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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非法越界:无理取闹,伤友好根基

国研院 时间:2017-08-02 作者: 宁胜男 责编: 李敏捷


2017年6月中旬,印度边防人员越过中印锡金段边界进入中方境内,阻挠中国边防部队在洞朗地区的正常活动,截至目前,双方军队形成对峙已一个月之久。此次对峙被形容为“1962年中印战争后最严重的一次边境事件”,引得中印舆论一片沸腾。众所周知,中印之间确实存在边界争端,约2000公里的边界尚未划定,双方也曾在争议边界上有过数次的对峙和摩擦。但是,与以往事件不同的是,印度此次越过的是双方的已定锡金段边界。在中印关系整体良性、中印合作日益拓展的21世纪,印度选择如此行事,背后的动机和原因值得深入探究。

 

印越界非法性毋庸置疑

此次事件的是非曲直十分清楚,起因就在于印方边防人员越过中印已定的锡金段边界进入中方境内。中印边界锡金段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根据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第一款规定,西藏与锡金(现印度锡金邦)以流入锡金梯斯塔河及其支流的水流和流入西藏莫竹河及向北流入其他西藏境内河流的水流间的分水岭为边界。这段边界线起自与不丹交界的吉姆马珍山,并沿着上述分水岭直至与尼泊尔边界。印度独立以后,印度政府多次以书面形式对此予以确认,承认双方对锡金段边界走向没有异议。1959年3月22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在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表示,“印度的保护国锡金同中国西藏地方的边界,是由1890年的英中条约所确定,1895年共同在地面上标定。”同年9月,尼赫鲁总理复信周总理时又明确表示,“1890年的条约确定了锡金和西藏之间的边界。这条线在1895年加以标定。关于锡金同西藏地方的边界,不存在任何纠纷。”因此,中印边界锡金段是由中印双方共同确定的,有1890年条约作为基础。根据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中印在锡金段的边界不存在历史争议。印方军队越过此段已定边界,本身已经违反了历史界约和国际法,其非法性不可辩驳。

其次,无论从历史、法理还是现地角度来看,洞朗地区都属于中国领土。从历史上看,洞朗一直是西藏亚东地区边民的传统牧场,中方对该地进行良好管辖。上世纪60年代之前,不丹边民如要进入洞朗过牧,必须征得中方同意,也都向中方交纳了草税,西藏档案馆目前仍保留有部分草税收据。清朝驻藏大臣还曾在洞朗南端中不边界传统习惯线上设立过界标。从法理上看,1890年历史界约明确规定了吉姆马珍雪山是中印不三国交界点,洞朗地区在中印、中不边界的中方一侧。从现地上看,中方对洞朗地区有完全的管辖,中方边防部队和牧民每年均在此巡逻放牧,并修有众多生产生活设施。因此,洞朗为中国领土这一事实不容改变。中方此次在洞朗的筑路施工地区完全位于中国—不丹传统习惯线的中方一侧,也完全在中方管辖之下,属于合理合法的举动,不存在违反协定、破坏现状的情况。

第三,所谓“安全关切”借口荒谬,无法合法化印越境行为。对于此次越境事件,印方给出的解释为“中国在洞朗地区筑路改变了地区现状,对印西里古里走廊甚至东北诸邦的安全构成威胁,印对此存在严重安全焦虑”。但是,在国际体系中,尤其是现行国际规则和国际法框架下,“安全关切”完全不能构成越境进入他国领土的理由。

近年来,印度在东北部地区大兴土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公路、机场等基础设建设。2017年5月26日,印度最长的大桥—多拉·萨迪亚(Dhola-Sadiya)大桥正式通车。该桥长达9.2公里,跨越布拉马普特拉河,将中国藏南地区(印度所谓“阿鲁纳恰尔邦”)与靠近印度内陆的阿萨姆邦连接起来,使印从阿萨姆邦运送部队到中印争议地区岗哨的时间将比原来缩短3到4个小时。除不惜代价建设交通要道之外,印度政府还以“维护东北地区安全”为由在此地部署大量军事力量。一直以来,东北地区被印度政府视为保卫印度主体的战略要冲。但是,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基础设施水平落后,包括阿萨姆邦、那加兰邦、曼尼普尔邦、那加兰邦等在内的东北各邦发展水平落后,人民生活困苦,对中央政府颇有怨言。更让印政府不安的是,印度东北部分离主义运动此起彼伏,并与部族冲突、宗教矛盾交织在一起,成为长期困扰印度国内安全的一个“慢性溃疡”,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一直未停歇。印对东北部地区,尤其是连接东北省份和印度本土的重要通道、俗称印度“鸡脖子”的西里古里走廊投注了大量的战略精力。长期以来,印军方对西里古里走廊部署大量军力来确保其安全,在走廊设有空军基地、大量陆军以及“印藏边界警察”部队、边防保安队和情报机构特别服务局等武装力量和机构。

