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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暴恐形势新变化及其影响

国研院 时间:2017-06-02 作者: 谷宁 责编: 龚婷

[内容摘要]近来,“伊斯兰国”受国际反恐力量持续打击,“内线核心区”与“外线扩张区”颓势同步加剧,已在覆灭边缘。其不甘失败,一面加强军事顽抗,一面化整为零、分散逃生。这引起国际暴恐势力的分化重组,改变了全球恐怖袭击的形式与特点。新的国际暴恐形势使世界安全持续承压,给国际反恐合作带来一系列新挑战,并引发了诸多负面连锁反应。面对变局,中国应重点突出、分类施策,强化内外反恐举措,积极稳妥推进国际反恐合作。

[关键词] 暴恐形势 “伊斯兰国” 反恐合作

2011年以来,受中东持续动荡影响,国际暴恐势力回潮呈现出时间长、范围广、烈度大的特点,而“伊斯兰国”正是其突出表征。它的突起与衰败牵动各类恐怖组织分化重组,改变了国际暴恐形势的未来走向。研判这些新变化及其对世界安全形势、国际反恐合作和各国社情民意的影响,有利于针对施策,遏止国际恐怖主义威胁的进一步扩散。

一、“伊斯兰国”败势尽显、多措求存

2014年突起“建国”至今,“伊斯兰国”由盛转衰,已到存亡关头。只要国际社会“打恐”合力聚而不散,那么其顽抗就只能延缓而难以改变“核心区”的破亡。但是,逃散并不意味着“伊斯兰国”的失败,而只是表明这个曾一时占地割据的恐怖主义组织,重新回到了游击状态。

(一)“打恐”进展积极,“伊斯兰国”内外双线颓势加剧。当前,打击“伊斯兰国”在叙利亚、伊拉克“核心区”势力的战局,可被视为一部“双城记”。伊拉克摩苏尔攻城进度过半,东部城区已被收复,西部老城继而合围。持续两个多月的围攻正逐渐推进战线,虽遭遇顽抗甚至“化武”袭击,但胜利应只是时间问题。困难的是战后如何维稳,避免库尔德武装、什叶派与逊尼派力量在失去共同敌人后矛盾激化。叙利亚拉卡城被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军”(SDF)于北、西、东三面包围。今年4月13日,该武装宣布其发动于2016年11月6日的“幼发拉底河之怒”行动进入第四阶段,将着力扫清拉卡北部的“伊斯兰国”据点,切断其与西部战略要地塔布卡的联系,进一步孤立拉卡城。[1]由此看,拉卡战役已趋近临战点,而担负主攻任务的很可能将是以库尔德“人民保卫军”(YPG)为主体的“叙利亚民主军”。此前,美国出动装甲车在曼比季隔开库尔德武装和土耳其军队,又用直升机空投叙民主军力量至拉卡西南,切断了通往阿勒颇的公路。目的正是尽力隔绝外界牵制,争取独得反恐“果实”。总体看,“伊斯兰国”已丧失叙、伊超过65%的地盘,更仅剩6.8%的伊拉克领土,人员锐减至不足1.2万至1.5万[2],实力大不如前。

另一方面,“伊斯兰国”的“外线”扩张也遭遇顿挫,多地分支受反恐力量清剿或“同行”打压,累有重创。“呼罗珊省”与阿富汗塔利班激战,又遭美摧毁“哈里发电台”、投掷“炸弹之母”轰炸地道网络,已损失查布尔、楠格哈尔省大部,残余力量分散蛰伏阿北部边境;“利比亚省”丢失在苏尔特的最后据点,向南分散逃窜;附庸组织“博科圣地”被尼日利亚政府军持续打击,已撤离主要城市“领地”,重回游击状态;菲律宾阿布沙耶夫武装势力也遭受极大削弱,估计现有成员已不足350人。[3]

