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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局势新动向对“一带一路”在南亚推进的影响

国研院 时间:2018-08-21 作者: 李青燕 责编: 龚婷


[摘要]中国在南亚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已取得积极进展。当前该地区局势发展呈现新态势:印度崛起助长其强化地区主导权与实现大国抱负,巴基斯坦内忧外患发展受阻,阿富汗恐怖外溢加剧地区动荡等,这些因素叠加使中国在南亚推进“一带一路”面临的政治安全风险大幅上升。复杂局势考验着中国智慧。中国需迎难而上,重视中印关系,破解合作困境,同时运筹好与南亚中小国家的关系,发挥“中巴经济走廊”地区辐射作用,尤其是加强与阿富汗及周边国家的经济与安全合作,以提升中国与南亚的区域合作水平,拓展“一带一路”在南亚建设的合作空间。

[关键词]“一带一路”;南亚区域合作;中印合作困境;“中巴经济走廊”;阿富汗问题;


鉴于南亚地缘政治环境复杂,中国与南亚的区域合作建设一直相对滞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作为海陆结合处的南亚重要性不断增加。“中巴经济走廊”引领中国在南亚“一带一路”建设取得实效成果,提振巴基斯坦经济的同时,有待进一步惠及地区国家。但当前印度基于地缘竞争思维对中国与南亚区域合作处处设障。洞朗事件严重冲击中印关系,互信不足不仅使双方合作陷入困境,亦掣肘中国与南亚其他国家的经贸合作与联通建设。同时,巴基斯坦内外处境堪忧,国内矛盾向中巴关系转嫁风险增加。阿富汗安全形势持续紧张,塔利班、“伊斯兰国”等武装组织竞相发动暴恐袭击,对“一带一路”项目安全威胁加大。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成为中国在南亚推进“一带一路”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   “一带一路”在南亚的进展

由于内外环境制约,南亚经济社会发展整体落后,域内合作水平较低。随着国际格局演变,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国际社会增加了对南亚的关注度及资源投入。中国作为南亚近邻,在南亚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既利于巩固中国在欧亚腹地的战略依托,又可拓展中国与周边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伴随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的“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尤其是“中巴经济走廊”进入早期收获阶段,中国与南亚之间各领域合作取得实质进展。

(一)南亚区域合作现状落后。南亚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相近,优势产业相似,经贸互补性较差,且联通基础设施薄弱,生产要素流通受限。受喜马拉雅山天堑阻挡,南亚形成相对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其与欧亚大陆的陆路交通不畅,唯有海上通道方便相连。长期以来,南亚发展甚少享受到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红利,南亚的区域合作亦主要依赖其域内力量推动。但囿于南亚两个主要国家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矛盾,域内经贸合作与联通建设长期滞后。印巴相互掣肘拖宕域内合作项目实施,造成能源电力缺乏、交通运输不畅、通讯技术不发达、金融服务不到位的落后现状。

(二)国际社会加大对南亚的关注和投入。伴随阿富汗战后重建,美国于2011年提出旨在以阿富汗为中心联通中亚与南亚的“新丝绸之路计划”,重点打造电力能源通道及促进贸易与交通便利化。美国支持世界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等展开CASA—1000输电工程、TUTAP输电工程以及TAPI天然气管道建设,以解决地区能源短缺问题,但进展缓慢。[1]俄罗斯早在2000年就联合印度与伊朗提出共建“南北运输走廊”,计划通过轮船、铁路和公路等方式,建设一条从南亚途径中亚、高加索、俄罗斯到达欧洲的货运大通道。日本近年来将投资重心西移至南亚,主要是大幅增加对印度的投资。2014年,印日两国提出在南亚、东盟之间构建运输网“亚洲经济走廊”,该构想包括印度、孟加拉国、缅甸和泰国的“东西走廊”及横跨印度南部、尼泊尔和不丹的“南北走廊”。[2]2017年,印日又联手推出从亚太到非洲的“自由走廊”,计划在非洲、伊朗、斯里兰卡和东南亚国家兴建多个基础设施项目。

