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诺克斯•劳顿与现代海军史学的兴起

历史教学问题 | 作者: 刘晋 | 时间: 2018-11-06 | 责编: 龚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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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海军史家约翰·诺克斯·劳顿为海军史学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他最先提倡用科学的和现代史学的研究方法研究海军史,以纠正传统海军史著以及海军观念中的神话和错讹之处。由他推动成立的海军史料协会大力推动了海军档案史料的编辑和出版,为现代海军史学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在他的努力下,海军史研究的业余状态得到改变,成为受人尊敬的现代史学分支。以阿尔弗雷德·马汉和朱利安·科贝特为代表的一批英美海军史家在劳顿奠基性工作的激励下,弥补了他缺乏一部里程碑式大规模海军史著的缺陷,真正兴盛了现代海军史学。

关键词:约翰·诺克斯·劳顿;海军史;现代史学;阿尔弗雷德·马汉;朱利安·科贝特

 

现代海军史学兴起于十九世纪中后期的英国。兰克及其门徒以批判研究多国档案史料的方法推动了史学研究的现代化,英美两国的一批史学家及海军军官最早在海军史这个领域进行了类似的工作。在这一过程中,英国海军史学家约翰·诺克斯·劳顿(John Knox Laughton)发挥了奠基性的作用,是推动海军史学成为现代史学严肃分支的先驱性人物。他率先提倡海军历史的科学研究,主张以科学的研究方法批判性地研究以海军档案为主要一手资料的海军历史,并推动了极具影响的史料搜集、编辑与出版组织海军史料协会(Navy Records Society)的成立。劳顿的奠基性工作激励了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初期的三代英美海军史学家,催生出一批卓著的现代海军史学著作,确立了海军史学在英美世界中严肃史学分支的地位。然而,劳顿的影响存在重大缺陷,随着同代人的逐渐谢世,以及后世几部重要史著的漠视,他的这一功绩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人遗忘。[i]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来,英美学者重新确立了劳顿的功绩。1965年,加拿大皇家军事学院的唐纳德·舒尔曼(Donald Schurman)教授在其开拓性著作《海军养成:不列颠海军战略思想的发展,1867-1914》中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重新展示了劳顿对现代海军史学的奠基作用。在这一基础上,海军史学家、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系教授安德鲁·兰伯特(Andrew Lambert)于1998年出版了首部劳顿研究专著《海军史之根基:约翰•诺克斯•劳顿、皇家海军与史学》,严肃地分析了劳顿的实践及其产生的影响,牢牢确立了劳顿在现代海军史学中的奠基人地位。作为补充,四年后,兰伯特又编辑出版了《约翰•诺克斯•劳顿爵士教授文书,1830-1915》,直观展示了劳顿对诸多史学家的影响。[ii]海军史在人类历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是“使世界历史成为一体的主要联结物”。[iii]然而,对于这一史学分支奠基人的功绩,我国学者尚少关注。有鉴于此,本文将对劳顿的史学功绩及缺陷进行阐述和分析,并对现代海军史的兴起作一些介绍。

一、作为海军教员与史学家的劳顿

1830423日,劳顿出生于英格兰西北部重要商业港口利物浦。[iv]其父詹姆斯(James Laughton)是一名具有加尔文主义信仰的酒商,在1812年的英美战争中充当过船长和私掠船指挥官。尽管詹姆斯的酒品贸易收益颇丰,足以支撑他转入地产行业,他显然无意让其子女继承他的商务事业。劳顿兄长曾任悉尼学院院长,还出版过有关英国马恩岛的介绍性小册子。劳顿亦受到良好教育。他曾先后就读于其时著名的皇家学校和剑桥大学凯斯学院。剑桥浓厚的学术与历史氛围让劳顿走出了利物浦的浓厚商业文化,训练了他的科学思维方式,即“解决某一问题之前先熟稔精通它的事实基础,以及对准确性的无比强调”。[v]这种思维特点贯穿于劳顿一生的研究方法之中。