然而,重重武装、重兵布守依然无法消除印度的“被害妄想症”,印国内部分政客、媒体炒作中国对西里古里走廊的“致命性威胁”,对于此次中国在洞朗地区正常的修路和基础设施建设行为,印国内却将其解读为中国在洞朗地区谋求对印发起“压倒性攻势”的能力,认为“一旦道路建成,中国将轻而易举切断东北各邦与印度本土的联系,并对加尔各答和比哈尔平原构成严重威胁”。且不论印主观臆断出的“安全焦虑”是否有根据,仅仅是以存在安全关切为由就派军队越界进入他国领土,这在国际外交和军事史上也属罕见,充分暴露了印对国际法原则的轻视、对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不尊重以及将自身利益凌驾于他国权利之上的决策准则。

 

以“保护不丹”之名,行侵害不丹主权之实

在此次对峙事件中,印度提出的另一越界借口为“保护不丹”。印度有意模糊概念,将洞朗地区渲染为“中不争议领土”,继而打着“保护不丹”的旗号,试图颠倒黑白,将自身塑造成为不丹“挺身而出”的光辉形象。讽刺的是,真正一直在侵害不丹主权,“霸凌”不丹的正是印度自己。

20世纪40年代末,印度甫一独立,便急于继承英殖民者在不丹的特殊权益。1949年8月,印度与不丹签署《永久和平友好条约》,该条约第二条规定:“不丹政府方面同意在有关对外关系方面受印度的指导”,印度由此控制了不丹的外交决策,将不丹置于自己的“从属国”地位。该条约第三条、第六条还就印度控制不丹的商业贸易和武器进口做了规定。此外,条约第十条还规定“本条约应继续永久有效,除非双方同意终止或修正”,这就意味着不丹方无权终止或修正此不平等条约,印度对不丹的霸权主义行径在此条约中暴露无遗。

进入21世纪以来,迫于不丹政府的强烈反对和国际社会的压力,2007年印度与不丹签订了修正版的《印不友好条约》,根据新条约,不丹可以自主决定外交事务,并且可以从其他国家购买武器装备。但是,印度表面上将外交、军事等国家主权事务交还不丹政府,实则仍对不丹内政、外交大加干涉。2013年不丹大选前夕,印度为推翻奉行独立外交政策的廷莱政府,于大选前13天突然取消对不丹的燃气和煤油补贴,由于不丹燃气等必需品进口严重依赖印度,一时不丹国内燃气价格飞涨,引发选民对政府不满,廷莱政府在大选中被踢出局。不丹的国民经济也掌控在印度手里,印度是不丹最大的援助国、债权国和贸易伙伴,与印度贸易额占不丹总贸易额的95%左右。此外,印度始终在不丹拥有军事力量。在21世纪的今天,印度部分政客和学者还存有着殖民主义的心态,认为不丹理所应当成为印度“附属国”,理应唯印度马首是瞻。

不丹作为联合国正式成员国,有权与任一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而不受任何国家控制与干涉。中不之间外交关系虽尚未建立,但中国尊重不丹作为联合国成员国的主权国家地位,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以平等、友好的态度对待不丹。1984年起,中不两国轮流在北京和不丹首都廷布举行中不边界会谈。1998年,两国在第12轮边界会谈期间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不丹王国政府关于在中不边境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这是两国第一个政府间协定,对维护两国边境地区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截至2016年12月,双方共举行了24轮边界会谈以及8次边界问题专家组会议,双方共同致力于边界问题的早日解决。此次印度打着“保卫不丹”的旗号越过已定边界进入洞朗,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人为制造洞朗地区争议,阻止并牵制中不两个主权国家的边界谈判进程,阻碍中不关系正常化进程。

