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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视角

“一带一路”是中国崛起的和平发展之路

时间: 2015-07-20     作者: 郭宪纲    责任编辑: 李敏捷

                      郭宪纲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一带一路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2013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分别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1th-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倡议(Initiatives),简称为“一带一路”(The Belt and Road)倡议,并写入了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全会文件。2015328,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简称《愿景与行动》),对“一带一路”构想提出的时代背景、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合作机制等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

中国以丝绸之路来命名这一倡议,原因在于古代丝绸之路的精神是和平友好、包容开放、互利共赢、互鉴互助,与目前国际形势演变下中国的外交构想是十分吻合的。

 

一、“一带一路”的合作领域、原则、方式和平台

(一)“一带一路”以“五通”为主要合作领域

“一带一路”构想所涉及的合作领域非常广泛,概括来说,就是《愿景与行动》所提到的“五通”内容。“五通”指的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

“政策沟通”指的是与沿线各国加强政治对话,加强政治互信,创设多层次的宏观政策交流机制。实现各自国家发展规划的交流对接,制定统一的区域合作政策,共同解决合作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为推动典型项目建设提供政策支持。

“设施联通”指的是加强铁路、公路、港口和航空港等硬件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联通水平。同时,还要在运输规则、通关换装等方面提升软性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运输效率,降低运输成本。除了交通基础设施外,还要加强油气管线、电路电网等能源管道和电线电缆等信息通道的畅通与安全。具体而言:

在物流运输体系方面,要改造完善或重新规划铁路、公路、港口和航空口岸等基础设施的硬件建设,提高通达水平。推进建立统一的全程运输协调机制,逐步形成兼容规范的运输规则,构建水陆空立体联运体系。

在能源供应体系方面,要建设维护油气管道和输电线路,保证能源供应的安全性和可持续性。

在信息传播体系方面,要建立跨境光缆等通信干线网络建设,加强各国通信部门之间的交流合作,促进信息的自由传播与流动。

“贸易畅通”指的是提高所涉区域内的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切实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促进产业合作,鼓励新型贸易形态,优化产业链分工布局。

“资金融通”指的是沿线各国加强金融合作,推动货币稳定体系、投融资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增大双边货币互换的范围和规模,打造相应的投融资平台,加强金融监管,控制金融风险。

“民心相通”指的是沿线各国应在友好合作的丝路精神指导下,加强各国人民在社会、文化、教育、体育、旅游等各领域的交流,增进相互了解,提升相互信任,为开展合作夯实民意基础。

五通中的“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分别着眼于高层对话和底层交流,既是合作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开展其他合作的重要条件。这两个方面的合作开展不好,其他合作也无从谈起。“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则是开展合作的三个具体领域。这五个领域点面结合,虚实互补,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

(二)“一带一路”的主要推动原则、方式和平台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构想在推动过程中,遵循以下原则,采取以下方式,依靠以下平台:

1、主要的原则是“共商、共建、共享”

首先,“共商、共建、共享”体现了共同协商、共同实施和共享成果的原则。在推动合作的三个阶段,即从早期的共同策划,到中期的共同实施,到后期建成后的共同受益,都需要中国同相关国家“商量着来”。

其次,“共商、共建、共享”体现了平等原则。“一带一路”所涉及的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要平等对待,发挥各自优势和积极性,这是能够推动“一带一路”构想取得进展的根本前提。

最后,“共商、共建、共享”体现了公开原则。涉及“一带一路”构想的所有决策都将在公开透明的前提下做出,不会搞什么“幕后决策”和“黑箱操作”。公开原则还体现在它欢迎沿线国家以外的其他国家、国际组织和实体发挥建设性作用,参与到“一带一路”的建设中来。