(二)“伊斯兰国”困兽犹斗,同时推进“2.0版”“外线扩张”。为避免覆亡,“伊斯兰国”一面加强军事顽抗,一面积极分兵“外线”,以化整为零、分散求生。在“核心区”,其依托摩苏尔老城人口密集区布置防线,炸毁油井遮蔽空袭视线,利用“人盾”阻挠敌人炮火进逼。同时埋伏狙击手、利用汽车炸弹、安设火箭发射器并组织小股游勇偷袭,阻滞攻城进展。在叙利亚,他们加紧重整军势,撤退卡拉蒙地区、哈马和德拉周边的武装人员,着力布防“首都”拉卡。为预防失败,也开始有计划地向代尔祖尔方向转移,留出逃散通道。

在“外线扩张”方面,与之前不同,此次扩散主要目的不是“开疆扩土”,而是要在败局中进行战略转移、“迁都”蛰伏以伺机再起。“伊斯兰国”将主要寻找战乱连年、政府控制力弱、地貌条件复杂且可受益于大国博弈的地区落脚。叙利亚东部—伊拉克西部广阔的荒漠地带,阿富汗北部边境及阿巴边界地区,也门中南部,北非—西非—东非恐怖三角等地都具有其实现“狡兔三窟”的相应环境。其将模仿2001年阿富汗战争后“基地”总部的逃散策略,推动组织结构扁平化、领导“去中心化”,力图保存主要有生力量,暂停鼓吹“建国”理念,以避敌锋锐。扩散中,不排除“伊斯兰国”成员与其它反政府武装,甚至与其劲敌“基地”组织合流或相互渗透,以实现“嫁接共存”,埋伏下可随时启用的“暴恐细胞”。

二、国际暴恐形势加速演变

“伊斯兰国”的败散及顽抗,导致国际暴恐势力的重新布局与分化重组,引发暴恐活动特征及具体恐袭手段发生快速变化。

(一)国际“圣战”力量平衡向“基地”有限回摆,各方竞合态势更加复杂。“伊斯兰国”式微,不断丧失其“圣战”道路合法性的领土与物质基础,反过来证明“基地”总部四处游击、与分支联系松散且主攻西方“远敌”的“圣战”模式更具韧性。特别是“基地”分支的突出代表“征服阵线”[4]和“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长期深耕当地,走“本土化”发展道路,与各派势力“打成一片”,不仅加大了反恐辨识难度,更模糊了恐怖组织与割据武装的传统界限,为国际“圣战”运动树立了“暴恐生命力”更强固的成熟样版。可以预见,当“恐怖双极”中的“一极”衰败,会在短期内形成一个不稳定“单极”状态,吸引暴恐人员向“基地”回流。

不过,暴恐“老店”“基地”总部曾受到“伊斯兰国”迅速崛起的极大冲击,加之此前已遭到国际社会多方打击,长期不振。此次能否“再兴”尚取决于如下因素:其一,能否擦亮暴恐“老品牌”,在意识形态、头目魅力、钱财输送诸方面重塑吸引力;其二,能否短期内稳固组织基本面,补充人、财、物力,强化对分支控制;其三,国际社会对“基地”组织态度如何,会否重新集中力量打击。而“伊斯兰国”也不会放弃争夺国际“圣战”领导权,短时人员合流可能只是求存的“权宜之计”。在叙、伊之外的部分地区,比如西非,有迹象表明,“伊斯兰国”已开始壮大势力,图谋遏制当地“基地”分支发展。

(二)“伊斯兰国”“外线”新扩张引起附庸组织分化重组。一方面,部分分支将加速“伊斯兰国”化。呼罗珊、黎凡特和马格里布三大“暴恐弧”中的若干区域,可能吸引“核心区”干部集中流入,从而获得更多资金、人员和恐袭、“治国”经验,甚至受其直接指导运作,暴恐模式发生转变。另一方面,一些“行省”,特别是原本就与“首都”联系松散的组织,将产生更多“离心”倾向。此类分支的脱离或因主动选择,或是听命总部而改变战术,通过模糊彼此关系获得更大独立性。这种“伊斯兰国化”和“去伊斯兰国化”的“二律背反”将伴随其衰落全过程,而“离心”程度和脱离速度,主要受其势力强弱影响。因此,即便被迫弃城、潜伏各地,“伊斯兰国”也将择机制造事件,发动恐袭,以证明存在,维系威望。

