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号:

冷战后南亚地区形势演变的重要趋势

国研院 时间:2017-12-19 作者: 蓝建学 责编: 龚婷

蓝建学[①]

 

【内容提要】冷战后南亚地区经济、政治、安全形势及区内外国家间关系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域内外大国对南亚争夺加剧,热点难点问题日益凸显,南亚在全球地缘战略舞台上的权重持续增大。全球化和区域化两大进程深刻塑造了南亚各国政治、经济和社会进程。作为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环节,南亚对我国主权、安全、发展的战略价值凸出,印度对我国核心利益的冲击和影响与日俱增。南亚国家渴望获得中国支持的期待感、中国积极参与南亚事务的紧迫感相互加强,中国渐成塑造南亚经济社会发展和地缘政治变化的最重要外因之一,两地日益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未来,应对中印关系“新常态”、南亚地区战略地位提升应成为中国外交优先任务之一。

【关键词】冷战后;南亚地区;利益共同体;地缘政治博弈

 

冷战结束20多年后,南亚地区安全、政治、经济形势及区内外国家间关系均已发生重大变化,域内外大国对南亚争夺加剧,热点难点问题凸显,南亚在全球地缘战略舞台上的权重持续增大。全球化和区域化两大进程深刻塑造了南亚各国政治、经济和社会进程。作为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环节,南亚对我国主权、安全、发展的战略价值日益凸出。南亚国家渴望获得中国支持的期待感、中国积极参与南亚事务的紧迫感相互加强,中国逐渐成为塑造南亚经济社会发展和地缘政治变化的关键外因,从大趋势上看,中国与南亚两地日益结成休戚与共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经过二十多年演变后,中国有必要总结南亚地区局势演变的重要趋势、规律及走向,以更好规划下个阶段两地的互动与合作模式。

 

一、冷战后南亚地区形势演变的若干趋势

(一)印度经济上崛起壮大,外交攻势明显,抬升南亚在全球战略平台上的分量。1991年7月开始,印开始全面经济改革,转型本国的外交战略。20多年来,印度在政治、经济、军事、安全、文化及软实力方面的建设成就显著,在地区及全球的存在感不断增强。21世纪开始,印度经济大部分时间保持高位增速。2015年起,印经济增速超越中国。2007年开始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后,印度在几乎未实施强大经济刺激计划的情况下,依然保持高于6%的增速。[②] 2017年2月印财政部发布《经济调查报告》称,2016-2017财年印经济受莫迪政府货币改革影响,增速同比回落至6.5%-6.75%,低于此前预计的7.1%;但是,币改对印经济影响是暂时的,2017年3月底起印货币供应逐步恢复正常,预计2017-2018财年印经济增速将回升至6.75%- 7.5%。

在印度崛起的心理预期下,国际上的重要利益方竞相拉拢印度。印度在国际上左右逢源,大国雄心与信心满满,对外战略和政策趋于积极进取。纵观冷战结束后印度二十多年外交实践,可发现印度战略文化既有延续也有转变:尼赫鲁时代的大国思想、独立自主思想、印度中心思想、后尼赫鲁时期的现实主义思想及实力对实力的思想仍居主流地位;而冷战时期印度对外政策中的反西方的意识形态色彩、“不结盟”思想均已大为淡化,“不结盟和“第三世界联合”的主张已从官方词汇表中消失,印度对不结盟运动的介入也只剩下了早期的影子[③]。总体看,21世纪以来印度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中的主流指导思想是务实主义,它首要考量的是自身的国际地位、威望和利益,如果说冷战时期印度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主要是“被动和反应式的”,那么冷战后则表现得更加“积极和主动”。[④]

2014年5月印度人民党政府执政后,印外交中的实力政治、实用主义、民族主义色彩更加浓烈。“莫迪主义”基本围绕“大国化外交”和“经济外交”两大轴心运转,力图“再造印度”。莫迪外交团队强调,印外交须以“和平”为面子,以“权势”为里子,强调外交必须密切服务内政、实现印度大国梦的需要;主张印度应与合作伙伴扩大接触,向战略对手划定红线,“更加果断地坚持基于印度利益的实用主义”,极力向全世界证明印度的重要性;淡化印外交政策的不结盟色彩,摒弃夸夸其谈做派,转向“印度至上、结盟多国、灵活交易”,与主要全球大国进行实质性互动;加强对外部世界尤其是周边地区的军事威慑能力,强调只有以强大军力为后盾的外交政策才能取得成功。[⑤]在这一外交战略指引下,印度以“南亚超级大国”自居,编织在南亚地区的排他性秩序,打造印度版“门罗主义”。印推出雄心勃勃的印版“重返亚洲”战略,由“向东看”(Looking East)转向“向东干”(Acting East)。印还积极夯实“印度洋-太平洋两洋”战略,打造“两洋国家”的战略优势。在全球层面,印利用“全球平衡者”和“摇摆国家”身份,力求八面玲珑,从各方获取优质资源壮大自己。莫迪本人更着力扮演印对外贸易和经济外交的“总旗手”,出入各种“印度制造”宣传造势活动,将印外交政策聚焦在“为经济前景提供扶持的方面”,加深与主要大国的贸易联系,推动印经济复兴和地缘政治崛起。