2、是开放和循序渐进也是推动“一带一路”的原则。“一带一路”的建设不局限于古代丝绸之路的地理范围,而是从中国周遍区域入手,随着条件成熟,逐渐向外延伸。

3、主要推动方式是以“政府指导、市场运作、企业主体、项目带动”。

“一带一路”构想所涉地区大,领域广,情况非常复杂,离不开政府的指导性作用。政府必须在各国政策对接、总体规划制定、重点难点项目实施以及市场风险评估和规避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只有在充分发挥政府先导性保障性作用的前提下,民间力量才能够积极参与。

政府发挥指导性作用,并不意味着所有事情都由政府“包办”。推动“一带一路”构想,也要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尊重市场规律和国际通行做法,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让企业发挥市场行为主体的作用。企业对于市场活动有着天然的敏锐性,能在获取信息、锁定商机、配置资源、开展竞争、提高效率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在具体操作层面,还要依靠“项目带动”。“一带一路”的宏大构想最终都要落脚在一个个的大小合作项目上。若没有成功的项目,再好的构想也终将是一纸蓝图。要精心组织一批具有先导性和示范性的大项目,尤其是将已经在建的项目实施好。对于项目的规划与实施,应该是政府引导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的过程,不能由政府单独说了算,也不能完全交给市场,应该在各方参与、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形成最优选择,这样才能保证项目规划与实施的科学性,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主要的平台是以现有机制为主。

“一带一路”的合作机制以现有的多边合作机制为基础,致力于实现其互补融合,并不寻求“另起炉灶”和“推倒重来”。

 “一带一路”构想所涉及的合作机制众多,如上海合作组织(SCO)、中国-东盟“10+1、亚太经合组织(APEC)、亚欧会议(ASEM)、亚洲合作对话(ACD)、亚信会议(CICA)、中阿合作论坛、中国-海合会战略对话、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经济合作、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等。这些机制在各自范围和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一带一路”将会发挥这些机制的积极作用,“借力行船”。

 

二、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背景

(一)世界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

当今世界,正经历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深入发展,发达经济体复苏乏力,新兴经济体潜力巨大,多边贸易投资格局和全球治理模式酝酿新调整。为抢占经济发展新机遇,各国一方面进行结构改革,推动技术创新,实现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在多边贸易投资格局中激烈博弈,在议题设置、规则制定等方面占据主导,实现于己有利的发展。各种贸易投资的新规则、区域、次区域的合作倡议和机制纷纷出台,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同时进行,经济失衡现象突出。这客观上要求创设一种跨区域的合作框架。“一带一路”构想地跨亚欧非大陆,将“东亚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贯通起来,正是这样一种跨区域的合作平台。

(二)周边地区发展任务艰巨

中国周边地区大都是发展中国家,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巨大,但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发展任务艰巨。同时这些地区与所谓的“不稳定之弧”大部重叠,安全形势较为复杂。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威胁论”在周边国家有所抬头。周边国家在加深与中国经贸关系的同时,在政治安全问题上疑虑也在上升。近几年,中国与部分周边国家的领土和海洋争端逐渐升温,某些域外势力推波助澜,力图挑拨中国与周边的关系来牵制中国发展。周边问题成为部分域外大国牵制中国发展的抓手之一。面对这种形势,中国于2013年提出了发展周边关系的“亲、诚、惠、容”理念,倡议同周边构建“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而“一带一路”构想正是为了实践上述理念 “一带一路”构想地跨亚非欧大陆,涉及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等中国“大周边”的所有地区,实现了周边全覆盖。尤其是将中亚和东南亚作为优先发展方向,更是着眼于解决地区争端,塑造和平稳定的周边秩序。“一带一路”构想的“五通”目标,不仅限于经济合作,让周边国家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还着眼于政治安全对话和社会人文交流。这对提升中国同周边国家的深度融合,改善周边人民对中国的认知,构建“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都大有帮助。