(三)2015年以来国际暴恐活动的一些特点将进一步加强。其一,随暴恐势力扩散,受袭国增多,恐袭的短期频度、烈度增大。如,原本相对平静的德国、孟加拉国等连发多起恐袭;土耳其等原本受害严重的国家,形势则更加恶化。但需指出的是,全球恐袭总量正不断下降——这也客观印证了“伊斯兰国”逐渐衰弱的事实。其二,袭击“大分散、小集中”的态势继续加强,伊拉克、阿富汗、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叙利亚等国仍是恐袭“重灾区”。[5]其三,外国“圣战者”回流加速,藏身难民潮迁徙或转战第三国现象突出。其四,无领导“独狼式”恐袭与有组织连环袭击并举,袭击者更侧重选择普通民众聚集的交通枢纽、酒吧、购物广场、体育场馆、宗教场所等“软目标”犯案。而大量的袭击案例指明:在反恐资源充沛,各项反恐举措完备的国家或地区,恐怖分子多被迫进行“独狼”袭击,以躲避侦查、提高成功率;而在反恐能力比较薄弱的地方——通常也是欠发达地区,有组织犯案会更为猖獗。

(四)暴恐与反恐斗争持久胶着,一些恐袭新特点开始显现。一是,恐怖袭击的报复性和模仿性进一步加强。2016年枪杀俄驻土大使事件以及今年元旦凌晨伊斯坦布尔夜总会袭击案,都有强烈的“宣战”、报复意味;而去年发生在法国和德国的卡车冲撞袭击,今年又被复制到英国伦敦和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二是,各类袭击的破坏性进一步加剧。败走过程中,“伊斯兰国”采取焦土战略,进行暗杀袭击,使用生化武器,已无所不用其极。“征服阵线”等极端组织在叙利亚储存、转移并试图使用氯气等有毒物质,而化武扩散已严重威胁到黎巴嫩、约旦等周边国家及部分国际航线安全。三是,很多袭击,特别是“独狼”恐袭的发动者是受害国本国人,且他们的身份特征高度相似:是移民或者移民的后代;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难以融入主流而渐趋疏离,境况堪忧;接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乃至极端主义思想等等。四是,串联、谋划恐袭的手段更隐蔽。恐怖组织在线下埋伏更多休眠“暴恐细胞”,建设电讯伪基站和“联络节点”;在线上建立暗网,利用“电报”等新通讯软件,铺设专属加密“信道”以实现一对一、一对多的煽动和组织。更要求袭击者“少想”、快做以躲避侦查。最后,袭击重点有所调整,为补充财源而进行的走私贩毒、绑架勒索等刑事犯罪大量增加。

三、国际暴恐新形势的复杂影响

“打恐”的暂时胜利难以根治恐怖主义,国际暴恐势力“回潮”持续涌动,新的暴恐形势给世界安全、国际反恐合作和各国内政外交都带来了新的挑战。

(一)世界安全持续受压,未来前景不容乐观。如果打击“伊斯兰国”核心区的战斗能够顺利推进并最终获胜,那么世界反恐压力将因“暴恐首恶”的一时重挫而有所缓解。这不仅是因为军事打击极大消耗了暴恐有生力量,更是因为,通过逼迫“伊斯兰国”由集中的割据武装变回四散的游击状态,使其丧失了控制“国土”时能获取的种种资源,包括:掠夺石油及文物以走私获利,强征重税、人员以扩充实力等等。暴恐活动的集中策源地和重要桥头堡被打掉,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武装人员也失去了一块前线“战训基地”。这些成果无疑是一段时期以来国际社会反恐合作的重大进展。