(三)“一带一路”在南亚建设进展。中国与南亚各国产业结构相承接,经贸互补性较强,发展潜力巨大。当前,中国已步入工业化后期,而南亚各国均处于工业化起步阶段,双方在产能优化与贸易合作上空间较大。中国于2005年成为南亚区域合作联盟观察员国,此外双方还有中国—南亚商务论坛、博览会、科技伙伴计划等对话与交流机制。从2016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贸易规模分析来看,中国与南亚地区贸易额为1115亿美元,占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总额的11.7%;而在全球贸易整体低迷的背景下,中国与南亚的贸易增长为0.3%,仅次于中国与东欧地区的贸易增长率。[3]但同时,中国与南亚贸易总额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占比一直徘徊在2%左右,[4]合作潜能尚未释放,且贸易不平衡问题突出,亟待优化升级,以实现双方经贸合作的可持续性发展。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成为中国与南亚的区域经济合作建设的主要推动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联合研究工作组第三次会议于2017年4月在印度加尔各答举行,会议讨论了四国联合编制的研究报告,并同意在联合报告完成后启动孟中印缅政府间框架安排的磋商工作。而作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的“中巴经济走廊”经过三年多的建设,进入了早期收获阶段,30多个早期收获项目中已有20多个开工在建或建成。2017年12月,两国又共同发布了《中巴经济走廊远景规划(2017-2030)》,中国地区规划与巴国家战略实现中长期深入对接。[5]“中巴经济走廊”对巴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已经显现,2016-17财年,巴GDP增长5.28%,增速创近10年新高。[6]同时,“中巴经济走廊”促进南亚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地区辐射作用也在逐步显现,中阿巴三国积极探讨“中巴经济走廊”以适当方式向阿富汗延伸。


二、   南亚局势新动向及影响

近年来,南亚发展不平衡态势加剧,政治安全动荡因素增多,将对该地区未来格局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印度凭借经济增长的强劲势头和少有的强势政府,巩固地区主导权,肆意干涉周边国家内政外交,尤其是挤压“宿敌”巴基斯坦的战略空间。巴内外环境堪忧,政局时常陷入动荡,经济发展遭遇瓶颈,自身深受安全不靖之害,却被美印等国指责为“支恐”国家。同时,伴随恐怖分子回流中亚和南亚,阿富汗安全形势恶化,对地区稳定的威胁上升,南亚地区形势更趋复杂严峻。

(一)经济增速与强势政府助长印度强化地区主导权与实现大国抱负。经济发展提速增强了莫迪政府对内推进改革的意愿和能力。印度经济近年来保持高速增长,GDP增长率平均为7.2%。[7]从经济规模来看,印度经济总量已成为世界第七大经济体(购买力评价规模排名全球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中国)。莫迪上台伊始,就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长期僵持的商品和服务税(GST)法案取得突破,于2017年7月1日起在印全境实施。这成为印度独立以来最大规模的税制改革。伴随“莫迪浪潮”的红利持续增长,莫迪政府成为印度历史上少有的强势政府。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印人党)在地方邦选中屡屡获胜,其中,在素有“印度之心”之称的北方邦,印人党表现亮眼,取得四分之三议席,时隔14年再次在该邦执政。北方邦选举也被视为印度大选的风向标,莫迪有望在2019年大选连任。更为关键的是,随着多个地方邦选获胜,加之陆续有国大党等联邦院议员转投印人党,使印人党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NDA)在联邦院将逐渐取得多数优势。印度宪法规定,关键性法案需得到人民院和联邦院两院通过才能生效。由于之前印人党在联邦院不占多数,提出的改革法案,如劳工、征地制度修订法案等遭到国大党为首的反对党阻挠。印人党领导的NDA若在两院均获得多数优势,莫迪政府对国内政局的掌控能力将达到空前高度,为其推行经济体制改革铺平道路。