中印关系近期波折起伏,风险增大

1988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成功访华,开启了中印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此后,中印关系虽偶有波折,但总体来说,中印双边关系迅速发展,合作领域日益拓宽。边界问题方面,中印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谈判与管控机制:1993年印度总理拉奥访华,中印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界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2003年中印建立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2005年中印签署《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明确了中印解决边界问题的11项政治指导原则,双方同意在“全面和长期利益”的基础上寻求边界问题的政治解决,“确信边界问题的早日解决将促进两国的基本利益,因而应作为一项战略目标来推动”。双边关系层面,2005年4月,中印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在经贸、投资、人文、军事等方面交流日益扩大。此外,中印在气候变化、国际金融危机、能源和粮食安全等重大问题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

但是,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印度国内却始终对中国存在战略疑虑,近年来印政界、学界“疑华”、“反华”的氛围日渐浓厚。

首先,印越来越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同中国相似,印度是人口大国、发展中大国、亚洲大国,赶超中国的雄心常在。而受1962年边界冲突战败的打击,印度对中国的心态始终比较复杂,一方面希望汲取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经验,另一方面怀有一种悲愤的不平衡心态,希望以尽可能快的速度超越中国,认为在全球市场、地缘影响力等方面,中国都是印度的竞争对手。毫不夸张地说,印度的一只眼睛始终瞄着中国,即便在官方出版的年度经济报告中,印度政府也往往将中国作为参照标准来进行对比。

印度国内经常拿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做文章。最近几年来,中印贸易总额不断攀升,而伴随印度工业化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快,印度对中国生产的制造业产品需求巨大,印对华贸易逆差也日益扩大,中国成为印度第一大贸易逆差国。印中贸易关系被印各界形容为“不平衡”“不可持续”,为阻遏中国产品进入印度市场,印度政府频频对中国产品发起贸易救济措施,2017年上半年,印度对华发起12件贸易救济调查案件,高于美国,成为发起数量最多的国家。印社交媒体上也兴起“抵制中国货”运动,包括印人党秘书长在内的多名政府高官参与其中。与执政党关系密切的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RSS)在其年度大会上通过决议,指责中国从军事及经济上都对印度造成了“极严重威胁”,并鼓动印度民众对中国商品进行公开抵制,要求政府禁止中国制造业在印度市场自由运营,禁止中国玩具、手机、电子产品等进入。

印外交政策的转向也是其对华态度出现转变的重要原因。近年来,印度外交政策逐渐由传统的“不结盟”转向寻求与美日建立更紧密关系。2014年莫迪上台后,美印领导人频繁互访,美国提出“印度—太平洋”的战略概念,奥巴马确认印度是美国“主要的防务伙伴”。2015年6月,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访问印度,双方签订了新的10年防务合作协定。根据该协定,美国将帮助印度建造航空母舰,为其提供最先进的技术支持,并与后者合作制造航空发动机。2016年8月,美印谈了12年之久的《后勤保障协议》得以签署,协议规定美印战机、军舰可互相使用对方的军事基地、补给设施等,并可共享后勤服务。2017年6月,莫迪访美与特朗普会晤,美印防务合作取得新进展。美国向印度出售22架MQ-9B长航时无人侦察机。美印日三国还发起一年一度的“马拉巴尔”联合军演,以中国作为重点模拟演练对象。

2015年以来,中印关系波折陡增,风险增大。印度对两国关系的定性由原来的“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转为“更为紧密的发展伙伴”,在海洋安全问题更多认同美日立场,拒绝参加“一带一路”倡议,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问题上反应强烈,认为中国在其加入核供应国集团问题上故意设卡阻挠。而伴随印度经济增长的加快,加之部分政客、媒体的大力煽动,印度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对于中印交往中出现的问题往往不能理性看待,动辄就认为中国在“恶意阻挠印度大国崛起”。

 

中印是邻居,也是大国,在交往中出现矛盾与摩擦是正常的事。但是,国家的领土主权不容挑战。印方公然派军队越过双方承认的边界线进入中国境内,这一行为严重损害中国主权,也是对国际法基本准则的无视和违反。印方需认识到,中方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决心和意志坚定不移,印度只有老老实实撤出去,才能真正开启此次争端的解决进程。

 

    (来源:《军事文摘》,2017年第9期,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