1852年,劳顿以一等第34名的成绩通过极为严苛的数学荣誉学位考试,从剑桥大学毕业。在无法从学院取得一份研究员的工作后,他决定加入海军,并于翌年正式成为一名文职海军教员,主要负责向海军见习军官教授数学及其他科学科目。尽管当时的英国文职海军教员收入不高且没有军衔,只能在军队中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劳顿仍终生服务于海军和海军的事业。父亲的经历,利物浦浓厚的海洋氛围以及剑桥的教育无疑对他的执着和忠诚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作为一名教员,劳顿兼具出众的教学能力和不逊于他人的战斗勇气。在十三年的军舰教学生涯中,他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誉,被认为是“海军最出色的教员”。他还先后参加了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国在波罗的海以及第二次中英战争中在佛山湾的战斗,并因为表现英勇而荣获战役奖章。[vi]

1866年,劳顿得到皇家海军学院梅因教授的赏识,被任命为该学院的教员,主要负责向预备参加炮术课程的军官教授数学、气象与海洋勘测等科目。早在六十年代初,劳顿就在与西普里安·布里奇(Cyprian Bridge[vii]合作编辑“阿尔及尔”号(Algiers)船报的过程中意识到历史的科学研究对于海军的重要性。[viii]海军学院的任职让劳顿有更多的机会进行海军史的研究与教学。他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海军史研究,陆续发表了几篇论文,强调海军史研究的重要性以及以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海军史,以纠正传统海军史著以及海军观念中的神话、不准确甚至错讹之处。[ix]在海军学院十九年的教学过程中,由于具备丰富的科学和海军史知识,劳顿成为公认的专家和海军事实上的发言人,这使他能接触和影响到一批青年军官以及具有重要影响和地位的高级军官。这里面就有帮助他在海军学院开设海军史课程,接触并推动公共史料局(Public Record Office)海军部档案向一般学者开放的海军中将阿斯特利·基(Astley C. Key);[x]劳顿事业的支持者,后来成为海军上将和海军部第一海务大臣的路易亲王(Prince Louis of Battenberg);深受劳顿影响并深刻影响了马汉事业[1]的美国海军上校史蒂芬·卢斯(Stephen B. Luce)以及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本人。[xi]

18854月,劳顿从海军学院退休,同年7月接替其好友、当时的著名史学家萨缪尔·加德纳(Samuel Gardiner)出任国王学院的现代史教授。此后,劳顿正式以史学家的身份步入英国主流史学界。如果说在服务海军的三十二年期间,劳顿颇为成功地唤起了一部分海军军官对海军史及其科学研究的兴趣,那么他在国王学院的二十九年则是其将海军史学引入主流史学,将文人史学家引入海军史研究的时期。这二十九年是劳顿最为高产,也最具影响力的时期。这一时期,他严格依据一手史料,主要是档案史料研究海军史,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书评,为《国家传记词典》撰写了九百多条,[xii]总计超过一千页的海军人士传记,破除了传统海军认识中的许多神话。为使更多的史学家能接触到一手的档案材料,他还推动了海军史料协会的成立与壮大。在他担任该协会第一任秘书的十九年间(1894-1912),该协会搜集、编辑、出版了四十二卷海军史料,这其中他本人就编辑出版了7卷。这些工作刷新了人们对海军史研究的认识,使海军史研究得到了英国主流史学界的认可。作为当时的海军史权威,他还引导了许多人严肃地进行海军史研究。这其中包括海权学说的创始人马汉以及后来成为著名海军史学家、战略理论家的科贝特(Julian S. Corbett)。

二、海军史及其科学研究

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之前的英国,民众长期漠视海军及海军史,对它们的状况极为无知。在英国海军“统治海洋”(rule the wave)的时代,这种状况主要由两大原因造成。颇为讽刺的是,这首先是因为拿破仑战争之后英国取得了事实上的海上主导权。然而,这种长期不受挑战的主导权却逐渐导致英国民众对英国天然就掌握这种权力的想当然态度。其次,海军在十九世纪几次重要战争中的作用不明显。克里米亚战争中英法两国陆军完全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德意志统一战争中也似乎没有海军的影子。陆军和陆地防御似乎代表了未来,海军的预算持续缩减。这种状况导致了这一时期英国海军的相对衰弱状态以及在蒸汽革命的海军尖端技术方面持续落后于她的主要对手法国。[xiii]