强势政府令莫迪在对外政策上亦有更多运筹空间。在地区层面,莫迪提出“邻国第一”,拉紧南亚国家,强化地区主导权。莫迪政府虽然继承了“古杰拉尔主义”,重视与南亚其他国家的关系,但同时加强了对这些国家的干涉乃至控制。首先,加强对环喜马拉雅国家尼泊尔和不丹的控制,巩固中印缓冲区。其次,密切关注“南部门户”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的政局走向,确保两国亲印政府掌控局势,并警惕两国与中国的合作“损害”印度利益。再次,拉紧与孟加拉国关系,积极介入阿富汗事务。印孟签署陆地边界协议,解决了两国长达四十余年的边界问题。印度还向孟承诺提供45亿美元信贷额度,用于其优先发展项目。印度重视同阿富汗关系,已累计向阿提供超过3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最后,孤立巴基斯坦,并力图将巴排除在其主导的南亚区域合作框架之外。

在国际层面,莫迪政府更是左右逢源,春风得意。印度一直怀抱的“大国梦想”再度膨胀,对美日等国的拉拢欣然相迎。美印大幅提升防务合作,使双方战略伙伴关系达到新高度。特朗普提出“印太战略”,将前任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扩展至印度洋乃至中东和非洲,无疑增加了对印度的战略倚重。美国乐见印度在南亚和印度洋发挥更大作用,印度亦愿充当美国“印太”“战略弧”的重要支点。特朗普政府的阿富汗与南亚新战略,亦强调了将进一步发展美印战略伙伴关系,并希望印度在阿富汗为美国提供更多帮助。[8]美国印度问题资深专家阿什利·特里斯认为,为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美国强化美印同盟符合其在亚洲乃至全球的“最高地缘政治利益” [9]。日本亦视印度为遏华“天然盟友”,并希望依托美日同盟进而激活美日印澳“四国集团”机制。印度在“东向行动(Act East)”政策下,不断加强与美日澳关系,并有意利用日本的投资弥补其资金短板,联手推进在南亚和印度洋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印度不忘与俄罗斯维系“传统友谊”,获俄罗斯全力支持正式加入上海合作组织。

(二)内忧外患令巴基斯坦发展之路备受考验。受困于政局动荡、经济增长乏力及安全形势不佳,巴基斯坦被西方称为“危机国家”或“失败国家”。2013年,谢里夫以较大优势胜选执政以来,以提振经济为要务,与军方缓和关系,巴基斯坦发展有望走上正轨。然而,2017下半年,巴政局波澜再起,政府、司法与军方博弈升级。“谢里夫家族海外资产案”搅动政坛,巴最高法院7月裁决取消谢里夫总理任职资格,执政党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穆盟谢派)压力陡增。随后,谢里夫辞职,阿巴西出任过渡总理。穆盟谢派希望执政至20185月大选,但针对谢里夫本人及其家族成员的腐败案审查仍在进行,审判结果将震荡穆盟谢派执政基础,也将影响巴明年大选走向。人民党、正义运动党、伊斯兰促进会等反对党围绕大选展开激烈角力,但尚无一政党具绝对优势。巴军方则树立高大清明形象,在巴民众中威望颇高,进一步加大了对政局的影响与介入。巴基斯坦塔利班(巴塔)等极端组织在巴军方大力清剿下受重创,巴安全形势有所好转,但暴恐活动并未停歇。恐怖分子化整为零,或逃亡邻国阿富汗或潜入巴主要城市,并与“伊斯兰国”、“乌伊运”等勾结,在巴各地制造暴恐袭击。政局动荡、安全环境不佳使巴经济难以实现快速增长,近年来GDP增长在3%~4%徘徊。能源短缺和交通基础设施落后使巴GDP每年损失约2%~2.5%和4%~6%,成为制约巴工业发展的主要障碍。[10]财政和经常账户双赤字问题突出,造成公共债务居高不下、国际收支失衡压力加大,给巴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带来严峻挑战。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7-2018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巴竞争力排名位列所有138个国家中的第122位。[11]