印度经济崛起客观上抬高了南亚在亚太乃至全球地缘政治平台上的分量,吸引甚至迫使世人“重新发现”南亚次大陆,南亚次大陆渐成跨国公司和国际资本投资兴业的沃土。南亚各国中产阶级人口数量膨胀,人口结构结构年轻,经济增长预期良好,各国经济总体上均处于上行轨道(见图-1)。根据世行2017年4月报告,南亚仍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地区,该地区GDP增长预期由2016的6.7%上升至2017年的6.8%、2018年的7.1%。[⑥] 南亚次大陆尽管仍未摘除惯有的“贫穷、拥挤、暴恐、动荡”等标签,但逐渐被众多国际评级机构冠以“新兴市场”、“投资兴业沃土”、“新的增长中心”等新的头衔。


图-1  2014年-2019年南亚八国经济增长及预期



来源:世行报告2017年4月26日。CY-日历年度,FY-财政年度,EST-估算值,F-预测值。

 

(二)阿富汗和平进程持续混沌不定,成为阻碍整个南区实现安全稳定和区域合作的致命掣肘。自9·11事件以来,美国及北约盟友发动阿富汗战争,阿富汗遭受严重战争摧残,原有政治架构被打散,经济社会畸形发展,国家陷入无尽动荡之中,成为极端势力、暴恐势力的集散地、策源地和庇护所。“伊斯兰国”、基地等国际恐怖组织与塔利班等本土极端组织在阿巴地区相互激荡,破坏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在内外因素共同制约下,阿富汗政府与阿富汗塔利班谈谈打打,和平进程深陷僵局,短期内无解。即使在美北约联军援助下,阿政府军仍无法从战场上消灭阿塔有生力量,自身还遭遇惨重伤亡。2017年2月,美国阿富汗重建特别监察长办公室发布报告显示,北约将阿安全防务移交给阿部队两年后,当地部队仍无法有效控制塔利班分子,塔利班在阿控制范围呈扩大趋势;2016年全年,塔利班实际控制和影响了阿400个社区中的171个,政府控制的地盘从2015年的72%下降至2016年的57%。在这种地面战场态势下,阿塔重回谈判桌动力大减。美、欧、俄罗斯等国际力量的涉阿和平方案侧重点不同,相互间难以形成合力。美北约在阿问题上倾向于甩手不管,将烂摊子留给地区利益攸关方。2017年4月,阿国民军位于阿北部巴尔赫省首府马扎里沙里夫的驻地遭塔利班武装分子恐怖袭击,造成至少150人死亡,超过80人受伤。这是该省近年来伤亡最为惨重的一次袭击,凸显阿安全形势明显恶化,表明塔利班已渗透相对平静的阿北部地区。

作为阿富汗关键邻国,巴基斯坦亦受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严重威胁。巴军方2014 年起在本国西北部和南部展开“利剑行动”以来,显著削减了巴恐怖袭击和反叛活动。2014年至2015 年,巴境内恐怖主义活动数量和致死人数分别减少了42.1%和42.3%。不过,巴境内仍频频发生导致大规模死伤的暴恐袭击事件,凸显了巴仰赖军事手段打恐战略的局限性。巴旁遮普省南部极端组织活动频仍,俾路支省反政府武装趋于活跃,并获国际反巴势力支持。巴阿边境极端网络远未被肃清,并渗透巴全国各地搞暴恐活动。2016年8月,巴俾路支省首府奎达一家医院遭炸弹袭击,致70人死亡,110余人伤。2017年2月,巴全境一周里竟发生了六起惨烈恐袭案件,其中仅信德省塞赫万地区的自杀式爆炸袭击就造成100多人死亡,上百人受伤。与此同时,美军在巴境内猎杀阿塔头目曼苏尔后,美国大幅修正对巴政策,美巴关系持续下滑,美联手印度对巴全方位“围剿”;阿巴两国在反恐与安全问题上相互指责,难以达成相互谅解与合力,巴面临更加严峻的地缘战略环境。