即便是海军军官,也对海军史研究的价值高度怀疑,而这则是由海军科技的快速更新以及海军史本身的业余状况所致。首先,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十九世纪中期以后的海军科技发展迅猛。蒸汽动力的运用,火炮、装甲等技术的交替革新推动了舰只设计的频繁变化。剧烈的科技更新导致了两大后果。第一,海军在这一阶段完成了从风帆时代向蒸汽时代的转变,蒸汽动力的钢铁战舰取代了在长达两百年的时间里几乎未有重大变化的三层甲板风帆战舰。第二,剧烈科技变化导致了海军装备与舰只型号的“不确定性”,装备与军舰尚未建造完成时就可能已经过时。为了应对这种变化,更为关注科技发展细节的技术专家与官僚开始在英国海军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两重后果为海军史的研究设置了重大障碍。对相当一部分海军人士而言,“三层甲板的终结意味着海军史的终结”,风帆时代的海军史已经无法为新时代的海军提供教益。[xiv]

其次,十九世纪中期之前的海军史研究处于一种极为业余的状态。限于原始材料的缺乏和浪漫主义的史学研究方法,十九世纪中期以前为数不多的海军史著存在着不准确、错讹众多、可读性不强等诸多弊病。[xv]这些史著的作者们通常只满足于对过去事件进行编年式的记录,人们既很难从这些著作中获取准确的知识,除了一时的自豪和精神振奋,也很难从单纯的编年史叙述及狭隘的血腥战斗描述中得到具体的教益。

正是在这种科技发展迅猛、海军史价值遭到怀疑的背景之中,劳顿大力倡导海军史及其科学研究。具体而言,他在这方面做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学术研究以及社会活动两个层面。在第一个层面上,他首先明确阐述了海军史研究的价值,并通过对海军史之科学研究的提倡和实践一改海军史研究的业余状态,树立起海军史研究受人尊敬的严肃地位,改变了英美两国海军内一部分人对海军史的认识。[xvi]在第二个层面上,劳顿运用自己在海军内部的影响力推动了英国公共史料局一部分档案的公开,推动成立了以收集、编辑和出版一手及稀见海军档案史料为宗旨的海军史料协会的成立。他还参与到推动公众对海军史关注的社会活动之中,参与组织了轰动一时的1891年英国皇家海军展览。

劳顿认为,海军史的研究内容十分丰富,绝不只是对过往事件和战斗的记录而已,应包括对过去事件的起源、造成战斗胜负的原因以及造成诸国海上力量强盛的影响的研究。[xvii]只有通过对这些内容进行科学而严肃的研究才能得出真正的教益。具体而言,科学的海军史研究能够带来的教益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这一研究能使人们更好地理解英国的海洋惯例和制度,了解它们在数百年的传承中产生的优缺点,更清楚地认识到对这些惯例和制度是要改革、保留还是抛弃。对于英国这样一个岛国来说,这样的研究尤其重要。第二,审慎的海军史研究将有助于破除人们“对过去的盲目崇拜”和“对未来的恐惧”。[xviii]劳顿以其对西班牙无敌舰队的研究例解了海军史研究的这种功能。在其为他自己编辑并由海军史料协会出版的第一卷海军部档案《与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有关的国务文件》撰写的长篇导言中,[xix]劳顿试图摧毁一个著名的神话,即伊丽莎白时期征讨英国的西班牙无敌舰队乃是由风暴击毁。他证明了击退无敌舰队入侵的乃是英国海军,有力地证明了海军防御的价值。他的这一研究得到后世海军史学家研究的支撑,至今都是无敌舰队史学的基础。[xx]第三,海军史的科学研究即是对战略、战术、组织与纪律的研究,并是这些研究的唯一可靠基础。[xxi]

关于“科学研究”的具体内涵,劳顿本人的认识则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发展。第一个阶段是他在海军内任职的时期。受其在剑桥的科学训练及其本人自然科学著述的影响,这一时期劳顿的研究方法具有浓厚的实证主义特点。他认为,科学乃是“精确而严密的知识,与松散、模糊和经验性的知识不同”。[xxii]科学研究的具体路径是首先界定要研究的主题范围,通过科学的路径建立庞大的观测数据,然后发展出一个能解释这些现象的理论,最后再用真实的现象去验证这一理论。他认为,这种方法比前人的方法更为准确和科学,适用于所有学科。他试图做的乃是“解释观测到的现象,而非观测现象以证明理论观点”。[xxiii]此时,他尚未将史料本身纳入其科学研究标准之中。接触到海军部的档案之前,劳顿主要做的就是审慎地分析前人的二手著作。