然而,“打恐”的阶段性胜利只能“镇痛”而难以“止血”,与恐怖主义的缠斗将走向暗流更多的“深水区”,稳住国际安全形势仍面临一系列棘手问题,例如:如何确保“伊斯兰国”不会如其前身“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AQI)一样,在敌对军事力量撤出后死灰复燃?如何清除其反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意识形态流毒,防止出现另一个类似组织?特别是“伊斯兰国”败退引发新一波暴恐扩散,势必带来更加碎片化、暗网化、多样化的袭击威胁——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重新校准反恐力量的目标?这些问题的解决难以毕其功于一役,需要分类筹谋,计较长远。更为根本性的问题是乱源不清,则乱象难除。本轮国际暴恐势力回潮源起动荡的中东,外溢至非洲、外高加索、中南亚和东南亚等地,暴恐主力是“极端暴力圣战萨拉菲派”恐怖组织,目前未见显著退潮。近年来,“阿拉伯之冬”效应不断放大: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及也门等国战乱频仍,难民潮扩散;埃及、突尼斯虽完成政治过渡,但困于经济虚弱、国内矛盾难解,突尼斯更成为向境外输出极端分子最多的国家;沙特、伊朗地缘争夺正酣,助燃多地教派冲突;而近年逐渐边缘化的巴以冲突,在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似有走强趋势。这些乱局的持续存在,意味着滋生极端思想的土壤仍未涤荡,国际安全形势就会出现起伏,持续承压。

(二)新形势下,国际反恐合作亟待化解三对主要矛盾。大国地缘博弈形成的权力真空使“伊斯兰国”能兴;各势力利用其打压敌人、壮大自己助其可续;自然,打恐能胜就需主要反恐力量完成利益置换,实现彼此妥协。当前,俄、美关系在特朗普执政后“高开低走”并逐渐进入“斗争轨道”,土耳其、伊朗、沙特和以色列诸国在叙利益纠缠难解。拉卡一战怎么打、如何占关乎各方战后博弈筹码,破题并不容易。未来,共同的敌人被削弱后,走向深入的反恐合作如何继续凝聚共识,保持合力也将面临更大考验。新形势下,三对主要矛盾日益凸显:

第一,各国不断加强国内反恐与国际反恐合作依旧相对薄弱的矛盾。主权国家作为国际体系最主要行为体,必然将有限资源倾斜至国内,但其需要面对的另一个现实是:国际恐怖主义的跨国、越境串联前所未有地增强。特别是借助互联网新技术实现的远程遥控和招募,使国家间边界变得格外模糊。如果国际社会不能保持积极的合作反恐态势,那么难以抑制的暴恐泛滥可能反过来威胁国内安全。这属于现今各类全球治理困境中最为致命的危局之一。第二,反恐资源分布与实际需求的矛盾突出。一方面,战乱和治理失序的国家,本易发源暴恐势力或吸引恐怖主义组织汇集;另一方面,由于各国打恐、防恐和治恐能力强弱不均,“挤出效应”叠加“洼地效应”使“国际恐怖活动从发达国家向落后国家和地区大规模快速转移和扩散。”[6]。近来发生在西方世界的恐袭,由美国“挤出”,更多肆虐在联防能力薄弱的欧洲,而全世界的恐袭则多发于所谓“脆弱地带”。这表明世界反恐能力与需求已然倒挂,形成了结构性难题。第三,暴恐形势快速发展和反恐举措难以及时有效跟进的矛盾。暴恐手段越来越与高新技术融合,暴露出反恐立法迟滞性和技术防范被动性,加剧了人权与反恐、自由与安全的固有矛盾。

当然,在与恐怖主义的持续斗争中,国际反恐合作已取得有目共睹的成绩。反恐理念更趋理性与成熟,斗争机制建设愈加完善,联合国的主导地位与作用日益凸显,对暴恐的应对、特别是打击支恐跨国金融网络与互联网极端思潮传播已趋于常态化。但是,反恐“双重标准”等旧问题依旧难解,新问题又层层叠加,未来的反恐合作依然要在重重阻碍中砥砺前行。