(三)美国南亚战略焦点不断调整,总体由“扶持巴基斯坦、平衡印巴”变成“压巴扶印、抑制中国”。自2000年美总统克林顿访问印度起,美印关系逐步升温,美南亚战略开始调整。两国当时签署了《印美关系:21世纪展望》文件,确认双方将致力于建立一种“持久的、政治上有建设性、经济上有成果的”新型伙伴关系。不过,2001年911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中断了美印关系急剧升温、美巴关系每况愈下的势头,美国迅速改变了其南亚政策的既定方向,大幅回调对印、对巴关系,将“重印轻巴”、“扬印抑巴”改为“重巴顾印”。[⑦]2006年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印签署《美印民用核能合作协议》,规定美可在印未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情况下,向印提供美核技术与核燃料。该协议在印美关系发展史上具里程碑意义,标志着美正式放弃“平衡兼顾印巴”的传统南亚政策、改为“大力扶植印度、牵制中国壮大”,印巴核威慑平衡也被打破。奥巴马当政时期,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急于从阿富汗战争泥潭中脱身,印度成为美亚太战略的重要棋子。印度显著淡化其 “战略自主”(Strategic Autonomy)的传统外交价值取向,印在实利外交的指引下,逐步走上“联美制华”之路。2016年4月,印美达成了《后勤交换协议备忘录》(LEMOA)草案,旨在互用对方陆海空基地进行补给、维护和休整,联合军演和生产装备。印还以“开放心态”与美谈判签署《通信和信息安全协议备忘录》(CISMOA),以确保两国军队联合行动时能机密通讯;继续与美商签《基本交流合作协议》(BECA),以共享和交换地形、海上及航空数据。此外,美支持印加入“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和“核供应国集团”,支持印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扮演更为积极的经济角色,呼吁印通过将印与东南亚联系起来的“印太经济走廊”,加强与东南亚的互通互联。[⑧] 特朗普上台后推出美国新的“阿富汗及南亚战略”,加大对印的扶持和一种力度。美印拟“发展持续100年的更紧密的军事、经贸和外交伙伴关系,作为抵御中国的堡垒”;“美国正在探索如何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构建新的安全架构,可能扩大美国、印度和日本的三国集团,纳入澳大利亚和其他一些国家”,构建“牵制中国阵线”。[⑨] 总体上看,新世纪以来,印美关系已逐渐从“相互疏远”变为“战略合作伙伴”,并向“准军事盟友关系”方向演变,印度对外战略方针发生了重大变化,南亚地区传统的大国均势结构逐渐被打破,正在酝酿新的大国互动格局。

(四)南亚区内的互联互通、南亚与其他地区的交互融通蔚然成势。作为一个相对独立封闭的地理单元,南亚次大陆一度徘徊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浪潮边缘。但近年来,随着各种外部势力介入南亚事务,南亚内部连通性明显上升,南亚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也呈扩张态势。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合作进展有限,但仍持续上行,南亚域内自贸区和双多边贸易便利化协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中国“一带一路”倡议逐渐在南亚扎根,中巴经济走廊早期收获取得重要进展,有力促进东亚与南亚及中西亚地区的互联互通。中国与阿富汗探讨修建“中国-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伊朗”五国铁路,阿方希望通过该项目加强地区互联互通。[⑩]孟中印缅经济走廊(BCIM-EC)尽管进展缓慢,但走廊框架下的双边联通项目取得一定进展。印度着力在南亚及其边缘地区推行由其主导的区域、次区域倡议,积极运作“孟不印尼四国运输走廊”(BBIN)、印缅泰三国战略公路、“环孟加拉湾多部门技术经济合作计划”等联通计划,打造东西走向的、印度与南亚及东南亚的基础设施联通项目。印拟在缅甸修建实兑港,建设实兑经济特区,将印缅泰战略公路延伸至老挝、柬埔寨和越南。印还与伊朗商签协议,投资承建伊南部恰巴哈尔港,印、伊、阿富汗三国打算以恰港为枢纽,打造新的区域贸易运输走廊。印日积极推销所谓“亚非增长走廊计划”(AAGC),旨在反制和对冲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大致来看,印正以喜马拉雅地区、印度洋、湄公河次区域为三个地理支点,打造以自己为核心的区域联通体系。[11] 与此同时,随着印巴签署《加入上合组织义务的备忘录》,斯里兰卡、尼泊尔成上合对话伙伴国,中亚与南亚地理政治板块进一步融合。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TAPI)四国天然气管道项目、中亚-南亚输变电线项目(CASA-1000)两大地区联通项目也取得一定进展。总体看,南亚内部互联互通及南亚与其他地区的交互融通,不仅是基础设施领域的物理链接,也是政治、经济、安全防务、人文交流、软实力等方面的无形联通,客观上打破了南亚次大陆的地理藩篱,使南亚与世界的相互依存度明显上升。