1879年开始接触海军部档案后,劳顿逐渐认识到一手史料的重要性。1885年后,在兰克史学方法的推崇者加德纳的影响下,在为《国家传记词典》撰写大量条目的过程中,[xxiv]劳顿完全转变为现代史学家,充分意识到出处分析、一手史料,特别是批判分析多国档案史料对于海军史研究的重要价值,并开始注重档案史料的编辑和出版。这一阶段,劳顿依然保留了早期的实证主义作风,他的大量文章就是一个个的案例研究,为以后的大规模研究建立起规模庞大的“数据库”。现代史学的研究方法加上劳顿可靠的研究,海军史研究得到英国主流史学界的认可。加德纳在担任英国史学专业化过程中的重量级刊物《英国历史评论》(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编辑的十一年间积极地支持了劳顿及其海军史研究。更为重要的是,劳顿为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主持,并于1907年出版的《剑桥现代史》第三卷撰写了《伊丽莎白与西班牙的海军战争》一章。[xxv]

三、劳顿的遗产与缺失

在现代海军史上,劳顿留下了三大遗产。一是他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就开始提倡的科学研究方法。劳顿对海军史的科学研究,以及将现代史学研究方法运用到海军史研究中的提倡和实践,在世界范围内和整个军事历史学界都是领先的。就英国军事史学界而言,类似的研究要等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才开始出现。[xxvi]即便在产生了现代史学主要奠基者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德意志,劳顿的工作同样领先。德国军事历史学家汉斯·德尔布吕克(Hans Delbruck)的现代军事历史杰作《政治史框架中的战争艺术史》第一卷于1900年出版时,劳顿已经发表、编辑了大量著述,受其影响的科贝特已经出版了两部以现代史学方法写成的英国海军史,即便是不那么注重史料的马汉也已开始有意识地运用一手史料出版了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的一部传记。[xxvii]时至今日,现代史学的研究方法已经成为海军史研究的基本要求,任何海军史学家都无法绕开一手档案材料的批判分析而进行严肃的史学研究。

二是推动海军档案史料的公开和出版,推动成立了海军史料协会。他在这方面的遗产极为显著和持久。1879年,在时任第一海军大臣阿斯特利·基的帮助下,劳顿始能接触到存放在公共史料局的海军部材料。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他是唯一能接触到这些材料的人。在他的努力下,海军部1792年之前的材料最终于1886年对外开放。[xxviii]1893年,在海军众多高级军官和显贵以及一批史学家的支持下,劳顿推动了海军史料协会的成立。该协会的目标为“首先,编辑与出版阐明海军历史、管理、组织或社会生活的手稿;第二,重印稀缺的或通常难以获取的与海军有关的作品;第三,出版类似的外文手稿或作品译文”。[xxix]这一协会的成立和工作对海军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那个时代英国的主要海军史学家要么本身就是该协会的成员,在编辑史料的过程中受到现代史学方法的训练,要么就深受其影响。此外,该协会还将一批文人史学家吸引到了海军史学的研究中来,加德纳和科贝特就是著名的例子。[xxx]

劳顿的最后一项遗产同样意义重大,但颇为脆弱,那就是他对单个海军史学家的直接影响,以及通过后者对后世研究者的间接影响。直接受到劳顿影响的著名海军史家包括马汉和科贝特。劳顿对马汉的影响最初是通过后者的上司,美国海军学院的创始人和首任院长卢斯施加的。劳顿和卢斯的会面始于1870年,他们在众多问题上持有共识。此后,劳顿的著述持续对卢斯产生影响。劳顿关于海军史研究价值的论述成为卢斯推动成立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核心思想之一。[xxxi]卢斯又雇佣了马汉,让其脱离了他颇为厌恶的海上生活,直接推动了他的海军史写作。马汉最重要的海军史著《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首先在英国,然后才在欧洲和美国及至世界范围内取得成功,而劳顿则是最初将这本著作引入英国的人。[xxxii]此外,从马汉与劳顿直接来往的书信可以看出,他视劳顿为当代的海军史权威,频繁地向后者咨询和请教。