(三)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中国经济在经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发展速度有所下降,面临产业升级和结构改革的重任,中国经济进入了所谓“新常态”。在“新常态”背景下,中国产业闲置了大量产能,而广大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对这些产能存在较大的需求,若中国能输出这些过剩产能,则双方可能实现互补式发展。三十年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已经让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国内资源与国际资源的相互关联度空前提高,中国若想实现“新常态”下的健康发展,必须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利用好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必须将过剩的产能高质量转移出去。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国改革也进入攻坚阶段。在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要实现平稳着陆,这个任务并不容易。随着各种利益格局的形成,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本身除了经济技术的制约之外,还要承担较大的社会压力。同时,中国人口结构进入快速老龄化时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在此背景下,如果中国大量的过剩产能,找不到出口,这不仅会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也会延长中国经济转移升级的时间。通过建设“一带一路”,中国的这些过剩产能可以向那些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转移,有利于促进他们的经济发展,实现互利共赢。

当然,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不仅要实现量的扩大,还要摆脱传统思路,实现质的提升。以往的对外经贸合作,更多采取了“点式”发展,很多合作项目都是孤立进行的。今后建设“一带一路”,要形成“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的格局,除了单独具体的项目合作之外,还要有宏观政策的协调,产业政策的对接,实现可持续的共同发展。

另外,通过深化内外经济的联动,也可以利用来自外部的压力形成“倒逼”机制促进国内改革。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构想,基于而不限于历史上丝绸之路的地理范围,通过弘扬和平、合作、友好的丝路精神,立足现实,同相关国家共同开创美好的未来。

 

三、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构想的目的

对于中国的构想,国际社会某些人士不以为然,认为崛起的中国居心叵测,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是要凭借经济实力控制亚洲乃至全球的经济,将美国挤出东亚并取代美国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这种观点实际上还是没有摆脱传统的冷战思维模式,仍然以旧的眼光看待“一路一带”倡议。最典型的事例就是美国对待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消极态度。

这恰恰说明“一带一路”是一条艰巨的探索之路。中国实践“一带一路”倡议的目的就是要走出一条和平发展的新路。具体言之:

一是为了打破“国强必霸”的魔咒

人类历史上,一条铁律是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或迟或早必然发生战争,他们的关系是零和游戏,无一例外。因此,随着中国的崛起,关于中国力量上升后要控制亚洲、非洲,乃至全球,要与美国必有一战的说法甚嚣尘上。任凭中国反复表示要建立和谐世界,中国要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并与周边国家和睦相处,但这种中国要主导世界论调还是不绝于耳。看来,人们已经习惯了旧的思维方式,改起来难度相当大。

为了改变上述旧的思维定式,中国在外交理念和外交实践方面都有所创新,提出了建立“互利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新型国际关系”包含三个方面,一是与美国建立以“相互尊重、互利共赢”为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二是与周边构建以“亲诚惠容”为特征的“新型地区大国与周边关系”,三是在国际社会倡导以“和平、合作、共赢”为特征的新型国际关系,这三种关系分别对应中国的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和多边外交,是中国对现代国际关系的继承和发展。

同时,除了在外交上,在双边和多边的国际舞台上不断表达中国的和平愿望外,采取行动改变这种传统思维模式是十分重要的。“一带一路”就是中国为此采取的具体行动,以此来证明中国不仅自己发展,而且要带动其他国家和地区共同繁荣,要与其他国家共享中国的发展经验和成果,要帮助他们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要以这种造福于地区和世界的行动打消国际上对中国发展的重重疑虑。

因此,“一带一路”的实践和所倡导的和平、友好、合作、共赢的“丝路精神”,正是体现了中国和平外交的鲜明特征。不管是“共商共建共享”的推动思路,还是开放包容的原则,还是构建“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宗旨,都充分体现了平等、尊重、共赢的基本特征,这是保证“一带一路”构想能够顺利开展的基本前提。反过来,“一带一路”构想的实践,必将弘扬中国和平发展的理念,开创一种新的国际关系格局,塑造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秩序。