(五)暴力恐怖势力与宗教激进势力在南亚地区消长互见,相互激荡。长期以来,南亚一直是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三股势力”兴风作浪的沃土。9·11事件以来,南亚地区极端组织和极端网络的生态在不断演化、裂变。阿富汗塔利班、巴基斯坦塔利班、基地组织、“哈卡尼网络”、“穆罕默德军”、“羌格维军”、“虔诚军”、“乌伊运”、“东伊运”等形形色色的暴恐组织或反叛武装此起彼伏。近年来,“伊斯兰国”作为国际恐怖势力“新贵”大举渗透南亚,趁乱在阿、巴、孟等国扩大足迹,兼并或渗透南亚本土恐怖网络,导致本地区原有的恐怖势力格局产生变数。随着莫迪上台及印度人民党“一党独大”,印度教极端民族主义在印全境肆虐,印度社会的宽容性、多样性明显受到冲击,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固有矛盾再度突出。与此同时,受中东地区形势动荡影响,南亚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或将再度勃兴,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甚或马尔代夫的宗教激进化苗头值得警惕。2016年7月孟加拉国首都达卡使馆区发生重大恐怖袭击,对孟社会稳定和“温和穆斯林国家”形象造成重大冲击,孟可能成为“伊斯兰国”等国际恐怖势力在南亚潜在新据点。孟安全分析机构认为,达卡恐怖袭击透露出的危险信号是,即使有着世俗教育背景、且家境优越的人亦可能在短时间内变得极端化,尤其是在互联网极端宗教宣传激增的情况下。

(六)印度洋地区地缘政治争夺大幕渐次拉开,域内外大国加速角力。印度相继提出“印太两洋” 、“印度洋净安全提出者”、“季风航路计划”等海洋战略和倡议。美、日、印在印度洋加强联防与安保合作,所谓“美日印澳四国民主轴心”在印度洋上隐现。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驻印外交政策研究员贾伊尚卡尔(Dhruva Jaishankar)声称:“印度洋地区或变得日益军事化。印度洋已出现了10年前还预料不到的某种程度的竞争,中国、日本、美国、新加坡、印度在整个印度洋沿岸大举投资,从伊朗到吉布提,从东非到东南亚。在未来一二十年内,印度洋将成为安全竞争的首要焦点。”[12] 部分美印智库鼓噪称,“面对中国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咄咄逼人行动,印、美、日须合作,美印双边合作、美日印三边联防将决定印太地区的‘安全参数’”。[13]

为争夺环孟加拉湾沿岸经济开发主导权,淡化中国影响力,日本近年来加大对东南亚、南亚国家经济投入。日政府提出沿着孟加拉国“达卡-吉大港-考克斯巴扎”一线,建立连接南亚和东南亚的“环孟加拉湾工业增长带”(BIG-B)构想。日还承诺在4-5年内向孟提供约6000亿日元(约57.1亿美元)经济援助,日企优先进驻孟5处出口加工区,给予孟8884种商品进口“零关税”待遇,放宽对孟普惠制待遇原产地标准。[14]缅甸民盟政府上台之后,日政府加大对缅援助,扩大企业投资,建设经济特区,助缅制定产业规划。日还慷慨援助斯里兰卡“海洋安全能力提升”项目,增强斯海岸警卫队能力。由日主导的亚行帮助印在中印边界印方一侧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孟不印尼四国运输走廊”,旨在“降低南亚国家与其他亚洲国家间的非关税壁垒和贸易成本,最终在孟加拉湾沿岸建立起由日本主导的区域合作构想”[15]

俄罗斯刻意凸显其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角色与分量。俄积极介入阿富汗和平进程,近来积极在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之间劝和促谈,而过去俄与塔利班运动互为不共戴天的仇敌。为牵制印美日益密切的防务合作,俄加大与巴基斯坦安全防务合作。尽管面临美竞争,俄依旧巩固在印军火市场份额。俄与孟加拉国签署113.8亿美元政府间贷款协议在孟建核电站。俄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拟与孟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俄孟间军贸伙伴关系也逐渐加强,俄希望在印度洋沿岸获立足之地的意图相当明显。

 