鉴于科贝特对后世海军史研究产生的影响,劳顿对他的影响更为重要。尽管从笔者所能接触的材料来看,还无法直接确认劳顿是如何对科贝特的研究产生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到底有多大。但是,仍然可以就两项已有的事实做出合理的推断,认为劳顿曾经直接对科贝特产生过不小的影响。首先,科贝特的第一部现代海军史著《德瑞克与都铎海军》是在海军史料协会编辑相关档案文件两年后出版。劳顿则是邀请科贝特入会的人,并在这一时段担任协会秘书。劳顿曾经指导过科贝特的这项研究大概是自然而然的事。第二,科贝特曾经公开表示,海军史的复兴意指该研究“建基于对一切相关权威充分而批判性的研究”,而劳顿则是这一复兴运动(即现代海军史的兴起)的“创始人”。[xxxiii]作为这一运动中与劳顿有过密切接触的重要后来者,科贝特对劳顿功绩的认可表明他亦曾受到劳顿的影响。

尽管如此,劳顿在个人层面的这种直接影响力十分脆弱。这是其史学著述的性质所决定的。首先,尽管劳顿一生著述极为丰富,这些著述中的绝大部分是小规模的文章、书评或者传记条目。从安德鲁·兰伯特(Andrew Lambert)整理的劳顿著述目录来看,他也出版了为数不少的书籍,共十四部。[xxxiv]但是,这些书籍要么是关于自然科学的,要么就是之前出版的传记条目集成,要么就是主要供青少年阅读的短篇名将传记,没有一部连贯成体系的大规模海军史著。其次,他的海军史著述散落在各种期刊杂志长达数十年的出版物之中,这就使网络时代之前的学者很难接触到劳顿的著述,无法感受到他的影响。随着劳顿同代人及他所能直接影响的那批学者逐渐谢世,他的功绩也就极易为人遗忘。最后,上文所述史家约翰·古奇及亚瑟·马德对劳顿功绩的忽视对他的声望曾造成过重大损害。[xxxv]一言以蔽之,缺乏一部连贯成体系的大规模海军史著成为劳顿推动现代海军史兴起过程中的唯一重大缺憾。

鉴于劳顿在他那个时代几乎无可匹敌且名副其实的海军史专家声望,这种缺憾看起来颇为奇怪。马汉就认为,凭借劳顿在海军史方面的广博知识及其已经做出的成绩,他出版一部大规模史著只是时间的问题。劳顿本人也曾计划为他所预期成立的海军史学系写作一本教科书,从海军的视角重新检视英国历史,但他终究未能完成这项任务。[xxxvi]关于这一缺憾,劳顿研究的先驱唐纳德·舒尔曼(Donald M. Schurman)及权威兰伯特都认为,经济压力下的大量工作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除了海军和国王学院的报酬,劳顿别无其他私下收入,只能为杂志撰写大量短篇文章补充收入,以供养一个颇为庞大的家庭。此外,兰伯特还认为,这可能是时代风气所致。九十年代之前,海军史著的市场还比较狭小,而且当时的人们更愿意在杂志上发表文章,杂志的影响也要远甚于书籍。[xxxvii]

经济和时代风气方面的原因无法充分解释劳顿的缺憾。首先,劳顿之前几乎不存在现代史学意义上可靠的海军史材料,他所写作的大量小规模文章和传记本身就是开拓性的,其难度和所耗费的时间精力并不逊色于写作一部专著。其次,同时代的马汉在经济方面遇到的压力同样不小,他也曾为此写了大量短篇文章和评论,但他仍旧写出了四大部海军史专著。最后,劳顿本人也曾经写过自然科学方面的专著。因此,劳顿缺憾的根本性原因只能存在于他本人对于历史写作的态度之中。自然科学训练出身而又终生不曾彻底抛弃实证主义观念的劳顿大概太过追求确定性了,对他来说,写作一部历史之前必须要确定这段时期的所有必要事实,否则便无法下笔。[xxxviii]这种严谨和苛刻的态度因而既是劳顿史学功绩的一大动因,也是他写出一部大规模海军史的巨大障碍。[xxxix]