巴基斯坦的外部处境也不容乐观。印度对巴基斯坦的态度渐趋强硬,双方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冲突不断。印度在国际和地区舞台挤压巴战略空间,南亚地缘战略天平进一步向印度倾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多奉行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政策,默许印度在南亚次大陆享有“特权”,甚至纵容印度对其他南亚国家横加干涉,而对巴基斯坦则以反恐不力为由加以指责。美国大开绿灯支持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NSG)及其他国际出口管制机制(“瓦森纳协定”和澳大利亚集团),而对巴则采取双重标准,以担忧存在核扩散风险为由质疑中巴核合作。特朗普的阿富汗与南亚新战略更是“扬印抑巴”,严厉指责巴“两面性”反恐政策。美国已暂停对巴军事援助,并威胁巴若不改变反恐政策,将把两国关系降级。

(三)阿富汗恐怖外溢威胁地区安全与稳定。南亚是恐怖主义活动重灾区,尤以阿富汗的恐怖外溢对地区安全威胁最大。自2014年底,以美军为首的北约联军大幅撤离,阿富汗塔利班(阿塔)再次卷土重来,“伊斯兰国”在阿巴兴风作浪,地区安全局势趋紧。阿塔目前约有4.5万至6.5万名武装分子,力量达到2001年阿富汗战争以来的高峰。[12]阿塔不再满足于路边炸弹和自杀式袭击,开始“攻城略地”,尝试与阿富汗安全部队正面对抗,在阿南部和东部一些省区扩大地盘,攻击主要城市和联络线。美国阿富汗重建特别监察长(SIGAR)季度报告显示,阿境内武装组织控制的区域扩展至国土的13.3%,并有约30%的地区处于武装组织与阿政府争夺之中。[13]伴随阿塔和“伊斯兰国”等持续向北拓展势力,与中亚国家接壤的阿北部地区安全形势明显恶化。

长期动乱为“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渗透提供了机会。“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溃败后,残余势力加速向阿富汗聚集。在阿东部扎下据点的同时,“伊斯兰国”向周边国家蔓延。巴境内已存在一定数量的“伊斯兰国”成员,巴塔宣誓向其效忠。孟加拉国重要的地理位置与第四大伊斯兰国家的身份,令其也成为“伊斯兰国”渗透目标之一。2016年孟首都达卡发生的严重恐袭事件引发国际社会担忧。近年来“基地”组织虽行事较为低调,但一直积极扩展,建立“印度次大陆分支”,不断吸收本土小规模极端组织。南亚次大陆各恐怖组织盘根错节,为壮大声势竞相发动袭击,易将目标锁定在日益增多的“一带一路”项目上。


三、“一带一路”在南亚面临的挑战与对策思考

南亚局势变化从地缘政治和安全环境上给“一带一路”在该地区的推进带来严峻挑战。为此,中国需及时做出调整,包括重新思考中印关系,深度把握中巴合作,积极发展与南亚中小国家的关系等,并继续在阿富汗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以在未来推进过程中趋利避害、掌握主动。

(一)如何破解中印合作困境

印度在内外环境的鼓动下,“自信心”过分膨胀,对自身实力和发展前景缺乏清醒认识,军事冒险主义倾向加重,易对地缘战略形势做出“误判”。同时,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与地区影响力不断提升,伴随中国在南亚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越来越多介入印度竭力经营的“势力范围”,印度对华战略焦虑增加。印度根深蒂固的地缘竞争思维及其对来自中国威胁的错误认知,使中印合作走入困境,成为“一带一路”在南亚推进的最大障碍。