、影响21世纪以来南亚地区局势演变的关键因素

(一)传统安全领域的障碍难以逾越。21世纪以来南亚地区局势演变过程表明,主权争端、边界冲突、军事对峙等传统安全问题,依然是塑造该地区国家间关系性质及形态的最主要变量。比如,克什米尔主权争端仍然是印巴关系难以逾越的障碍,两国在该地区实控线附近时有交火,互有死伤。印度军警长期残酷镇压印控克区分离主义运动,当地人积聚不满和怨恨。2016年7月,印政府军在印控克区南部打死了著名反政府武装、“圣战者组织”的高级领导人,引起当地严重骚乱,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印度还越过控制线对以巴为基地的武装分子实施所谓“外科手术式打击”,印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再如,多年来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围绕杜兰线不时发生冲突,两国关系龃龉不断,并掺杂印度因素、越境恐怖袭击等复杂问题。杜兰线为1893年划定的阿富汗与英属印度间边界线,阿方认为杜兰线是英国殖民者强加给阿的不公正边境线,坚决反对巴方在共同边境地区展开任何形式的建造活动。此外,自2009年以来,印度持续强化在中印边界争议区内的军力建构和实际占领,纵容和利用“藏独”分裂势力对中国施压,引入美、日等第三方势力,使中印边界争端有国际化倾向,拉高了边界争端在两国关系中的分量。低烈度、高频度的边界军事对峙成为中印关系的一种常态,对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造成诸多消极影响。[16]

(二)非传统安全因素成为突出诱因。9.11事件和阿富汗战争以来,南亚成为全球发生恐怖袭击最多和恐怖袭击造成死伤人数最多的地区,印、巴、阿被列为恐怖袭击最为严重、最为频繁的国家行列。近年来,国际恐怖势力向南亚回流或扩散,“伊斯兰国”趁乱起势。印巴两国、阿巴两国长期围绕着“跨界恐怖主义渗透” 问题,激烈相互指责,地区层面的打恐合作迟迟未变成现实。安全形势“持续高烧不退”,迟滞了南亚地区经济、社会、人文方面本应更快的发展势头。

毒品泛滥问题是引致南亚地区动荡的另一非传统安全诱因。随着驻阿富汗国际救援组织及安全援助部队撤出,阿“战争经济”快速发展态势戛然而止,农业收成回落,贫困现象增加,鸦片种植逐渐成为阿支柱产业。根据阿富汗禁毒部和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调查报告,截至2016年底,阿仍为全球最大鸦片生产国,毒品经济占阿GDP比重达到1/3以上;鸦片种植面积为20.1万公顷,同比增长10%;产量为4800吨,同比增长43%;阿南部、西部和东部省份是阿鸦片主产区,占全国鸦片种植面积的93%;在阿全部34个省份中,仅13个省未种鸦片。毒品不仅豢养反叛武装,并导致在阿恐怖组织和极端势力激烈争夺主产鸦片的省份,同时也严重侵蚀阿经济肌体,并向中亚等周边地区外溢,成为令人头疼的地区性问题。

(三)经济全球化与科学技术深度发展。南亚次大陆一度自外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潮流。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南亚国家逐渐打破地理藩篱,融入全球化进程,并接受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和塑造。南亚国家之所以推出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构想,主要缘于该地区经济水平低下。南亚高人口密度和低工业化水平,使得以小规模人口为基础的初级产品商业化发展的国内资本形成模式前景十分暗淡,加之该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经济以农业为主,外汇储备主要依赖于初级工业品和工业原材料出口,南亚各国的资本积累渠道十分有限。[17]在此背景下,通过参与全球进程,参加一体化经济组织,促进南亚各国国内资本形成和积累,不失为南亚国家的一种有益探索。一体化组织可以保证南亚国家在低成本基础上进行初级产品贸易,区内小国可向工业化相对较强的国家如印度和巴基斯坦出口初级产品,有利于降低印巴两国生产成本,并创造区内贸易和贸易扩大效应。

在信息、通讯与交通技术变革推动下,参与全球经济活动的空间距离均大大缩短,南亚主要国家的生产、消费、出口、外来投资与国际市场休戚与共,被迫放弃一度盛行的保护主义政策和封闭经济战略。自20世纪90年代起,印度施行逐渐放开的自由经济政策,巴、孟、斯等国则着力构建完全开放的经济体系。这些政策措施的出台,是南亚各国在断裂的全球化所带来的贸易与金融开放的大环境中,迫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压力而为,但在实际效果上的确增强了南亚各国经济自由化趋势,同时也推动了南亚国家探讨区域性经济合作。当然,对南亚国家而言,与全球化接轨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印、巴、斯等国由于实施经济自由化政策,在过去几年GDP年均增长率5%-7%;另一方面,全球化同时也伤害了南亚的农业国,加剧贫富悬殊和贫困现象,比如美国和欧盟对农产品补贴政策使南亚国家出口严重受损,世贸组纺织品配额制也曾让南亚纺织行业遭到重创。[18]