四、现代海军史学的兴起

通过小规模准确的研究破除过去海军史中的神话,倡导现代史学的研究方法,鼓励了一批现代海军史学家的成长,更重要的是,创立了海军史料协会,劳顿为现代海军史学的兴起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如上所述,劳顿所缺乏的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规模海军史著。马汉和科贝特在这方面决定性地弥补了劳顿的不足。尽管从严格史学研究的角度来看,马汉的著作存有明显的不足,[xl]他的作品,尤其是以《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为代表的海权四部曲对海军史的兴起产生了无可估量的作用。马汉著作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显著地激起了各国公众对海军,进而对海军史的兴趣。这种影响持续至今,在有着强烈海洋抱负的国家中尤其如此,有关海军史,人们言必谈马汉。现代海军史兴起的另一名关键人物科贝特则在劳顿开创的审慎道路上进行着研究。出生于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商人家庭,科贝特一生都没有过经济上的压力,因而在撰写大规模史著方面从容得多。[xli]劳顿为现代海军史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科贝特则通过其本身的大规模著述真正兴盛了海军史学。1898年,科贝特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大规模的两卷本海军史著《德雷克与都铎海军》(Drake and the Tudor Navy),并于同年开始为海军史料协会编辑伊丽莎白时期与西班牙战争有关的文件。该书使用了大量的档案材料并研究了国务政策与海军力量部署之间的关系,获得普遍好评。比较使用多国档案,将海军战术与战略置于整个国家政策和战略之中加以研究,这成为科贝特后来的一贯写作风格。在二十四年的研究生涯中,科贝特共出版7部海军史著,总计13卷,这其中包括使用日本当时未解密的一手档案写成的日俄战争海军史以及英国海军部一战官方海军史前三卷。在这些历史研究的基础上,科贝特还出版了《海洋战略的若干原则》(Some Principles of Maritime Strategy),首次发展出一套系统的海军战略学说,为现代海军战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xlii]

科贝特的史著绝大部分是在皇家海军战争学院任讲师期间撰写的讲稿基础上完成的,影响了一批重要的海军军官。这其中包括科贝特最重要的继承者,海军上将,对英国海军史研究发挥重要作用的赫伯特·里奇蒙。里奇蒙本人又极大地影响了后来成为著名战争史学家以及世界上唯一以冲突和安全为研究对象的学术研究部门(即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系)的教父利德尔·哈特(Liddell Hart),以及二战后的重要海军史学家,这其中就包括无视了劳顿功绩的马德,多么讽刺!直到今天,科贝特和里奇蒙的著作仍为海军史学家参考的经典。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劳顿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实际上是一直持续至今的。

劳顿的声望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才开始逐渐恢复,这归功于舒尔曼的研究。劳顿逝世八十年多年后,兰伯特的传记性研究则复兴了劳顿的影响。如上文所述,劳顿的著述散落在诸多杂志多年的出版物之中,他对当代及后代的直接影响颇为微妙,而劳顿本人又几乎从不夸耀自己的功绩,这就使得研究劳顿史学影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兰伯特几乎查遍了劳顿本人的著述和书信,与其有联系的主要人物的档案和著述,这本身就是一件浩大的工程。他的论述和结论都有可靠的原始证据支撑,并在必要之处直接附上了原文。因而《海军史之根基》本身亦是一部可靠、出色和重要的史学作品。劳顿有生之年曾经试图推动国王学院成立专门的海军史系,以便成体系地训练未来的海军史学家,使现代海军史学建立在永久坚固的基础之上,但最终未能如愿。这样一项工作,最后由继承了劳顿衣钵的兰伯特本人继续推动。1996年后的十年,兰伯特担任海军史料协会的秘书。《海军史之根基》出版的第二年,他成为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系的海军史讲席教授。2001年,他的这一讲席被正式命名为“劳顿海军史教授”。[xliii]

 

(来源:《历史教学问题》,2018年第5期)



注释:



[i] 劳顿对现代海军史学做出的贡献曾遭到严重漠视。英国史学家古奇和美国海军史学家亚瑟·马德在这方面负有责任。在其名著《十九世纪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中,古奇将现代海军史的兴起完全归功于马汉,彻底忽视了劳顿的作用。马德在其关于世纪转折时期的英国海军史名著《不列颠海权剖析》中将《时代》海军记者威廉·克劳斯(William Laird Clowes)视为海军史料协会成立的倡议人,忽视了劳顿对海军史兴起的贡献。见G. P. Gooch, 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13, pp. 402-424; Arthur Marder, The Anatomy of British Sea Power: A History of British Naval Policy in the Pre-Dreadnought Era, 1880-1905,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76, p. 45