(三)国际暴恐形势变化引发连锁负面反应。暴恐回潮难平不仅危害各国安全,更会对经济、社会、政治等方方面面造成潜移默化的负面影响,需要引起高度警惕。在经济方面,恐袭会直接恶化旅游业境况,影响投资者信心;而中东多国高度年轻化的人口构成和高失业率,又容易在经济不景气时诱发社会动荡,形成恶性循环。土耳其、埃及、突尼斯等国的经济复兴受此拖累尤为明显。在社会层面,新的极端思想传播方法和恐袭手段,对国境、社群的渗透能力更强,煽动性和危害性也更大。它异化宗教正信,扩散仇恨与恐惧,加剧对立与偏见,形成更疏离的少数群体以及更分裂的社会。此类环境不仅易滋生极端暴力“圣战”思想与行为,甚至容易激进化反对这些思想的力量,促民粹主义和极左、极右翼思潮抬头,形成对立加强的不安定因素。

社会思想的变化会最直接地反映在各国的政治生活中,甚至被选举时的社会动员进一步放大。2016年国际关系中两大“黑天鹅”事件——英国脱欧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背后都有民粹思潮的影响。而今年欧陆多国的选举中,呈上升势头的极右翼政党也常拿反恐和移民问题作为提升竞争力的抓手。当然,恐袭对政治的影响是多元的,不仅复杂化选举形势,也阻滞和平进程:上一轮日内瓦和谈期间,叙利亚霍姆斯恐袭案就直接改变了谈判议程,事实上成功搅局。

从更深远的角度看,上述负面影响若不及时加以管控、治理,那么文明间的裂隙与隔阂就会不断加大,“文明冲突”就可能一语成谶。而伊斯兰文明寻求复兴的方向亦会变得模糊,态势将更为艰困。

四、国际暴恐新形势下的中国对策

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我国的海外利益日益广泛且重要;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带动我国与沿线国多领域合作换代升级,经贸联系愈加紧密,人员往来更加频繁。因此,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在中东作乱并外溢至各地区,对我国切身利益也就有了更大危害。当前国际暴恐新形势对我主要威胁有三:一是恐怖分子加速“带菌”回流或转战第三国,威胁我国内外安全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有序推进;二是暴恐势力对中亚、南亚、东南亚各国的不断渗透,影响我国西部边陲稳定;三是由暴恐碎片化加强的支恐跨国金融网络及互联网极端信息的跨境流动,对国家安全有负面影响。面对威胁,我国亟需加强内外反恐措施,重点突出、分类施策,适时推动国际反恐合作以妥善应对。

(一)重点打击、防范“东突”暴恐分子回流与转战第三国。叙、伊战乱连年,致“东突”恐怖分子、特别是“东伊运”暴徒在该地区数量大幅增多。他们在“前线”战训时间长,思想更为极端,一面以前述更隐蔽手法传播暴恐音、视频,煽动我国境内特别是新疆地区民众进行“迁徙圣战”活动,并在出境受阻时实施就地“圣战”;另一方面则在“伊斯兰国”势微后加速回流,或转战周边国家、伺机而动,危害极大。对此,我应强化与反恐前线国家和暴恐扩散沿线国家的反恐情报交流,保持定人定点持续追踪,着力推进与各国的双边人员遣返、引渡机制。同时,应加强在东南亚、南亚和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反恐宣传,介绍我宗教、民族政策,避免当地穆斯林社会误信“东突”分子蛊惑。

