14%,亚裔及其他族裔占11%。白人身份政治的危机,与少数族裔对美国社会结构的冲击,将开启美国政治新的时代。


(张腾军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原载《环球》2020年第9期,分“美国政坛‘代际分歧’”美国新生代政客画像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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