[ii] D. M. Schurman, “The Editor: Sir John Laughton” , in his The Education of a Navy: The Development of British Naval Strategic Thought, 1867-1914, London: Cassell & Company LTD, 1965, pp. 83-115; Dr. Andrew Lambert, The Foundations of Naval History: John Knox Laughton, the Royal Navy and the Historical Profession, London: Chatham Publishing, 1998; Andrew Lambert ed., Letters and Papers of Professor Sir John Knox Laughton, 1830-1915, 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2.

[iii] Julian Corbett, “The Revival of Naval History”, The Contemporary Review, December 1916, p. 739.

[iv] 关于劳顿生平的资料,公开可得的主要有杰弗里·卡伦德(Geoffrey Callendar)在《国家传记词典》(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中撰写的小传及其在《时代》(The Times1915914日号上为劳顿撰写的《讣告》,以及上文所提舒尔曼和兰伯特的两部专著和一部书信集。

[v] Andrew Lambert, The Foundations of Naval History, pp. 14-17.

[vi] Andrew Lambert, The Foundations of Naval History, pp. 17-20; D. M. Schurman, The Education of a Navy, p. 83.

[vii] 西普里安·布里奇(Cyprian Bridge),劳顿的好友,后来成为海军情报局局长,对劳顿推动海军史料协会的成立具有重大影响。

[viii] Andrew Lambert, The Foundations of Naval History, p. 20.

[ix] 这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劳顿1874622日在英国皇家军种联合研究所宣读的《海军史之科学研究》,见J. K. Laughton,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Naval History”, Journal of the Royal United Service Institution(下文缩写为JRUSI), Vol. 18, 1874, pp. 508-527

[x] 阿斯特利·基(Astley Cooper Key1821-1888),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创始人,曾担任该院院长和海军部第一海军大臣,后来晋升为上将。

[xi] 史蒂芬·卢斯(Stephen B. Luce1827-1917),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创始人和首任院长,后晋升为海军上将。

[xii]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现改名为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xiii] 关于英国海军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前持续缺乏资金的状况,可见一项概述,Eric J. Grove, The Royal Navy since 1815: A New Short Histo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p. 1-19;关于蒸汽时代英国海军科技的持续相对落后状态可见一项近期的研究,Jan S. Breemer, “The Great Race: Innovation and Counter-Innovation at Sea, 1840-1890”, Corbett Paper No. 2, the Corbett Centre for Maritime Policy Studies, King’s College London

[xiv] 关于这一时期的海军科技革命,参见Arthur Marder, The Anatomy of British Sea Power, pp. 3-9;关于科技变化对英国海军思想的影响,见D. M. Schurman, The Education of a Navy, pp. 3-5.

[xv] J. K. Laughton, “Historians and Naval History”, in Julian Corbett ed., Naval and Military Essays: Being Papers Read in the Naval and Military Section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tudies, 1913,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4, pp. 3-22.

[xvi] 颇为讽刺的是,恰恰是这一时期英国海军内部对科学技术的关注推动了劳顿的海军史研究。他首先是以自然科学专家的身份在海军内部立足并得到广大海军人士的尊敬,这种尊敬有助于他对海军史研究的提倡得到认可。

[xvii] J. K. Laughton,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Naval History”, p. 509.

[xviii] J. K. Laughton,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Naval History”, p. 510.

[xix] J. K. Laughton ed.,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Defeat of the Spanish Armada, London: Navy Records Society, 1894.

[xx] 关于后世海军史研究对劳顿这一研究的支撑和认可,可参见当代著名海军史学家尼古拉斯·罗杰撰写的一部出色作品:N. A. M. Roger, The Safeguard of the Sea, A Naval History of Britain, 660-1649,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Inc, 1999, pp. 238-296

[xxi] J. K. Laughton, “Scientific Instruction in the Navy”, JRUSI, Vol. 19, 1875, p, 233.