印度对中国近年来在南亚的影响力提升,尤其是中国与南亚各国的经贸合作与联通建设取得进展心存芥蒂。印度担忧其地区主导权被中国取代。印度学者拉贾·莫汉指出,印度不参与“一带一路”主要是出于中印间存在的地缘政治竞争,“应对中国对印度周边的改造将可能是印度未来数十年最重要的战略挑战”。[14]印度对中国的负面情绪不断积累,自认为有充分的理由将中国作为“竞争敌手”。中国一直未表态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印度为此怨气满腹。在印度申请加入NSG问题上,中国未让其享受“特例”待遇更是激怒了印度。2017年6月,印度士兵非法越界进入中国的洞朗地区,成为印度对中国不满情绪的总爆发。印度显然低估了中国捍卫国家领土的决心和能力,在各种无赖戏码轮番上演后,印度越界人员于8月底从洞朗地区撤出。但此次事件对中印关系的冲击不容低估,虽然尚未全面损伤两国关系,但却显示出中印边界纠纷、历史恩怨和现实竞争的严峻性,中国需要重新评估对印关系。

尽管印度将中国定位为崛起的竞争对手,对中国展现的共赢合作的努力处处怀疑和抵制,但一直以来,中国在对印关系上并未给予足够重视,也未将印度视为战略竞争对手。洞朗事件后,中国不得不反思,在当前中印互信缺失,两国在南亚竞争格局已然客观形成的条件下,中印关系应如何定位及如何破解印度“不合作”造成的困境。一方面,不论从全球视角还是地缘战略层面,中国需要更加重视印度,加深对印度的全方位解读。当前,即便印度对自身实力和对华认知存在“误读”,但以发展经济为第一要务的莫迪政府对于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的需求不比中国小。即使莫迪政府不愿用经济合作作为中印双边关系的压舱石,那么国内经济发展需要的和平环境应是制约莫迪军事冒险主义和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总体稳定、既合作又竞争的中印关系在未来一段时期内还是可以预期的。另一方面,中国不能轻视印度对华“假想敌”认知的增长,适时有力回击印度试探中国底线的“不理智”举动是必要的。中国不应对中印关系的发展抱有过高的期望,至少在两国边界问题解决之前,中印关系很难“高水平”运转。中国显然已成为印度与美日等西方国家抱团的主要动因,而中国与南亚其他国家加强合作也将刺激印度做出过激反应。但是,中国不应为此而减少介入南亚事务或放缓在南亚的“一带一路”建设,否则非但不能让印度打消对华疑虑,更将使中国在这一地区陷入被动局面。

“一带一路”始终秉承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理念,并未对印度关上大门。在洞朗事件之后的金砖厦门峰会上,习近平主席会见莫迪总理时指出,中印两国要坚持双方“互为发展机遇、互不构成威胁”的基本判断。王毅部长在同尼泊尔副总理兼外长马哈拉会谈后表示,应确保“中印关系不脱轨、中印两国不对抗、中印矛盾不失控”。可见,共同发展应成为两国关系追求的目标,为此,中国可在寻求合作、减少干扰方面做出努力:一是利用中印现有的对话机制及多边交流平台,如中印战略经济对话、特代会晤、金砖峰会、上合峰会等,增信释疑,加强协调,扩大共识。二是寻求中印对接发展战略,分享发展经验。可从双方共同关心的防灾救灾、卫生防疫、教育培训、地区联通等领域入手,搭建区域合作服务平台,为地区国家提供帮助,进而探讨共同推进区域联通和发展项目。

(二)如何运筹好地区国家间关系

除了中印关系,中国与南亚其他国家的关系亦对“一带一路”的推进至关重要,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中巴之间的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中巴经济走廊”既是“一带一路”在南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将成为中巴关系发展的重要载体。体量巨大的“中巴经济走廊”将有望使巴实现经济复苏,提升综合国力。但同时应注意到,巴基斯坦内部矛盾转嫁至中巴关系的风险增加。如对于走廊建设的“东西线之争”即是由于巴各省发展不平衡,均希望优先获得走廊建设红利而在巴国内引起的争议,并在媒体和地方民族主义者的推波助澜下持续发酵。此外,尽管巴各派政治力量均对华友好,政府更迭对中巴关系的影响不大,但政局动荡本身对两国经济合作与政策延续都会产生负面作用。