全球化也加速了南亚地区各国政治社会文化领域的流动性和西化进程。以印度为例,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全球化和自由化的影响,以及新兴中产阶级和青少年人口的膨胀,消费主义在印度大城市兴起。印度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从1991年的稍低于17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2064亿美元。通过新的融资,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工商业活动、日益增长的互联网用户和国际媒体的渗透,印度社会越来越多地接触到新的品牌、文化和理念。其结果,物质财富日益成为印度社会地位的象征。下层的低种姓人士的目标最终是模仿上层高种姓社会阶层的宗教信仰,包括他们的饮食、衣着和风俗习惯,以争取更高层次的社会地位。同时,印度新富阶层有意地令自己的饮食、衣着和生活方式等表现出较为国际化和西方化的色彩。虽然传统的种姓身份意识仍发挥着作用,一些保守势力和极端宗教势力不时进行反制,但是印度社会阶层的流动性日趋活跃。[19]

(四)地缘政治回归,涉海问题持续高烧不退。长期以来,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东盟、欧洲、中东等域外国家和地区不断对南亚施加塑造和影响。随着海洋安全问题在全球范围内显著凸显,大国或大国集团竞相争夺印度洋咽喉要地,印度洋逐渐成为全球地缘政治的主要角力场,“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成为地缘政治领域新热词。由于地缘政治强势回归,涉海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升温,除美欧等传统地缘政治棋手外,近年来日、俄逐渐成为南亚地缘政治棋盘上不可忽视的重要玩家。

 

三、中国与南亚两地关系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一)中国与南亚整体关系日益密切,并深刻塑造了南亚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及有关国家之间的关系。

21世纪以来,南亚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持续提升。中国逐渐成为塑造南亚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地缘政治变化的关键外因,中国与南亚的关系引发主要利益攸关方的密切关注。目前,中国几乎与所有南亚国家都建立起紧密的政治伙伴关系,安全防务合作日益成为新的增长点,中国日益融入南亚次大陆的地缘政治板块。

近年来,中国与南亚国家的经贸合作也取得长足发展,合作已遍及贸易、投资、基础设施、服务等各个领域,双边及多边经贸合作基础得到了巩固和加强。[20]一是双边贸易稳步增长。据中方统计,在全球贸易不太景气的大环境下,2015年中国与印、巴、孟、斯、尼泊尔、马尔代夫、阿富汗和不丹等南盟8国的贸易总额为1112.2亿美元,同比增长4.9%。二是工程承包合作迅速发展。南亚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需求规模庞大,是中国海外工程承包合作的重要市场。2015年,中国企业在南亚国家新签工程承包合同额212.8亿美元,同比增长82.1%,主要涉及电站、通讯、公路建设等领域。2016年第1季度,中企在南亚新签工程承包合同额约51亿美元,同比增长2倍。三是双向投资方兴未艾。2015年,中国在南亚国家新增实际投资8.4亿美元,南亚国家在华实际投资8222万美元,同比增长9.1%。截至2015年底,中国在南亚国家直接投资存量累计122.9亿美元,南亚国家累计在华实际投资8.9亿美元。中国已成南亚国家主要外资来源国,也是南亚部分国家头号外资来源国。四是自贸区建设高速推进。中国已与巴基斯坦建成自贸区,与尼泊尔启动了自贸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并加快推进中国-斯里兰卡、中国-马尔代夫等自贸区谈判。五是境外合作园区建设进展顺利。目前中国企业主要在巴、印、孟、斯等国家开展合作园区建设。中巴海尔-鲁巴经贸合作区发展成效显著,为当地税收与就业做出积极贡献。

(二)“一带一路”倡议迎难而上,稳步在南亚稳步扎根与推进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南亚地区是该倡议的交汇区和先行区,也是该倡议实质性早期收获分布较为密集的地区。2015年3月,中国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认为“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关联紧密,要进一步推动合作,取得更大进展”。目前,“一带一路”倡议已在南亚生根发芽,逐步形成了以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尼跨喜马拉雅通道、中国与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的海上互联互通为四大载体,以港口、路桥、产业园区、政策沟通、民心相通为支撑的合作共建格局,成为新时期中国深化与南亚务实合作的主要框架。随着该倡议在南亚示范效应增大,南亚八国及中亚、伊朗、缅甸等周边辐射地区均或多或少、或深或浅与该倡议发生关联,随着时间推移有望形成“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地区利益共同体。