[xxii] J. K. Laughton, “Scientific Instruction in the Navy”, p. 233.

[xxiii] Andrew Lambert, The Foundations of Naval History, pp. 24-25.

[xxiv] 劳顿的研究可靠性很强,据兰伯特介绍,他为《国家传记词典》撰写的条目至今都极具参考价值,见Andrew Lambert, The Foundations of Naval History, p. 95

[xxv] 兰伯特认为,这标志着海军史学的成熟,见Andrew Lambert, The Foundations of Naval History, pp. 96-97, 99-100.

[xxvi] Tim Travers, “The Development of British Military Historical Writing and Thought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 in David A. Charters, Marc Milner, and J. Brent Wilson eds., Military History and Military Profession, Westport, Conn. : Praeger, 1992, p. 34.

[xxvii] 关于德尔布吕克,见Gordon A. Craig, “Delbruck: The Military Historian”, in Peter Paret ed.,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from Machiavelli to the Nuclear A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326-353

[xxviii] Andrew Lambert, The Foundations of Naval History, pp. 74-75; D. M. Schurman, The Education of a Navy, pp. 88-89.

[xxix] J. K. Laughton, “The Study of Naval History”, JRUSI, Vol. 40, 1896, p. 809。关于海军史料协会的起源,可见该文第808页。

[xxx] 该协会十分活跃,出版了大批的海军档案史料,到目前已经超过160卷。

[xxxi] Andrew Lambert, The Foundations of Naval History, p. 122; “Editor’s Introduction”, in John D. Hayes and John B. Hattendorf eds., The Writings of Stephen B. Luce, Newport: Naval War College Press, 1975, p. 70; “Luce to Laughton”, in Andrew Lambert ed., Letters and Papers of Professor Sir John Knox Laughton, pp. 10-11.

[xxxii] John Knox Laughton, “Captain Mahan on Maritime Power”, Edinburgh Review, Oct. 1890, pp. 420-453.

[xxxiii] Julian Corbett, “The Revival of Naval History”, p. 734.

[xxxiv] Andrew Lambert, The Foundations of Naval History, p. 239.

[xxxv] 此二人对劳顿功绩的忽视颇为讽刺。古奇曾在国王学院接受过劳顿本人的指导,而马德则曾受到接受过科贝特直接指导的赫伯特·里奇蒙(Herbert Richmond)的影响。

[xxxvi] 劳顿计划中的史著题为The Interdependence of England’s Naval and Political History,草稿见Andrew Lambert ed., Letters and Papers of Professor Sir John Knox Laughton, pp.263-297

[xxxvii] Andrew Lambert, The Foundations of Naval History, p. 27.

[xxxviii] 英国哲学家和史学家柯林伍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曾精彩地指出极端实证主义观念给十九世纪的史学家造成的这种危害。受实证主义影响的史学家将历史事实当作是“分别独立的或者说原子式的”,这导致史学家将“每桩事实视为可以通过一项单独的认识行为或研究过程而被确定的事物……历史可知的整个领域便被分割成无数细微的事实,每件事实都要单独予以考虑”,“没有什么对于历史学来说是一个合法的问题,除非它要么是一个微观的问题,要么就是可以当作一组微观的问题”。实证主义“留给近代历史编纂学的遗产,就是空前的掌握小型问题和空前的无力处理大型问题这两者的一种结合”。见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增补版),何兆武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30-131页。

[xxxix] Julian Corbett, “The Revival of Naval History”, p. 735.

[xl] 限于材料的缺乏和许多事实尚未得到确证,劳顿认为马汉最初的作品应该是下一代”海军史学家在积累了足够多的材料基础上才可以开始写作的。

[xli] 关于科贝特的生平,可见一项传记研究,Donald Schurman, Julian S.Corbett, 1854-1922: Historian of British Maritime Policy from Drake to Jellicoe, London: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1981

[xlii] 科贝特著述的完整目录见James Goldrick and John B. Hattendorf eds., Mahan is Not Enough: The Proceedings of a Conference on the Works of Sir Julian Corbett and Admiral Sir Herbert Richmond, Newport: Naval War College Press, 1993, pp. 295-310

[xliii] http://www.navyrecords.org.uk/about-us/leading-figures/,查询时间:201839日。