在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中,中国应向巴基斯坦明确以下两点:一是中国一贯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对于巴基斯坦也不例外。巴内部矛盾应由巴各派势力协商解决,中国不会借“中巴经济走廊”干涉巴内政。二是“中巴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同商定的发展合作规划,由具体领域的合作项目组成,且大部分项目采取商业运作模式,并不是福利工程,巴社会不应将其视为“万灵药”而期望过高。因此,“中巴经济走廊”在夯实中巴友谊的同时,应注意避免给双边关系带来不必要的负担,或让别有用心者有机可乘,抹黑中巴关系。

不同于巴基斯坦,南亚其他国家不丹、斯里兰卡、尼泊尔、孟加拉国等内政外交皆深受印度影响。这些国家从自身利益出发,希望在中印之间采取平衡政策,但由于地理位置和政治宗教文化等因素制约,这些国家不得不更加重视印度的“关切”。这些国家与中国开展经济合作与基础设施建设往往因触动印度的“利益”而被迫停滞。然而,物极必反,印度的过于强硬有时妨碍了其长远利益,而且印度目前的经济实力有限,尚不能满足周边国家亟需的资金和技术支持,这为中国在南亚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发展空间。毕竟,振兴经济是这些国家的强国之本、富民之基,更何况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愿长期受制于别国。中国与南亚中小国家的合作共赢,将进一步表明中国是值得信赖的负责任大国和可靠的邻居。

因而,中国在南亚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在于加强该地区与周边的设施联通与贸易畅通,提升域内国家与中国的经济依存度,突破相对封闭的地理结构与印度一家独大的地缘政治障碍。中国可稳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续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尽早取得实质进展,并尽快落实“中尼印经济走廊”可行性研究。在当前印度阻力较大的形势下,可先以双边为基础,推动小多边建设。中巴、中尼、中缅、中孟等双边合作都已有较好基础,可逐步尝试扩展至三边或四方合作,如中阿巴、中缅孟、中斯马孟等小多边对话与合作机制。做到科学规划,连点成线,连线成面,步步推进,逐渐带动和盘活整个地区的生产要素流通,促进产业升级,优化贸易结构,提升贸易便利化,从而向区域经济一体化方向发展。

(三)如何应对阿富汗问题

在安全领域,中国需加强与阿富汗及周边国家的多边安全合作。就恐怖主义活动动向,与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中亚国家等保持密切沟通,在双边安全合作的基础上,探讨建立多边反恐协调机制。鉴于恐怖组织不断向阿北部与中亚、中国接壤地区渗透,阿富汗、中国、巴基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成立四国军队反恐合作协调机制便是该区域联合反恐合作取得的积极进展。随着印度和巴基斯坦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员国,将有利于加强地区反恐协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中国还应就“一带一路”项目的安保问题与相关国家达成责权协议,切实保障中方项目和人员的安全,努力降低暴恐袭击带来的危害。此外,阿巴、尼印和孟印等边境地区存在安全漏洞,恐怖主义活动与毒品走私、非法偷渡等跨国犯罪相互交织,可在联合打击恐怖主义活动的同时,采取联合行动有效遏制毒品走私、非法移民、武器交易等跨国犯罪活动。