中国在南亚稳步推进 “一带一路”稳步推进同时,已经并将继续遇到风险和挑战。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进展顺利,进入全面实施阶段,但挑战不容忽视。巴国内政治“极化”、境内暴恐势力猖獗、印度及其他外力干扰等,对走廊建设及运营的威胁不容忽视。此外,阿富汗安全形势倒退,和平进程中断,阿巴再度对峙,美加速“抑巴扬印”等动态,也增加中巴经济走廊风险。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框架下的联通项目虽有所进展,但由于印度消极和抵制,走廊整体推进效果大打折扣,远落后于预期。印度对中国“一带一路”总体倡议保持警惕和防范,并着手打造以印为核心、绕过中国的地区联通体系。中国与尼泊尔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内,加速贸易、交通、能源、电信等领域的合作,但印度希望继续掌控尼内政外交,暗中掣肘中尼互联互通进程。中国与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合作亦取得不小进展,但相关合作亦遭遇各种反华势力的干扰和破坏。

(三)中印关系中的合作性与竞争性同步上升,成为中印关系“新常态”。

从2004年辛格政府上台到2014年莫迪政府上台执政,印度内政外交发生了重大变化。十余年来,印度巧用国际上各种矛盾,营造有利于自身崛起的战略环境,印外交政策的两面性、进攻性性更加鲜明,基本围绕“大国外交”和“经济外交”两大轴心运转。[21] 新时期中印两国综合国力“双峰崛起”,影响两国关系的内生动力及外部因素更加多元,印度对中国主权、安全及发展利益的影响愈趋明显。近两三年来,中印关系发生了一些显著的重要变化:

第一,印度对华外交更加凸显实力政治和民粹色彩。印对华鹰派势力在政府决策圈内逐渐占主导地位,在边界、涉藏、涉台、南海、中巴经济走廊、核供应国集团、联合国涉巴基斯坦嫌犯列名等新老问题上频频出击,对华“严格按照对等原则来办事”,讲求挂钩与交易,与中国“对着干”姿态突出。[22] 印度在中印边界地区加强战略存在和战备部署,开展进逼式巡逻,两国在边界地区的对峙事件发生频率上升。

第二,印度对华两面性突出,主动对抗的一面有所强化。莫迪政府上台后,印对中国采取“双轨”(Two-Track)政策:一方面向中资打开大门,进一步走进中国经济轨道;另一方面加强军事准备和战略合作,应对中国崛起。[23]。印度加大对其南亚邻国的拉拢,对中小邻国发展对华关系,印明里暗里从中作梗,打压和“教训敢于对中国友好的国家”。同时,印在“向东干”(Acting East)的战略政策框架内,积极与亚太地区一些反华势力加大合作,对冲与牵制中国影响力的扩大。

第三,中印经贸投资合作的压舱石作用有所弱化,双边贸易摩擦上升。印度学界一度认为,尽管两国存在边界问题,且互为地缘政治对手,但贸易将成为印度对华政策的中心考量。[24]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印贸易增长迅猛,曾被认为是两国和解进程中最强大、最积极的支撑力量。但近年来,由于中印贸易结构短期内难以彻底改变,印对华贸易逆差逐年扩大,印在推进对华贸易合作方面的积极性下降,频频发起贸易救济措施。由于中印战略互信水平较低,印安全部门经常盘查和掣肘中国赴印正常商业投资。2016年底印度社交媒体发起了一场所谓“抵制中国货”运动,尽管雷声大雨点小,但其折射出的中印经贸合作被政治化、被妖魔化的动向让人忧虑。

第四,中印关系重心“由官向民”下放,人文交流日盛,但急需加强科学规划。随着中印关系重心渐趋下将,人文交流对双边关系的“加分价值”逐渐突出。未来,两国政府和职能部门需对人文交流做出长远的、系统性的规划,尽量规避政出多头、缺乏呼应、零星碎片化、可持续性差、表面热闹但效果有限等现象。