二是稳定周边的需要

和平与发展是一对相辅相成的关系。经济发展受阻,人民生活贫困,社会动荡不安,和平难以持久。中国周边长期处于动荡不安。恐怖主义在西亚、北非、南亚之所以十分猖獗,搅得民不聊生,难民巨增,流离失所,人民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原因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地区经济落后,有利于恐怖主义繁衍。所以中国要帮助他们摆脱贫困。为此,首先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修路,发展贸易,互通有无,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消除恐怖主义的经济根源。中国周边地区繁荣了,人民安居乐业,极端势力自然失去了滋生的土壤。中国的外部安全环境就大大改善了。

三是亚洲和非洲和平发展和复兴的需要

亚非欧大陆的很多国家,历史上都曾是西方的殖民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落后。独立后经济长期处于落后状态。近来,亚非地区经济发展势头喜人,但毕竟基础较差。而且,在当前发达经济体复苏乏力、新兴经济体遭遇困难之际,各国为抢占发展优势,除了致力于自身改革、促进产业升级之外,还通过签订FTA等排他性安排获取规则优势,甚至有的推行贸易保护主义,这对全球经济复苏和消除经济失衡并无益处。在此背景下,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较为严峻的发展压力,需要加强合作实现复兴的目标。

中国与亚非其他国家人民的命运相同,属于同一命运共同体。中国不仅自己复兴,而且要带动整个亚洲和非洲复兴。亚洲和非洲发展起来,中国的复兴、繁荣与和平才可以持久。

四是推动中国自身的发展需要,特别是中国中西部的发展需要

改革开放30 多年的快速发展后,中国经济成就很大,但不平衡。中西部占中国面积的80%,人口的60%,但GDP不到全国的三分之一。这需要在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大环境中解决,具体而言就是要充分发挥中西部自身优势,利用与邻国交往的便利优势,互通有无,共同发展,为中国西部安全环境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

五是亚洲区域合作的需要

亚洲区域合作组织很多,但泛亚合作没有实质进展。合作水平也不高:欧洲内陆运输条件很好,跨境没有关税和路费,物流成本很低,只占整个生产成本的5%,最多不超过8%。而亚洲要高得多,占到30%40%左右,跨境的要超过40%。一个集装箱从上海海运到伊斯坦布尔不到3000美元,但是走陆路运输要8000多美元,原因是基础设施差、关卡太多。“一带一路”构想就是改变这种状况,在亚洲实现互联互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使亚洲经济联系得到加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赖,矛盾减少。中国地处亚洲,亚洲的区域合作加强了,在共赢的局面下中国的安全环境可以大大改善。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绝非宣传,而是基本具备了实施的经济和技术条件:

一是中国的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2014GDP突破10万亿美元大关,制造业在2010年就已成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雄厚,可为“一带一路”倡议涉及的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投资。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2020年前,亚洲地区每年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高达7300亿美元。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多国共同来解决。中国已表示建立400亿美元丝路基金,倡议成立的亚洲投资银行开局顺利,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提供了金融支持。

二是中国的高铁技术业已成熟,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且具有价格优势。要致富先修路,而铁路是运输的主要交通工具,横贯亚欧大陆的铁路如达到时速200公里以上,时间大大缩短,经济效益倍增。比如,从上海到鹿特丹空运一个40英寸集装箱要45000美元,但只需要一天;海运3000美元,需要35天,铁路运输按时速100公里15天到达,需要9000美元。如果时速提高到200公里以上,运输成本可大大降低。

目前,周边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一路一带”倡议都表示支持。俄罗斯最初有疑虑,但中国与俄罗斯沟通后,俄罗斯打消顾虑,表示希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美国表面上也不反对,甚至欢迎与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联接。蒙古也希望“一路一带”能与蒙古的“草原之路”衔接。韩国政府表示“一路一带”倡议可与韩国的欧亚倡议结合起来。

这反映出“一带一路”与其他相关国家发展经济的构想是一致的。但是,“一带一路”毕竟是一条人类所没有走过的道路,会受到许多旧思维、旧模式的干扰,因此,在实施的过程中还需要不断进行探索。中国有句老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在沿线国家的共同努力下,“一带一路”一定能够走得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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