在阿富汗和平进程问题上,中国展现大国担当,践行“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一直以来积极支持阿实现国家重建与民族和解。阿和平进程之所以长期难以取得突破,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各利益攸关方在阿问题上的冲突与博弈。为此,中国可在以下三个方面积极作为:一是推动各领域建立信任措施合作。通过在反恐、禁毒和灾害管理等领域开展联合培训,促进相关国家间相互了解和积极对话,共同探讨和交流在统筹协调多方力量参与反恐、禁毒和减灾救灾方面取得的经验和面临的挑战,为各国进一步合作打下互信基础。二是促进改善阿巴关系,实现中阿巴三方联动。阿巴在安全、政治和经济方面均息息相关,两国建立互信对阿国内和解及地区稳定起关键作用,并将降低特朗普阿富汗新战略带来的负面影响。阿巴发展战略均与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对接,推动“中巴经济走廊”向阿富汗延伸,加强三方经济、政治和安全等领域全面合作,“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安全”,实现该地区的共同发展与长治久安。三是发挥多边机制平台作用,凝聚相关国家合力。主要是利用阿巴中美四方协调组、上海合作组织—阿富汗联络组、阿富汗问题伊斯坦布尔进程外长会等对话与合作机制,加强相关问题的协商与沟通,注重发挥地区国家重要作用,促使阿富汗问题尽快取得实质性进展。


注释:



[1]李青燕:《阿富汗:中美新的合作空间》,《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6期。

[2] 《日本与印度将共同推进“亚洲经济走廊”》,中国驻日本使馆经商参处,2014年1月20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dxfw/cj/201401/20140100466202.shtml,访问日期:2017年7月20日。

[3] 《2016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贸易规模分析》,中商情报网,2017年5月17日,http://www.askci.com/news/finance/20170517/09295198237.shtml,访问日期:2017年10月5日。

[4]伍娅湄,《“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南亚贸易合作研究》,云南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5月,第50页。

[5] CPEC: long term plan 2017 launched on December 18,2017”, Ministry of Planning, Development & Reformhttp://pc.gov.pk/web/press/get_press/144,访问日期:2017年12月30日。

[6] Pakistan Economic Survey 2016-17, Ministry of Finance, Government of Pakistan,  http://www.finance.gov.pk/survey_1617.html, May, 2017.(巴基斯坦财年是指自每年7月1日起至次年6月30日止)

[7] World Bank Data India, https://data.worldbank.org/country/india?view=chart,访问日期:2017年8月5日。

[8]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on the Strategy in Afghanistan and South Asia”,whitehouse.gov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7/08/21/remarks-president-trump-strategy-afghanistan-and-south-asia访问日期:2017年8月5日。

[9] “Avoiding the Labors of Sisyphus: Strengthening U.S.-India Relations in a Trump Administration”,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7/01/18/avoiding-labors-of-sisyphus-strengthening-u.s.-india-relations-in-trump-administration-pub-67719,访问日期:2017年8月5日。

[10] Mario Esteban, “The China-Pakistan Corridor: a Transit, Economic or Development Corridor?” http://issi.org.pk/wp-content/uploads/2016/08/4-Mario_Esteban_SS_Vol_36_No.2_2016.pdf.访问日期:2017年8月5日。

[11]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7–2018,  http://www3.weforum.org/docs/GCR2017-2018/05FullReport/TheGlobalCompetitivenessReport2017%E2%80%932018.pdf,P.13,访问日期:2018年1月10日。

[12]Tim Craig, “These are the 11,000 soldiers who might save Afghanistan”,The WashingtonPost,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asia_pacific/these-are-the-11000-soldiers-who-might-save-afghanistan/2016/03/07/d250e9cc-e09a-11e5-8c00-8aa03741dced_story.html,访问日期:2017年8月10日。

[13]Special Inspector General for Afghanistan Reconstruction (Quarterly Report to Congress), SIGAR, https://www.sigar.mil/pdf/quarterlyreports/2017-10-30qr.pdf,October 30, 2017, P.106,访问日期:2017年12月20日。

[14] “Network Is the Key”, Carnegie India-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http://carnegieindia.org/2017/05/09/network-is-key-pub-69915,访问日期:2017年8月10日。


(来源:《国际论坛》,2018年第3期。本稿与发表稿略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