(四)印度逐渐淡化传统“不结盟”外交,或将改变中国周边地缘战略环境。

印美加紧战略及防务协调,印日防务合作日益制度化,对亚太地区战略环境的冲击值得警惕。未来美国将进一步对印加强军事技术转让,培植印度成为在印度洋地区抗衡中国军力的区域性力量。[25]印度这种外交战略上的巨变,究竟是为达成某种目的的权宜之计,还是未来印度外交的不归之路,值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及地区有关国家仔细观察。若印放弃不结盟外交和“战略自主”,必然引起相关国家的多角反应,届时印度恐将无法继续享受左右逢源、八面玲珑的战略优势。印度逐渐成为中国周边地缘环境复杂化的新动因。

 

四、结论

在域内外因素双重作用下,21世纪以来南亚地区政治、经济、安全形势演变日新月异,本地区国家之间及其与外围大国之间的关系暗流涌动。中国需以全新的视角和更强烈的敏感性,留意和应对该地区时局的演变动态与趋势,加大对该地区的战略及战术投入,绑牢中国与南亚地区之间的利益纽带,积极维护中国周边地区的安全、发展和稳定。展望未来,南亚将成为中国对外关系和周边外交的新增长点,两地关系将迎来大发展的历史性机遇。随着中印同步壮大,调整各自对外战略取向,中印关系内涵与外延均将进一步拓展,两国关系中的竞合性将更加明显,中印关系迎来关键的转型期。长远看,处理中国与南亚关系应牢牢把握三个定位:一是两地结成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排除冷战思维和零和游戏,共同实现民族复兴。二是两地结成引领增长的合作伙伴,分享发展经验和发展红利,携手推进亚洲繁荣及亚洲新安全观。三是两地结成战略协作的全球伙伴,推动亚洲战略安全和稳定,推动国际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 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

[]  冯明:《如果印度经济崛起,中国准备好了吗?》,《东方早报》20160609日。

[] Kanti Bajpai, “Indian Strategic Culture”, in Michael R. Chambers ed. South Asia in 2020: Future Strategic Balances and Alliances, published by the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SSI), November 2002, p.289.

[] 参见孙士海、江亦丽:《二战后南亚国家对外关系研究》,方志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页。

[] See Harsh V. Pant, “Out with Non-Alignment, in with a ‘Modi Doctrine’ ”, The Diplomat, Nov.13, 2014.

[]  “Globalization Backlash,” SOUTH ASIA ECONOMIC FOCUS SPRING 2017, World Bank Report, April 2017.

[] 马加力:《“911”事件后美国南亚政策的变化》,《南亚研究》2001年第2期。

[] Singh Tridivesh MainMaithili Parikh:《印度与亚细安的关系》,《联合早报》20161019日。

[] 卡特里娜•曼森:《美国愿与印度发展百年战略关系》,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20171019日。

[]《阿外长:中阿双方探讨连接中国与伊朗的铁路项目 》,俄卫星新闻网(Sputniknews)20160126日。

[11] 参见范思聪:《从金砖国家果阿峰会看印度南亚战略》,载《金融时报》中文网,20161025日。

[12] James Bennett, “Chinese Development in Indian Ocean Raising Concern of Possible Militarisation among Major Players,” ABC, February 09, 2017.

[13] PTI, “India, US, Japan cooperation necessary to face China: Scholars,” Zee News, March 5, 2017.

[14]《日本首相访孟情况综述》,中国驻孟加拉国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201499日。

[15]  ASMG Kibria, “Bangladesh Juggles Chinese, Japanese Interest,” The Diplomat, January 05, 2015.

[16] 邱美荣:《印度在中印边界争端中的新动向》,《现代国际关系》201606期。

[17] 参阅张红霞 Falah H.Abed :《断裂的全球化与南亚区域合作》,《亚太经济》 2008年第3期。

[18]参阅 张红霞 Falah H.Abed :《断裂的全球化与南亚区域合作》,《亚太经济》 2008年第3期。

[19] Tej Parikh, “India's Consumer Caste System: How Globalization Has Shifted India’s Social Dynamics,” The Diplomat, April 08, 2017.

[20] 参见《商务部副部长高燕:2015年中国与南盟贸易总额高达1112.2亿美元》,载国际在线201655 日。

[21] 蓝建学:《新时期印度外交与中印关系》,《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03期。

[22] Harsh V Pant, “Standing Up To China: Modi Govt Has Changed the Terms of Engagement with Beijing,” Swarajya, Apr 04, 2017.

[23] Niharika Mandhana, “China Set to Step Up Investment in Indi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 15, 2014

[24] Niranjan Sahoo, “Decoding Modi’s Foreign Policy,” Sept 23, 2014,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4/09/23/.

[25]  苏玉兰:《因应中国威胁印美提升国防合作》,载《联合早报》 2016129日。


   (来源:《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7年第6期。文章发表时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