(二)筑高网络反恐技术长城,线上线下双向打压“迁徙圣战”。虽然目前我国所受网络暴恐侵害尚不明显,但已有快速发展苗头。对此,我应强化预防意识,借鉴欧美模式,协调校、企和政府的信息部门,研发能够高效抓取、分析、拦截网络涉恐信息的有关软件,抓紧破解相关程序,解密加密信道传播信息暗码。同时,注意以新情况、新问题为事实依据,加速有关信息管理条例和相应法律的出台。在线下,针对目前我国境内“迁徙圣战”迂回流窜、多点出境的特点,运筹相关机制,联动各省公安、安防部门,织密社会反恐网络,在严格西北、东南边境省边检的同时,注意东北边境通路的涉恐安全检查。

(三)加强对我国境外机构、人员的安保防护工作。其一,驻外机构应提高反恐级别,主动自检安保缺漏,强化风险意识与安防培训,完备应急处置制度;其二,驻外使领馆可进一步完善在外公民登记备案工作,同时与驻在国军、警各方建立良好合作关系,促其加强对我国驻外机构和人员的保护;其三,在反恐重点国家以及警力不足的地区,可依据《反恐法》原则规定,适时探索我国反恐力量与当地反恐力量有效对接的机制与办法,并考虑引入民间安保企业力量,布局国内外反恐安保产业建设。

(四)积极稳妥推进国际反恐合作。当前紧迫逼人的暴恐形势,客观上要求加强并事实上助力于国际反恐合作的深化。我国应把握这一有利时机,顺势推进多项工作:一是,在暴恐势力有跨域勾连企图的重点地区以及我“一带一路”倡议推展的重点国家,加速推进区域反恐机制建设;特别是着力化解双边人员遣返、引渡等难题,使有关合作成为“一带一路”倡议推展的必备要件和重要组成,促成多国合作反恐的高压态势。二是,持续跟踪恐袭手段的变异,推动与反恐先进国家在“去激进化”等前沿问题领域的共同研究。三是,引导国际反恐合作更加重视网络新恐情、暴恐活动与跨国刑事犯罪合流等问题,加强与国际刑警组织信息平台I-24/7的情报共享。四是,对反恐能力薄弱的国家,力所能及地加大援助力度。择机促推以联合国为主导,各国普遍参与的多、双边反恐培训和反恐资源共享。需要指出的是,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反恐合作中既要积极主动,行之有效;又要根据自身国情量力而为。同时,要时刻警惕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反恐“双重标准”做法,坚决抵制其利用“东突”问题向我国施压,反对其以“打恐”为由侵犯有关国家主权,在联合国等多边场合宣示我国反恐的严正立场和公正态度,为国际反恐合作做出积极贡献。当然,根除恐怖主义仍需苦练内功,谋求综合治理、标本兼治。坚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建立健康的宗教价值体系,构筑以拥护祖国为上位价值的多元民族文化,健全各项反恐法律法规,加强反恐、防恐的全民参与。唯如此常抓不懈,才能保证我国安全形势的长期稳定。

注释:

[1]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 “Syria Situation Report: March 30- April 14, 2017”, Apr 14 2017,http://www.understandingwar.org/backgrounder/syria-situation-report-march-30-april-14-2017. 

[2]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Department of Defense Press Briefing by Lt. Gen. Townsend via teleconference from Baghdad, Iraq”, Dec 2016, https://www.defense.gov/News/Transcripts/Transcript-View/Article/1030405/department-of-defense-press-briefing-by-lt-gen-townsend-via-teleconference-from.

[3]新华网:《13人在阿布沙耶夫武装与菲军方交火中死亡》,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6-12/12/c_129401066.htm。

[4]“征服阵线”(Jabhat Fateh al-Sham)原名“胜利阵线”(Jabhat al-Nusra),是“基地”组织在叙利亚的主要武装分支,今年1月28日,其联合其它四个小型恐怖组织,更名为“黎凡特解放组织”(Hay'at Tahrir al-Sham)。本文沿用“征服阵线”一名。

 [5]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 “Global Terrorism Index 2016”, Nov 2016, http://economicsandpeace.org/reports, p.12.

[6]王震:《关于全球反恐战争转型问题的再认识》,《阿拉伯世界研究》2016年第5期,第36页。

(来源:《理论视野》,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